梁启超事后写下心得日记，再次发出悲哀的感叹：“我曾自问：‘难道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而不可以享共和么？’求之历年来之现象，满汉间仇恨日深，各党派间形同敌人，社会间礼义廉耻几乎被洗劫一空……”显然，他感到未来社会有着不祥的阴影在中国大陆上徜徉。
但这不过是个落后的保皇党人的哀鸣而已。
梁无视官方沦丧的礼义廉耻，而单方面强调人民的礼义廉耻，并归罪于革命党人，足见他的政见不适合当时的革命大势。因为这时候的父母官员已经丧失了礼义廉耻。举个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杨翠喜案”来说事吧。
1906年秋，清廷鉴于形势，欲在关外另设立行省（即黑龙江），慈禧派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和载振出关考察。考察归来途经天津小住几日。《袁世凯权术阴谋奸雄之道》的作者写道：
天津是袁世凯的地盘，自然招待甚周。载振和奕助父子两人，老的贪财，小的好色，载振酷好女色。袁世凯深知这点，在宴请两人之后，特地请天津的名优女伶唱堂会。当天津的红角杨翠喜登台的时候，载振眼前一亮，这杨翠喜是个绝色佳人，那身段犹如风中杨柳，一开腔宛如莺声燕语。真是戏衬人，人衬戏，风情万种，把载贝子看得心旌摇荡，恨不得当时就把美人抱在怀中。
载贝子的心思被一旁的段芝贵（时任天津巡警督办）看出来了。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也是小站系的干将，段芝贵为人机灵又会带兵，深受袁世凯赏识，段芝贵很有眼色，借势拜袁为义父，后来袁世凯为民国总统，段芝贵又有干殿下之称，这是后话。
第二天，段芝贵找到杨翠喜的假母，花了12000两银子为杨翠喜赎身……很快，朝廷任命颁布了：徐世昌为总督兼管三省军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完全是袁世凯的安排。
《中国近代史词典》也载：
1907年5月，御史赵启霖向慈禧参劾：“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夤夜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无微不至，以13000金于天津大观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王奕助寿礼。”奏上，慈禧太后着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查报。载振闻讯将杨翠喜匿退。载沣、孙家鼐为顾全皇家体面，以查无实据复命。赵启霖反以“奏劾不实”革职。报章腾传，丑声四播。清延乃撤免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载振也疏称以“有难安之隐”为由，请辞农工商部大臣。
接着，《京报》（社长汪康年）对奕助、载振父子“及其私人，讥刺备至”，8月6日，因妄议“杨翠喜一案”为由，被民政部勒令停刊。
这件案子，既称“丁未大参案”，也称“丁未政潮”，因为事情还牵涉到袁世凯等中央政要。
御史赵启霖上的一道奏折，其弹劾的官员牵连了大清朝最有权势的大员：奕勖和袁世凯，一个是朝臣之首，领班军机大臣，一个是封疆吏之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然而，奕勖和袁世凯反败为胜。据《晚清文化地图》称：
所谓“丁未政潮”，是指清延权臣间为争夺权力而发生的一次激烈斗争，此年为农历丁未年，故有是称。军机大臣翟鸿机、岑春煊为一派势力，以直隶总督袁世凯勾结庆亲王奕助父子贪污纳贿、扰乱纲纪为由，向慈禧提出面劾。历经激烈复杂的争斗，结果以奕勖父子、袁世凯一方胜利而告终，瞿鸿机被罢归故里，当年千里救驾的岑春煊被斥出京。
你看，本来是维护“礼义廉耻”的人，反成了有罪的人。那么，是谁“洗劫”了“礼义廉耻”？慈禧的朝廷已被不知“礼义廉耻”的人所包围，成了用钱用势来争权夺利的政府机构，正义已被泯灭，道德已经丧失，慈禧身边已经没了可信、可用的人。
“礼义廉耻”，在孔子之前，就由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提出来了。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伸所谓的“四维”是：
1．一维绝则倾；
2．二维绝则危；
3．三维绝则覆；
4．四维绝则灭。
管仲认为：社会失去了“礼义廉耻”的制约，国家就会“倾危覆灭”。
对此，管仲没有过多的解释，倒是由后来的孔子孟子作了解释，以至成为政统与道统的治政名言。
所谓“礼”，是使人们生活中一切个人的或集体的言行规矩，能符合道理。《礼记》上说，“礼也者，理也”；《论语》上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当各路诸侯争霸，奴隶们也纷纷起来造反，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使得“礼崩”时，孔子很担忧，因此立志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到了战国，周朝就更乱套了，《孟子》上说，这是因为“上无礼，下无学”，从而导致“贼民兴，丧无日矣”。
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但在乱世，往往很难把持，“礼”，只有在太平时，才显得重要。在治平时期，秉持孟子的精神：“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所谓“义”，是指人的一切行为要正当。《论语》上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人的正当性，体现在道义上的担当。《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则舍生而取义者也。”
“成仁取义”，是做人的根本道德。孟子还主张这样的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所谓“廉”，是讲人的品德操守，明辨是非。《论语》上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
《孟子》上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
孟子还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这是说，一个人要有“天爵”的情怀，如果抛弃了这个操守，必然播恶于众人，天下哪有不乱、国家哪有不亡的道理呢？
所谓“耻”，即是指人与禽兽的区别。《论语》上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上说：“四者（指“礼义廉耻”），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日：‘行已有耻’。孟子日：‘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日‘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可见，是清朝高官，已先“国耻”存在：虚伪凌乱，浇薄残忍，冷酷自私，贪婪放浪，义利不分，怯懦苟且，消沉堕落。如上面提到的“丁未政潮”，显然没了“礼义廉耻”。清政府高官厚禄尚且如此，更不必谈一般官员了。但是，政府官员的腐败，并不足于逼使仁人志士起来革命，不过也是辛亥前后的革命理由之一。
当《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较量竟令保皇党人都哀怜兮兮，仍不足以令朝廷反思改弦更张时，革命是自然的。
就在“杨翠喜案”或叫“丁未政潮”发生后相隔四个月的9月4日，袁世凯入阁拜相，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任外务部尚书职位，进入清朝的最高权力中枢。同时入阁拜相的，是地方实力派湖广总督张之洞。
也就在这一年，慈禧批准了张之洞的建议：满、汉平等，用人不分畛域，以化解排满革命情绪。
这也正是在消除梁启超所谓“满、汉间仇恨日深”的忧虑。然而，这个“革命情绪”，以及改良派的“忧虑”，是否能化解？能消除呢？
显然不能的。
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革命党人大多在二十多岁，谈不上仇恨。如因广州起义（也称黄花岗起义）而牺牲的同盟会员林觉民，时年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据统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像林觉民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林文是东京《民报》经理。他们这些年轻人与慈禧政府有什么仇恨呢？没有。他们生前并没有像孙中山，或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是遭到政府通缉的，因此是谈得上结怨成仇的。那么，作为“一张白纸”的他们，为什么要与朝廷作对？要去作出牺牲呢？那是因为，他们要的是“为了寻求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他们义无反顾。砸碎暴政的锁链，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和国，这就是他们牺牲的初衷。”（语见傅国涌文：《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拿孟子的话说，他们实际上就是“舍生取义”的了。
他们要唾弃没了“礼义廉耻”的社会，他们要重新建造一个“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共和国。也许，他们当中有许多年少的革命党人并没有那么想，但至少有一个领袖是这么想的——孙中山，他在《民族主义》演讲词中说：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字公度，别号入境庐主人，举人出身；历任驻日本公使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公使馆二等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遭弹劾，被扣留上海洋务局，清政府允其回乡闲居；他还是著名诗人，著有《入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黄是位被誉为“器识远大，办事精细”的进步人士，他在致梁启超的信中称其宣传立宪事业是：“茫茫后路，耿耿寸衷。忍泪吞声，郁郁谁语。而何意公之新民说遂于吾前也……我公努力努力，四万万人之所托命也。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速矣。”
郭沫若在其《少年时代》称：
梁任公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是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岁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梁启超由民权的启蒙，转向君主宪政的启蒙，固然功不可没。但康梁他们与孙黄他们之间的斗争成败胜负，有目共睹。当初《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结果是，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占了上风，为推翻帝制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开辟了战斗的方向。而梁启超代表的改良派则深深地阻碍、并拖延了民主共和国的到来，而且严重地影响到今后民主共和的再创。这却是作为黄遵宪与郭沫若所未能洞悉的，他们和所有崇拜梁启超的人一样，只看到了他的文字的魅力及其不切实际的思想启蒙的一面。而梁启超自己与康有为，直至改良的屡次失败，仍然做着没落政府的立宪美梦，没有放弃过他们对革命党人的鄙视。
诚然，革命党人采取暗杀官员的恐怖手段，也不足取。人类要民主的进步，总是要让文明来落脚才算是光明进步的事业。单凭刺杀几个反动官吏，不但推翻不了反动统治，动摇不了它的社会基础，相反会把人们引向无秩序的无政府主义方向去，这对建立未来的新社会——中华民国，并无好处，从以后发生的陶成章被杀案、宋教仁被杀案等，都有历史上的前因。
而且，就改良派来说，他们也有不光明正大的一面，当初在改革受阻时，改良派居然也有图谋“围园杀后”故事，而这事本身也就有悖“礼义廉耻”，因而自食苦果。导致残酷的报应。
康、梁的创伤与孙中山不一样，孙中山是腹背受敌，被同志误解，被政敌中伤。这两位广东老乡在东京受到不同的打击。但，都能走出去，重振雄风。孙几乎放弃《民报》，另辟蹊径，实行武装起义的宣传；梁则放弃《新民丛报》转向呼吁宪政的“政闻社”，尽管他在日本遭到来自革命党张继他们的围攻，仍然坚持他的反革命信念。他的“政闻社”的影响迅速发展，在国内其他地方，许多立宪派的学生仿效政闻社在各省地组织了不少团体，他设任上海的机关刊物《政论》月刊发行量很大，超过任何刊物。政闻社，在为国内的立宪运动推波助澜。宪政的高潮随之而来，且跌宕起伏，欲罢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