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各国驻华使馆多用汉学家担任相关职务，胡适认识了德国使馆的文学顾问（胡适称为头等参赞）尉礼贤和苏俄外交代表团的伊凤阁，两人均为欧洲汉学名家。
尉礼贤1899年作为牧师来华，因仰慕“孔教”，取今名，字希圣。他在华20余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慕不已，自称山东人。义和团事变，他为中国辩护。后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凡入校学习德文者，须精通中文。民初与流寓青岛的遗老们组织尊孔文社，聘劳乃宣主持，日与讲论经义，并在其辅佐下翻译儒学经典。本来他来华想传播西方教义，但据说从未吸收一人入教，反而不遗余力地向欧洲宣传中国文化，以至有人批评其“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化”。
1921年，尉礼贤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本位文化自信动摇之机，回国到各地游历演讲，鼓吹中国文化，受到热烈欢迎。当时中国留德学生描述：“德国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为新派，一为旧派。所谓新派，大都出自言哲学美术与诗学者，彼辈自欧战后，大感欧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纳东方文化，以济其穷，于是言孔子、释迦哲学者，皆大为社会所尊重，如凯热几林，如尉礼贤，如史奔格列儿，皆其例也。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不为时潮所动摇……此两大潮流中，新派极占势力，所谓旧派者，几无声息。此种现象，与吾国适反。我国言新者大都以驳斥孔子为能，而在德国，则深以能知孔子哲学为幸，甚至以辜鸿铭为欧洲之救星。可见天下学问，其价值极为相对，合乎当时之人心，则价值便高，反乎当时之人心，其价值便低。今日国内盛称之杜威、罗素，安知几年后，其学问不为人所吐弃，而奉之者俨如上帝，此亦未免太过矣。”这不仅道出中德两国思想倾向的差异，也揭示了胡、尉二人认识分歧甚至对立的根源。
胡适不赞成儒教，对崇儒尊孔的中国人乃至日本人无甚好感，但对由西方文化背景而来的笃信儒学者如辜鸿铭、尉礼贤等，却能几分容忍。这大半因为他以为后者出自真心，且不失君子之风。1922年，尉礼贤回到中国，任职于德国驻华使馆。是年5月，胡适识之于德使馆，知其精通汉文，已将十几部中国古书译成可读的德文，并曾试译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来又在文友会听尉礼贤演讲《易经》的哲学，虽认为“大旨用我的解释，没有什么发明”，但觉得尉氏能赏识其对“太极”的一点新义，“亦是难得”。在学术上，胡适与尉礼贤异趣，而自认为钢和泰的同道。他曾与钢和泰等人谈及：“尉礼贤对于中国学术，有一种心悦诚服的热忱，故能十分奋勇，译出十几部古书，风行德国。”他们自己则“太多批评的态度与历史的眼光，故不能有这种盲目的热忱”，但也自有奋勇处。
1923年，尉礼贤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参与北大国学门的活动。归国后在法兰克福创办中国学院，“专宣传中国文化，其意在于使德国感觉他们自己的文化的缺点”，成为德国独立研究中国学及沟通中德文化机关的起点。1926年10月，正在欧洲的胡适应邀前往法兰克福出席该院的第一次秋季大会并发表演讲，尉礼贤亲自到车站迎接。虽然胡适在剧院观看尉礼贤所译中国戏《蝴蝶梦》和《大劈棺》，觉得不坏，仍认为“其方法则一意盲目地说中国文化怎样好，殊不足为训”。其实旁观者看来，胡适的拼命学西方与尉礼贤的拼命学中国，均属反常，“各个民族，总要能保持他的特性才好”。
胡适与伊凤阁相识，是在1922年8月李大钊宴请苏俄外交代表之时。伊从沙俄时代起，已是有名的汉学家，任教彼得堡大学时，指导过留学俄国的高本汉，尤其在号称绝学的西夏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席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中国研究分成新旧两派，旧派沿袭欧洲汉学传统。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全苏东方学会会长、新东方学奠基人帕甫洛维奇、巴尔托德和科学院常任书记鄂登堡的主持下，旧派学者得到善用，成为主导，各种学术活动乃至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尚能正常进行。正是在此背景下，已是彼得堡大学正教授的伊凤阁随越飞（Abram Adolf Abrahamvich Joffe）前来北京。1923年，他被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聘为导师，指导研究西夏国文字与西夏文化，同时开设西夏语课程，并担任歌谣研究会的特别指导，与同是国学门成员的胡适时有接触。1923年12月，胡适任编委会主任的北大《国学季刊》刊载伊凤阁的论文《西夏国书说》，认为西夏文是由《说文》篆字推演而成。
不过，苏俄汉学界的旧派学者对胡适等人倡导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的欧化偏向不以为然，伊凤阁似也有所保留。1926年6月，国学门在龙头井公教大学召开第四次恳亲会，并欢送即将赴欧的胡适。席间胡适发表对于整理国故之最近意见的演讲，针对许多青年争相研究国学的状况以及回应陈源等人对此的批评，宣称：“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两个字……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以免被误解为“保存国精”、“发扬国光”。他断言国学是条死路，其中经学、文学、哲学都没有什么宝贵东西，青年应尽量少走，而未经科学方法训练的人也不能走和不配走，进而呼吁“少年朋友大家要走生路！”得到在座的马幼渔、徐旭生等人的附和赞同，叶瀚、伊凤阁却有异议。伊婉转表示：“胡先生主张用新方法甚对，但其悲观不敢同意。中国学问材料太多，外人要研究非常困难。中国人用自家方法整理令人明白，亦甚要紧。”并针对徐旭生批评中国传统历史文学观念的说法予以指正：“文学是美，历史是教科书，乃是十八世纪外国人犯的病，这不是中国人的病。”外国汉学家与中国新学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读出不同的东西，如沙畹认为《史记》的客观叙述，在西方史学中罕见，实在值得从各自的方法本身深思反省。
除了和长期侨居者的深交，胡适还与一些来访的匆匆过客建立联系。1921年10月，胡适在法国《政闻报》主笔孟烈士特（Alphonse Monestier）的宴席上与瑞士汉学者戴密微（后入法国籍）相遇。戴是沙畹的弟子，少年时即得到沙畹、马伯乐等汉学名家的指教，1920年考进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来北京时已能读中文书，看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意译成法文，但尚未能自信。两天后，胡适在原康奈尔同学王彦祖的宴席上与之再会，这次戴是主宾，陪客还有辜鸿铭、孟烈士特、徐墀等人。席间辜鸿铭对两位法国人大加调侃，痛斥法国政府授博士学位给徐世昌，令主宾十分尴尬。但这一机缘却促成戴密微于1923年至1924年间，先后在《河内远东法兰西学校校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载文介绍胡适关于井田制的反传统见解及其章学诚研究，并探讨胡适的新诗。
戴密微后在厦门大学任教两年，1926年赴日本，曾任日佛会馆学监。1927年5月，胡适因国内政局不稳而羁留日本，在奈良旅馆中与之重逢共餐，同席的还有英国的爱里鹗和法国的印度教及佛教学家列维等人。后者曾到北京大学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学派诸大师凋零殆尽，戴密微成为重镇，胡适曾通过王重民与之联系。
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瑞典斯托洪（Stockholm）大学教授西伦（O。Siren，又作喜龙士），是西方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驱者之一，著有多种关于中国古代建筑、雕刻、绘画的书籍，他于1922年3月认识胡适后，曾就中国美术长于表现精神意境等观念与后者交换意见，胡适还为其在北京大学演讲“东西洋绘画的要点”担任翻译。西伦所说在蚌埠和几位外国人士计划组织古物学会，引起胡适对近年中国古物出土甚多一事的注意。几天后，胡适便与中国新兴考古事业发生联系。1926年胡适访英，与之重逢，西伦听了胡适的讲演，又陪同其参观博物馆的玛雅文化藏品，认为其中有与中国相似处。但胡适不大相信。后来专攻中国建筑史的梁思成对其著作有相当严厉的批评，指其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任意瞎写。
胡适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交往，堪称“中国学史上的一桩很巧的因缘”。后者在国际汉学界声望仅次于伯希和，而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最大，尤其在音韵学方面，几乎独霸了半个世纪。1920年，高本汉在法国《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载文《论原始的中国文》（Le 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nelle），讨论中国古代代名词的变化，其方法、材料和得出的结论，与胡适留学时代发表的《尔汝篇》、《吾我篇》几乎一样。当时在莱比锡的林语堂看过高本汉寄赠的抽印本，诧为奇事，即复函相告。高虽然因生性骄傲而颇感惊诧失望，却由此产生结交之意。1922年11月，他从美国回欧洲，路过上海，本想到北京拜访胡适以及通过安特森（Johann Gunnar Anderson）博士了解其他中国学者，不幸因病不能北上，遂致函胡适，询问有关中国学者的古文字学近著、学术机构的汉学期刊以及白话运动的主要口号等问题，并寄赠前年论文的单行本。胡适知其“为欧洲今日中国学的大师”，写长信回复。两人从此订交。
胡适此前译载钢和泰论文，在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以高本汉为代表的欧洲汉语研究方面已起到积极作用。此后，高本汉陆续将自己的著述寄赠胡适，而胡适则设法将其中重要部分转介国内学者。不过，胡适的小学功夫甚浅，仅凭聪明和无师自通的科学方法治此清代学者成就最大的专门，多半是参“野狐禅”。而高本汉治古汉语，语法乃是最弱的一面，主要贡献还在语音。这方面他与钱玄同、林语堂、赵元任等专家也保持联系。钱从1922年起即在北大讲课时引用高著的材料，而系统仍旧。胡适之功，主要在于推动，实际输入则由语言专家完成。如国内最早刊登的高本汉著述译文，为1923年7月北大《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的《答马斯贝罗论切韵之音》。此文原发表于《通报》，回应马伯乐《论唐代长安的方音》（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中对其《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的论难，并对自著做出重要修正。后寄赠胡适，胡因病，瞩林语堂代译。由此开端，高本汉的重要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得到新学者的一致赞誉。而国内学界围绕高氏著述展开的讨论及修订，进一步确立了其总原则对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支配地位。
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学上的贡献，最能支持即使整理国故科学方法也较传统方式为优的主张，因此胡适屡屡予以鼓吹。1928年9月，胡适撰《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称：“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的工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的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工夫。”用这一“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为例，胡适呼吁乱钻故纸堆的青年及早回头，先在自然科学的活路上有了好成绩，再以余力整理国故，“那时候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有何难哉！”
对于高氏的其他著作，胡适也予以提倡。1926年他收到高本汉寄来的《〈左传〉真伪考》，在太平洋舟中读完并节译大要，欲请顾颉刚、钱玄同看后发表。后因故耽搁。而陆侃如和卫聚贤则全文译出，胡适阅后写《〈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的长序，对高氏以文法学的研究考证古书的创举表示钦佩（胡适自己曾有此主张而未及实行），并进而与作者及为中文版作跋的卫聚贤讨论得失。
1928年，胡适因夏剑丞送来两本关于古音通假的新著请其作序批评，用一个月时间“消遣”地阅读清儒音韵书及高本汉著作，并主要参照引申高著写了篇《入声考》，欲补其不注意汉以前古音的不足。初稿写定后，忽收到高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当年10月号的近作《中国古音问题》（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所用材料、方法和得的结论，又几乎完全与之相同，不禁惊为奇事。后来重审《水经注》公案时，他引此事为例，说明学术史上此类巧合并非罕见，“凡用同样方法研究同样材料，当然可得大致相同的结果”。高本汉晚年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胡适无疑当在其列。
此外，一些来华的欧洲汉学家虽与胡适仅仅一面之识，却也透露出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如苏俄专治中国哲学的柏烈伟和专治蒙古、藏文的潘克拉托夫（B。Pankratoff），前者曾任北京俄文专修馆教授和北京大学俄文讲师，要求将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译成俄文，得到允准；后者则告以正将《元秘史》译成俄文。
还有一些人士，严格说来并非汉学专家，但与中国研究的近代学术发展颇有关系，如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有欧洲第一汉籍收藏家之称的法国汉文学者罗道尔，多次赴中国西南探险、熟悉当地民族风俗习尚的美国人类学者洛克（J。F。Rock）博士，留华逾50年、收藏大批古物并著有《中国艺术综览》、《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等书、曾任北京历史学会会长的美国人福开森，治中国哲学的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研究基督教史的耶鲁大学神学教授赖德烈（后任美国学会理事会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委员），任教燕京大学多年、研究基督教在华历史的瑞士学者王克私（Philipe de Vargas）等。
斯文·赫定曾多次来华探险调查，后更与中国学术界联合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写报告，风行世界。他还是瑞典国家学会18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20世纪20年代末，曾运动提名中国作家，以沟通感情，便于考察活动。据丁文江函告，意中人之一便是胡适。后斯氏在火车上与胡适邂逅，当面又旧话重提，但希望胡自己将著作译成英文。胡适对其来意似有误解，态度是：“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王克私也是文友会会员，1921年6月拜访胡适，后又来函及登门采访有关新文化运动之事。1922年2月15日，在文友会讲演“中国文艺复兴的几个问题”（Som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这应是欧洲人首次以学术眼光评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丁文江持梁启超之见，认为中国文艺复兴只限于清代汉学，不当包括近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胡适则反对此说，“颇助原著者”。后来王克私再就文学革命运动采访胡适，在胡的帮助下，修改成同题长文，刊登于1922年4—6月上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名誉书记顾令（Samuel Couling）创办的《新华学报》（The New China Review）。两人因此交往多年，成为很熟的朋友。以后王克私曾任燕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燕京学报》编委，抗战期间燕京大学教职员遭受日军迫害，外籍教员或亡走或被囚，王克私尽力照管校产和同仁，起了很好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与对中国地质和古生物学、考古学影响甚大的加拿大解剖学者步达生（Davidson Black）、瑞典地质学者安特森、美国古生物学者葛利普（Amadeas William Grabau）、法国地质学者德日进（Pe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人的交往。他曾经以这些外国学者的成就，说明西洋科学方法对于整理国故的重要性：“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E。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
1921年，任职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安特森在辽宁锦西沙锅屯和河南渑池仰韶发掘出新石器遗址，一举改变中国无石器时代的陈说。次年3月，胡适在协和医院听其讲演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几天后，又与陶孟和同往安特森处观其采集的石器、陶器，赞其方法精密，断案慎重。安氏批评旧日考古学者发掘古物，往往重文字而遗其器物，或重美术而遗其环境，他的方法则重视每一物的环境，将发掘区画出层次，分别记载各层出品，有问题则皆可复按。这实与20世纪考古学的最新发展相合，而为中国学术界所未曾有。胡适虽不免“不温故而欲知新”之讥，对货真价实的新方法的确敏感，即请安氏为《国学季刊》作文记此事原委，并极赞其想为北大开设比较古物学课程的提议。后安特森推荐参与其事的袁复礼撰文《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载《国学季刊》创刊号，胡适所加按语称这一发现为“中国古史学上一件极重要事”。他虽不赞同安、袁两人关于彩陶花样受西方影响的推测，主张平行发展说，但对安的立论谨慎仍表示佩服，不时读其新著。胡适和这些人长期保持友谊，几度出席葛利普的生日宴会，称赞“此公半生残废，而努力作学问，至死方休，真是我们的模范！”1934年步达生猝死，胡适为其英年早逝而伤感不已，直叹“甚可惜”。葛利普逝世后，胡适还购买其手稿赠与中国地质学会，以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