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生前的确“未敢一日暇逸”。但她的操劳未能令人认可，“在这个国家万民同哀的时刻，一份出版的外文报纸重提那些诬蔑皇太后的残忍、谋杀和暴虐的传闻，那些无中生有的谣言，这公平吗？仅仅几天以前，她还是这个国家的国母，而外国人在这里过着一种特权客人的生活。”——守旧派人物辜鸿铭在《已故皇太后》一文中如是说：
以中国皇太后来说，除了每天必须劳神于那一大堆头绪万千纷繁的各色公文之外，她从实现野心中得到的另外好处是，无论冬夏，每天早晨必得四点半起床。不仅如此，她还不像纽约的社交妇女那样，尚能从次日数以百计的晨报上见到自己的大名，以及她料所出席的豪华宴会的记述，从中得到某种补偿。这样一个付出如此之多，得到如此之少的雄心勃勃的妇人，想必一定是一个卑贱愚蠢之人了。然而，无论怎么说，已故的皇太后都绝不是这种卑贱的蠢妇。
皇太后一直支持李鸿章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当听到法军炮击福州的消息后，立即传谕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大臣们都异口同声要求宣战。这时，皇太后指着小皇帝对大臣们说：“皇帝长大成人和我死以后，他要怎么干我管不着，但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允许有人说，一个妇道人家抛弃了祖宗留给她代为看管的遗产。”……也正是出于这种对皇室负责的责任感，她对其甥、人已故的光绪皇帝感到格外的气恼。这种气恼并非是其个人怨愤的结果，而实在是发自于责任。她为了保护祖宗遗产，已经奉献了整个一生，满怀希望地选择了光绪，原指望他能不负于自己的牺牲。然而，他不仅辜负了她的期望，而且还犯下了试图毁弃她的劳绩及其帝国遗产的罪行。在这最后几年的日子里，她仍然对光绪可能最终不负她的选择抱有一线希望。然而，当她看到他，这个她早年孀居时领养的孩子，这个她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孩子死在她之前的时候——她的生命之光便突然熄灭了。可怜的不幸的孩子已经死去，更加不幸的母亲能够做的，只能是立即随他进入坟墓。
慈禧的确不是“卑贱的蠢妇”。有位学者这样评价：
“她是一个精明的女人，一个富于个性的女人，一个无所畏惧的女人，一个大胆的女人。”
在她病逝后，有位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除了深感哀伤之外，还带着私人感情说“慈禧太后是位柔和、充满磁性的女人”。
但美国《纽约时报》则在说：
“她就像俄罗斯的凯瑟琳麦蒂斯（即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和英国的伊丽莎白那样，完全是凭借毫不动摇的残忍本性来获得并保持手中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