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汉学界与中国渊源甚远，早期来华者多为探险家，以后从事研究者渐多，但仍十分重视探险考古及民族调查。沙俄时代的学术，多由官办，政府设立的亚洲研究会，由俄国学术院、彼得堡大学东亚学科、考古诸协会、地学协会以及俄国政府的宫内、外交、陆军、财政、教育等部各出一名代表组成，会所设于外交部。
十月革命后，苏俄因政治军事上与他国对立，一度处于和外界隔绝状态。对内则实行战时共产制，旧学者的财产多被没收，政治权力也被剥夺，一些学者被迫流亡异国。但局势相对稳定后，即调整经济文化政策，扩大对外联系与交流。列宁等俄共领袖从战略全局出发，重视东方研究，1921年，由列宁提议，在莫斯科成立全俄东方学术研究协会，隶属民族人民委员部，1924年改称全苏东方学术协会，归苏俄中央执委会领导。先后担任全苏东方学术协会会长的帕甫洛维奇（Poflowich）、巴尔托德和副会长、科学院常任书记鄂登堡（S。F。Ol'denburg）与俄共领导关系甚好，颇具影响力，又是内行，懂得按学术规律办事。在他们的主持下，苏俄的汉学研究乃至对外交流，尚能正常进行，并有所发展。
1925年，苏俄成立国外文化沟通社，成员包括苏俄主要的科学和文化团体以及沟通国外科学及文化团体关系的政府机关，下设交际、书籍交换、出版、询问、写真等五个部。该社与欧美多数文化及科学团体建立了关系，并通过华俄通讯社致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表示“渴望与中华之文化及科学团体成立同样之关系”，“急欲与中华交换关于文化及科学之书籍及杂志，且极愿以诸君所感兴味之书寄奉，与在中华印行之相等之中文书或英文书相交换”。与此同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接到了类似的信息，王国维复函苏俄科学院，吴宓则答复俄国学术会的公函，并将研究院章程寄往苏俄。
中国方面同样希望与苏俄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沙俄时代的汉学研究虽然相当发达，但因语言等关系，详情为国际汉学界了解甚少。介绍最多的是伯希和与美国学者劳佛。五四运动后，中国普遍关注俄国革命以来的状况，而学术界尤其希望与各国学者建立交流关系，对于苏俄也不例外。1924年，北京大学派陈启修留俄考察，次年又派李仲揆参加俄国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纪念活动。陈启修对苏俄的社会科学及教育政策评价甚高，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唯物史观的哲学》等书为不朽之作，预期将来新兴社会科学的势力必将风靡全世界，写信回北大建议从经济、政治、法律、历史、哲学等5系的书费中提出500元至1000元，用以购买俄文的社会科学书籍。两人归国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特开茶话会，请他们演讲苏俄关于东方学术的情形。因二人专业均非中国研究，所了解的情况有限，但也由此获悉第三国际、外交部、东方大学等东方图书馆藏书以及东方协会出版的《新东方》杂志，俄国学术与西欧不同处在于人类学和考古学材料充足等情况。
苏俄政府为纪念俄国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付出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拨款200万卢布，筹备5个月之久，预计世界各国学者200人到会，加上国内各地的科学家，共约千人。其目的在于让世界知道俄国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建设的时期正在开始，“并且要向世界上表示，苏俄虽是主张劳工专制，然而他们也尊重学术和学者”。不过，欧洲各国学者中有人对此抱怀疑甚至抵制态度，或拒绝赴会，或提前离开，中国学者则较为积极。李仲揆主动与之接洽学术合作与交流事宜，与俄方约定，以伊尔库茨克（Irkutsk）为中俄学术界开会的中心点，苏俄将派人经西伯利亚、蒙古到北京，俄国科学院书记鄂登堡1920年曾率队到中国新疆考察，也计划1926年再次来华，并与中国学术机构交换出版物。
当时苏俄汉学界分为新旧两派，所谓旧派，亦称古典派，主要指继承革命前欧洲汉学传统的学者。他们以俄国旧京彼得堡为中心，重点研究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古代历史文学宗教思想等，同时也关注现代及民间社会。20世纪30年代以前，旧派学者在全苏东方学研究协会中起主导作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主要在旧派学者中进行。而关系最密切的领域，为西夏研究、蒙藏中亚研究、古汉语研究、考古以及佛教研究。
西夏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法、俄、美等国学者相继加入，进展显著。而中国学者治此绝学者，早期只有罗振玉的两个儿子福成、福苌，而且福苌早逝。彼得堡大学教授伊凤阁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后，于1924年上学期通告指导研究题目为“西夏国文字与西夏文化”，包括“1.西夏国之历史文案和古迹。2.西夏国之地位与东方文化之关系。3.西夏国之历史、国语、文字”。欢迎学生报名。后因苏俄外交代表团事务繁忙，延期到6月才以一星期余暇每天来校讲演一小时。他还担任国学门歌谣研究会的特别指导，参与讨论以音标注方言歌谣等事。
此后，在中国继起研究西夏学者有王静如，苏俄则有聂利山（N。A。Nevsky，即聂斯克）。聂氏20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任大阪外国语学校教师，与京都学派的学者关系密切，对王国维暗自崇拜，认为其“广泛的学识、确实的分析以及富有逻辑性的叙述恐怕无人与之比肩”，“当然，支那学在我国乃至欧洲是非常年轻的，但难道当今中国本国内还有这样的学者吗？除了日本，我敢说在这方面他的学问是世界第一”。他于1925年暑假来北京，除得到伊凤阁的指教及提供资料外，还请内藤虎次郎和狩野直喜写了介绍函，想拜访王国维。其间曾抱病赴清华大学王宅，不巧适逢王进城，恭候三小时，病重而返。次日卧床，王国维托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曾往其寓所致歉，吴赠以研究院章程及《学衡》。两人晤谈二小时，吴知“聂君研究东方文字及Folklore（民俗学）。近治西夏文，偏于考据，然颇爱旧中国也”。聂氏虽然最终未能见到王国维，崇敬之心却不稍减。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刚好大阪的学者筹划组织同志会，欲以共同景仰的东西硕学先儒为会名，聂听说王刚去世，建议用其名，参与者均以为“静安先生的学行足以成为我们慕仰的榜样”，遂名之为静安学社。
1929年，聂利山归国，在列宁格勒苏俄科学院任研究员。次年，王静如等计划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出版西夏文专号，与日本的石滨纯太郎及聂利山等联系，得到热烈响应。石滨纯太郎复函道：“顾西夏之学，人习难遇同调之士，学界罕见商榷之文，深以为憾。今仁兄先生从事斯学，同臭有友，曷胜欣颂？”交换作品及信息外，还告以：“吾友聂斯基教授现在苏俄旧都，月前寄信云：顷者再于Kozlov（科兹洛夫）黑城遗文中发见夏译《贞观政要》、《韵镜》残本。夏文迭出，同学大庆，实莫过焉。”王静如是中国学者以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西夏语的发端之人，在聂利山和石滨纯太郎等人的大力协助下，经过一年的筹划编辑，1932年西夏文专号终于问世。该刊所发启事对此感慨万千道：“夫世运纷乘，靡有既极，所愿天下万国，亦能如区区斯册之聚中日俄三国人士于一堂，而雍容揖让，讨论讲习，藉合作之精神，化干戈为玉帛，则人文化成，世界大同，其可冀乎！”学者对于时局的愿望，表达了人类向善的一面。此专号在西夏研究史上，不无里程碑意义。此后王静如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第1、2辑，与伯希和、聂利山等人就西夏语音及国名等问题切磋讨论。
严格意义上苏俄汉学界的领军人物，是人称阿翰林的阿列克。他是沙畹的学生，1906、1912、1924年三次来华，在中国北方及华南进行考古、民俗调查，广交中国学者。与之相识又通汉语的狩野直喜对阿氏的汉语之纯熟感到吃惊，乍听以为是北京人。阿氏声称：“把中国与欧洲世界隔开的，不是‘万里长城’，也不是‘汉字’，而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因而致力于让人以最好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无论是旧中国或新中国的文化，没有哪一个领域不在他的讲稿、报告或文著中得到反映。”他先后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苏俄科学院研究员和亚洲博物馆主任，1929年经鄂登堡推荐，成为科学院院士。苏联培育的第一代汉学家，无论哪一领域，几乎都是其嫡传弟子。
1925年7月，他看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法文本概要，十分高兴，致函该学门，希望再得到一个中文本，并要求按期邮购《国学季刊》和《歌谣》周刊，或交换所著汉学著作。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遂将《国学季刊》4册、《歌谣》合订本2册寄去，并提出以该所考古学会所藏器物之拓本照片与苏俄科学院出版物交换。阿列克欣然允诺，寄来了他个人的6种汉学著作以及苏俄最近的中国学出版物。1935年蒋廷黻到苏联访问新旧两京，见到各派学者，阿列克告以读杨树达所著书，极为佩仰，希望杨以著述寄赠。蒋归国后转达此意，杨树达即寄去所著各书及论文。阿列克得书后，及时复函，并回赠著作。20世纪50年代初两人再度书信交往，杨还写了《我与阿列克君之文字因缘》一文，以为纪念。阿氏对于西夏研究也给予帮助，他担任苏俄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主任期间，与鄂登堡一起将该馆所藏许多由汉藏文译出的西夏佛经及有藏文注释的西夏文书寄给在日本的聂利山，使后者的研究较前人大为进展。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人士前往苏俄访问者为数不少，其中有的虽然不是专业学者，但对于中国学术问题十分关注。1926年于右任访苏，归途经过蒙古，先此他听说俄国学者在库伦附近发现古坟，即欲约北京大学考古学者入蒙实地调查，因事未果，这时经人介绍，结识蒙古图书馆馆长札木萨赖诺甫，再与发现古坟的原彼得堡大学教授柯兹洛夫（P。K。Kozlov）相识，由后者引导，前往现场参观。柯氏为史地专家，曾到中国的川藏甘新等地探险考察，著作甚多，于西域、西夏研究等影响颇大。于右任在诗集中详记其事原委经过，希望中国考古学者加以研究。此事甚至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关注。
俄国在蒙藏及中亚研究方面的优势在十月革命后继续保持，而中国学者治边疆史地者日益增多，势必重视其研究成果。1925年，蔡元培致函蒋梦麟，告以俄京各种印刷品多关于回纥、蒙古、吐火罗、突厥之研究，陈寅恪有详细目录，希望敦请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帮助，索取全体出版物。此事不知是否实现。1928年，北平图书馆又与列宁格勒苏俄科学院附属亚洲博物馆协议交换书籍，由阿列克主持，将所藏俄文关于蒙藏问题者52种复本书，与北平图书馆交换，“其目录且经阿理克教授注明最重要者凡十四种，次要者四种，余为通行本。然在我国则无一不为难得者矣”。俄文书刊流通范围有限，连极为关注相关研究的日本也声称难得其全，欧美亦不充足，此举无疑有助于中国的研究事业。
考古及民族调查，原为沙俄时代东方研究的重心，除重视与中亚接壤的中国西部及蒙古外，还关注东北。19世纪末即在海参崴设东方语言学校、远东研究所、博物馆、黑龙江地方研究会等，东清铁路公司也从事相关调查研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kogoroff），研究通古斯族最力，著有《满族之社会组织》、《极东北通古斯族之移植》、《北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等书。史氏先在厦门大学任教，与张星烺等人相识，厦大国学院解体后，其函告张在厦门无足言学问者。张即与中山大学的罗常培联系，推崇史氏“为研究中国人种及东北民族语言专家，弟尝读其书，且与谈论，洵不愧为学者”，鉴于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设有东方语言科目，主张“此人极宜罗致，以增校光”，请罗与顾颉刚及校中执事者商议。后来史禄国被中山大学聘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研究教授，曾参与该所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而哈尔滨博物馆的特尔马澈夫（V。Y。Tolmachev）、卢卡斯金（Rukaskin）等人则调查石器时代遗迹，考察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著有《满洲之石器时代》，对东北考古，颇多贡献。1928年，中日合作进行貔子窝发掘，北京考古学会的马衡、陈垣，北京历史博物馆的罗庸、董光忠参与其事，特尔马澈夫也前来参观。1931年波罗索夫（B。Ponosov）在吉林省宁安县调查东京城的渤海土城，获得不少瓦当、佛像等。
流亡北京的沙俄东方学者钢和泰除与胡适交往外，还与许多研究佛教史的学者建立联系和交谊。他在北京大学教授古印度宗教史的同时，为该校学术团体举行讲演。1920年6月，钢和泰演讲了“玄奘与近代之史学研究”，认为以《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古印度游记多成于中国人，是研究中亚各国古史的重要依据和近代史学新发现的引导，希望中国学者发扬前人研究学问及记载真确的精神，“表现出同样的热忱，贡献出同样的著作”。1930年11月，又在研究所国学门重新恢复的月讲中担任第一讲，题为“故宫咸若馆宝相楼佛像之考证”。
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演，涉及大月氏迦腻色迦王事，钢听说，即托丁文江引介会晤，自称专为“捉拿”迦腻色迦而来东方。以后两人屡次会面，钢和泰示以中译佛经与梵本对照之区别，令梁启超感到专凭译本研究学问的危险，并对钢的研究精神十分佩服，认为：“他到中国不过两年，他对于全部藏经的研究，比我们精深多了。”钢和泰编成《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还托梁启超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梁表示“很盼望他的精神能间接从这部书影响到我们学界”。钢和泰与丁文江交往甚久，曾积极怂恿丁去哈佛讲学。他与号称中国两梵文专家之一的汤用彤相识，与吴宓也有所交往，送稿于后者主编的《学衡》杂志，并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请担任讲师。与陈寅恪更长期密切往来，经常互相切磋梵文佛经，同为这一领域的权威。1929年北平图书馆购得西夏文书百册，经二人审查，知为河西《大藏经》之零帙。1926年7月，他曾拜访在北京开讲经会的太虚。另外，任教北大的柏烈伟（S。A。Polevoy）则赠送所编《俄华词典》给周作人，并请其审阅所译《蒙古童话集》书稿。
这一时期，苏俄东方学者虽然在生活待遇方面逐渐得到改善，薪金较高，但与劳动者相比，社会地位及福利仍有很大差别。1927、1930、1934年，帕甫洛维奇、巴尔托德、鄂登堡等相继逝世，继位者为党的干部而学术水平和声望远不能与上述诸人相比，与专家学者的矛盾渐深。这对中国研究产生了不良影响。本来苏俄科学研究院多购五四以后中国学术文化界出版的新书，与大英博物馆相比，尤具特色，但1927年后的新书则没有添置。特别是1929年苏共提出东方学革命的口号，指责此前东方研究仍处于资产阶级学者的支配之下，以威胁口吻强令将科学院会员选举时落选的布哈林等党的干部重新选入，并在1930年召开的全苏东方学者大会上正式发出呼吁，要求将年轻学者从资产阶级学者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改变沙俄时代以古代研究为重心，借调查东方古迹为名，行殖民榨取之实的做法，重视现代政治经济研究。为了把东方研究组织变成战斗机关，改组东方学术研究协会为东方学会，宣言将向着更加具有斗争性和革命性的方向转换、跃进。
苏共对原有汉学局限性的批评，旧派学者也承认。但这种以政治压制学术的做法，极大地挫伤了占学术界主导的旧派学者，而且否认了此前的变化。原来全苏东方学术研究协会的组织指导者帕甫洛维奇，正是亚洲和殖民地马克思主义研究及新东方学的创始人，他曾与流亡巴黎的东方革命运动参加者交谈，以事实立论，以马克思主义驾驭特殊材料，所写关于中、印等国社会历史的论文，开拓前人未及的崭新领域。从20世纪20年代起，又在莫斯科设立了一系列机构，重点研究现代东方各国，逐渐形成与列宁格勒相并立的新东方学中心。
高压之下，旧派学者在与中国人士的交往中，不时流露出不满情绪。于右任询问柯兹洛夫关于苏联的政治现状，柯开始答以系史地专家，不愿过问政治经济。后来于主动表示近方从莫斯科来，对苏联的建设甚为满意，政府对于协助农工，培植青年，及图书馆、博物馆、学士院建设，无不日益求进。柯氏则直言，“甚不以为然，谓苏俄之教育方针非常错误，不奖励青年伏案读书，反教以社会常识及世界革命。彼在家时，偶以历史故事询诸小学生，鲜能答者，反詈予为迂腐。其实彼等之所谓知识，不过道听途说而已。”反而是于右任认为其思想迂泥，劝说教育道：“自来专力古学者，于现代之政治经济多不耐虚心研究，因此对于世事不免隔膜。中国之学者亦然。予在中国亦古董学者之一，对于苏俄初多误会，及亲到莫斯科，始完全了然。当至莫城车站时，与一小学生接谈，彼对于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援助世界被压迫人类及弱小民族，无不洞悉，且深知吾国现在受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之剥削，甚欲竭其全身精力，与资本主义宣战，为解放运动而牺牲。此种光明怀抱，实足证明苏联新教育之成功。”柯氏闻言辩解道：“彼之非难苏俄，并非谓其不当。现在苏维埃之建设，确有许多进步之处，较之资本主义国家之苦待工农，压迫弱小民族，实有天渊之别。不过我希望苏俄不仅如现在而已，还望其继续进步，才能达到美满之共产社会。”
蒋廷黻访问列宁格勒时，科学院院士们不仅“有点穷翰林的样子”，还将被迫离开故乡，迁往莫斯科，“免不了有点不满意”。与阿列克会面之际，在蒋廷黻看来，“他很对北平表同情，我很对列宁格勒表同情”，对于中俄学者均徘徊于新旧两京之间的境遇感到同病相怜。
于右任如果知道后来事态的发展，恐怕多少会后悔他对柯兹洛夫的批评为时过早，缺乏感同身受。苏联开始大清洗后，东方学界遭受重大劫难，东方语言研究所许多著名学者被免职、逮捕或流放，其中牺牲品之一就是西夏学和日本学研究者聂利山，该所副所长也被迫辞职。阿列克则受到点名批判，被指因反动世界观所决定，任科学院院士十年来，没有进行有学术价值的劳作，以编撰现代汉语辞书为非学术性而反对列入东方学研究计划，以不了解现代中国文学为由拒绝参加鲁迅选集的编辑，而在巴黎出版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则猛烈诽谤中国现代文学。原因是他承认中国的旧学术和文学传统，对于和民族解放运动及新文学相联系的现代中国，在他看来只是污损破坏了可爱的古代世界。要求科学院将其著作作为玷污苏联学者体面的迫切问题予以追究。他虽然侥幸挨过清洗，但这顶帽子却一直戴到身后，20世纪70年代，才由其门生齐赫文斯基（S。L。Tikhvinsky）撰文呼吁平反。肃反后的苏联东方学研究，陷入异常状态，引进工厂作业法，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出产几乎全是废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汉学研究才逐渐有所恢复，而昔日的辉煌则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