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对清廷的决定十分不满，但也奈何不了。
而国会请愿代表团感到“既奉朝命，劝谕解散，自不能再行存在”，以免“招致干涉”，于是只得向大家宣告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
在解散前，以代表团名义发出一份《通告各省同志书》，说：
“某等承全国诸父老委托之重，匍匐都门，请求国会。积诚罄哀，一年于今，三次上书”，“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
此告“同志书”，表示了立宪派们对清廷假立宪的愤慨及其百般无奈。
然而，有部分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竟在下诏解散的当夜，约集到《国民公报》报馆中，“经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
《国民公报》的主持人是徐佛苏。徐佛苏是梁启超至交，也是梁与立宪派人之间的桥梁。当中还有康有为派遣回来参加请愿的美洲华侨代表伍宪子。
徐佛苏记述了这次在报馆的秘密会议，大家有不再效忠清室的决定，还说将密谋革命，推翻现政权：
政府如不再恤国民痛苦，不妨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吾辈倡革命矣。“同仁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因请愿代表被清廷驱逐，吾辈同志有密谋地方革命之一段事实……鼓吹政潮，推翻清主。
（《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伍宪子也说到此次秘会：
当请愿代表被勒令出都之日，曾经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汤化龙、蒲殿俊等同为请愿代表参与密议之人，其一触即发，并非偶然。（此话同上）
慈禧是清朝的灵魂支柱。她在世时，北京还算平静，自她走后，她的帝国政治便走上了既是一派混乱，也是立宪派觉悟的态势猛涨。徐佛苏、汤化龙等立宪派人士的密议，鼓动各省谘议局响应起事并独立，具有前瞻性，故在武昌起义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汤化龙（1874—1918，湖北浠水县人。字济武，光绪进士授法部主事）。他回到武汉就和革命党人刘尧潋等周旋，并捐赠20元充革命团体文学社的经费。在武昌起义后，旋即支持革命，初任湖北军政府秘书，后又任政事部部长等职。
湖南的立宪党人黄锳也给革命党人陈作新（？—1911 湖南浏阳人）
字振民，同盟会员，后又参与焦达峰的共进会。其早年当过教师，曾随唐才常起事。1902年入湖南弁目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任新军二十五混成协炮兵营排长，因倡言革命被撤职，后该协创办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他被骋任教官，在发生“抢米”风潮时，他拟乘机发难，又被革职）3000两银子去运动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