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不负众望
我在床上躺了足足一周，当我再次出现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事了，当语文老师高老师在学校里碰到我的时候，见我头上贴着一大块纱布，微微一愣，眼神似乎闪过一丝不安与自责，迟疑着上前问我道：“你的头怎么啦？身体还好吗？我当时不明就里，笑着应道：“没什么事，挺好的，谢谢老师。”高老师略微尴尬地摇摇头，神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喃喃地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多年之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得以知道当时将我的反革命言论举报到县教育局，酿成轩然大波的人恰恰就是这位孱弱的高老师。虽然已经时隔多年，对当年的那场劫难早就不萦于怀，但得知举报我的人居然是高老师时，心里仍然震惊不已。按说高老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被人举报才被划为右派，虽然积极改造，但每当运动一来就被作为典型，被拉去批斗，历经折磨，一生尽毁。本来对这种行为应该深恶痛绝才对，为什么反而比什么人都积极地举报别人呢？联想到，古往今来，凡是叛国投敌的汉奸，背叛革命的叛徒，屠杀自己的同胞，残害自己的同志往往比敌人更加凶狠、残忍，心里既震撼又疑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似乎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不知道这种现象是不是全体人类都有的通病，还是中国人这个特殊的群体特有的劣根性呢？很想知道有没有人对此现象做深入系统的研究。
原谅她吧，从高老师眼神中透出的一丝不安和自责，我能知道高老师心底里还是个善良的人，一切都怪那个人类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扭曲了整个民族的人性。其实高老师的一生极其不幸，五七年那年，二十一二岁时候的她，师范毕业，分配到教育系统工作，年轻热情、天真幼稚，不知人心险恶。当时****在******的授意下，发动整风运动，号召知识分子向****提意见，帮助****整风，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小姑娘单纯无知，不知那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信以为真，结果被人举办，不断上纲上线，被划为右派，受尽磨难，大好的青春岁月都在农村劳动改造，刚谈好的对象也自然告吹。后来虽然摘帽平反，但已经是人到中年，青春已逝，韶华不再。五几年的大学生，算得是很难得的人才了，要是在正常的国家，在正常的年代，高老师应该是事业有所成功，学术有所成就，有个爱着她的丈夫，一、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平淡而快乐地度过一生的。不幸生在一个错误的国度，活在一个错误的年代，高老师最终终身未嫁，早早病退之后，晚年收养了一个弃婴，也由于先天隐疾，终至夭折，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无亲无故，一个人郁郁寡欢，孤苦寂寞，又多病缠身，颇为凄凉。据后来同学张丹生告诉我，高老师死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也无多少积蓄，还是老校长出面，向老师们和她生前教过的学生募捐，送走高老师最后一程，葬礼上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师和几个学生，场面极为冷清，我当时由于身在法国，没接到通知，后来闻之，不禁唏嘘不已。高老师一生孤苦凄凉，愿她在天堂安宁、快乐吧。那里没有政治运动，没有告密、举报，没有游街、批斗更不需要改造。如果有轮回，希望高老师慎重万千，远离这人神共弃的地方，投胎到一个正常的国度。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切记，切记！
在我病倒在床的一个礼拜里，全县的中小学校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爱党、爱领袖、表忠心的活动，我们学校是“肇事者”，自然不敢怠慢，各个课室的黑板上面，毛主席的画像高高挂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等红色标语贴满墙壁，与我们胸前鲜红的红领巾交相辉映，在一片红彤彤的教室里，充斥着狂躁、癫疯与无知，而在我的心里这一整片的红色还隐隐地渗着一丝丝的血腥。盯着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的画像，我抚摸着还隐隐作疼的眼角，心里暗暗发狠，对着画像，暗暗哼道：“哼，我就不信你真的能万寿无疆！”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在心里暗暗地盼着伟大领袖早日死掉。那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一个人早日死掉。
时光流逝，滑稽、荒诞的爱党、爱领袖表忠心活动在学校也逐渐式微，很快就到了学期末了，七月流火的夏日的一天，突然学校的广播又传出了久违的低沉而肃穆的旋律，一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我禁不住心头一喜，心脏嘭嘭直跳，难道我心里期盼的哪一刻终于来了？难道天公显灵，我的预言终于成真了？大家突然听到这压抑、沉闷、肃穆、哀伤的旋律，都是心头一震，一片寂静，我却心头犹如小鹿乱撞，兴奋莫名。
世间之事，往往事与愿违，死的并不是我心中期盼的伟大领袖，而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虽然朱德的名字在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听得不多，但从《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中我们知道了这个人，也知道他也是****少数的几个伟大领导人之一。虽然不是心里所盼，略有所憾，但毕竟也是个大人物，根据年初周恩来死时的经验，接下来一个礼拜，又可以不用上课了，又可以到处游荡撒野，尽情挥洒我们欢乐了。后座的张丹生早就按耐不住心中的兴奋，用笔偷偷地捅了捅我的后背，对着我挤眉弄眼，喜悦之色跃然脸上。
不出所料，接着下来，又是停课一个星期，更令我们喜出望外的是连讨厌的期末考试也不知何故取消了，这可乐坏了我和小同学们了，连最后的一点压力也消失不见，我们更加地玩得忘乎所以、不亦乐乎。谁曾想到，大人物的死居然成了我们欢乐的盛宴，快乐的节日！
当时我们的玩耍是哪样的尽兴，心情是如此的舒畅，以至于张丹生最后不无感叹地说：“要是那些大人物都死掉了就好了……”大人物们居于庙堂，高高在上，住着豪宅，吃着特供，指点江山，为所欲为，不可一世，动用一切宣传手段，颠倒黑白，强行洗脑，以为草民愚钝、好糊弄，不辨是非，还在对他们感恩戴德，顶礼膜拜，不知道可曾想到，天下苦秦久矣，无数江湖草民们正在日思夜盼，盼望着他们早日下地狱哩。
一九七六年，那一年虽然遭受了人生最悲惨的劫难，却也是我童年最欢乐的一年，虽然我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但是少年心性，玩耍永远都比学习快乐。九月一日，学校准时正式开课，但是暑假玩疯了的我们根本收不回心性，老校长一如既往地坐了最后一排压阵，老校长颇有威严，同学们都不敢造次，这可苦了最爱玩耍、最调皮捣蛋的张丹生了，五十分钟的课时如坐针毡，浑身都不自在。有一次趁着老师转身在黑板上板书的时候，忍不住悄声地对我嘟囔着道：“怎么还不死掉啊？”我微微一怔，问道：“什么死掉？谁死啊？”张丹生望着墙壁，向上边努了努嘴。说来惭愧，虽然我们心里均盼着大人物们死掉，但是所知道的大人物实在有限，除了死去的那两个之外，就只知道挂在墙壁上的那个了。我心里好笑，随口应道：“快了，快了。”心里却道：“原来不止是我，其它的人也都在盼着他早掉死掉哩。”
果不其然，话犹在耳，没过几天，学校的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又响起了那熟悉的旋律，低沉，压抑，哀伤的旋律在我们耳里却如聆仙乐，盼望多时的张丹生按耐不住，第一个跳了起来叫道：“哈，又有人死啦……”我赶紧站了起来，用手捂住张丹生的嘴，生怕他和我一样，说出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内心却抑制不住地一阵狂喜。
这一次果然是“不负众望”，曾经被我恶毒攻击的伟大领袖在我们的期盼中终于“永垂不朽”了。在******的追悼会上，在悲壮、低闷的旋律中，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教导主任站在礼堂的讲台上，声泪俱下地向我们宣读悼词。（老校长由于受到我的牵连，被降职处理，由教导主任暂代校长职务）冗长、乏味的悼词加上教导主任沉痛、缓慢的语速，夹杂着悲壮的旋律背景，混杂着我们兴奋的心情，使我心里产生出一种诡异，魔幻而不真实的感觉，我偷偷地游目四望，见张丹生正悄悄地用手碰了碰站在他旁边的另一个同学，向我这边撇嘴，眉眼嘴鼻泛着笑意，显然他已经站得很不耐烦了，正在想着一会之后能到那里玩耍，我心里知道，其实张丹生和其它同学们对死的是谁并不在乎，心里兴奋、高兴的是又可以不用上课，可以尽情玩耍，而我除了高兴之余，还有一种类似于大仇得报的快感，更有一种先知先觉般的得意。教导主任沉痛的声音伴着哀乐继续在礼堂里回旋，我悄悄抬起头，望着竖在讲台上大幅的画像，心里不由得暗暗撇嘴不屑：“说什么万寿无疆，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还不是照样一命呜呼。”
若干年之后，当我稍微长大了点，读到了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的时候，不禁掩卷感叹，我和故事里的那个小男孩何其相似，只是结局却如此不同。小男孩轻轻的一句真话，戮穿了一个大谎言，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附和，成为一个敢说真话的小英雄，而我，尽管高声的说出真话，不仅得不到认可，反而被痛打一顿，差点酿成大祸。为什么会这样呢？多年来我一直思考着这问题，是不是几千年的高压统治，已经让这个民族丧失了辨别真伪的能力？是不是多年的宣传、洗脑，残酷镇压，竟致国人变得笨蠢如猪，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还是这个民族一贯奴性，丧失了说真话的勇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