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来华留学生品类不一，其生活、学习和活动也各自不同。其中为求学问而来者多数为各大学的教师，不少人已是副教授甚至教授，还有的虽为刚毕业或在校的研究生，但已确定将来任教的大学和专业，因而目的性强。留学地点主要集中于北京，个别因专业研究的需要而改到其他地方。如羽田亨在奉天随喇嘛学习蒙古语，青木正儿为了解昆曲到上海。
生活方面，依各人的经济来源而定。19世纪末，外务省留学生每月35圆，公使馆附属语学生每月60圆。20世纪20年代，文部省第三种留学生为每月120圆，上野育英会每月200圆，帝国学士院松方基金每月300圆，文部省以在外研究员名义派遣来华留学者，因为多为副教授以上职称，待遇更高，达到360圆。1922年，文部省划一除外务、陆军以外的所有在外研究员待遇（包括递信省、水产讲习所、关东厅以及台湾、朝鲜两个总督府所派），分为三类地方、两种等级，其中包括中国、西伯利亚的丙等地方的高等官每年3000圆，判任官每年2400圆。而当时外务省低级职员每月仅80圆。
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物价较低，包车一个月19元，雇佣人9元。后来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银价急落，银本位的中国货币与金本位的日圆之比大幅度下跌，200日圆可兑换中国银500元。北京物价虽有所上涨，以较高标准，连同衣食住行，总计不到每人每月100元（房钱饭费共30元）。早期北京租房甚难，服部宇之吉来华时只能住在旧公使馆宿舍，到铃木虎雄时仍然颇费周折。以后逐渐改善，经济优裕的住在日本旅馆，其他则或寄宿于中国人家，或租用民宅，或共居宿舍。进入20世纪30年代，北京各大学周围出现不少学生公寓，也有个别留学生入住，与中国同学一起生活。饮食虽多面食，与日本习惯不同，但或由房东包伙，或于饭馆用餐。外出则多乘人力车。
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力虽然强弱不同，在日常生活尤其是饮食方面，都市人的一般水平比日本还要略胜一筹。1903年来华短期游历的盐谷温，将衣食住的发达视为中国同化力强大的表现，以后也很少有人抱怨饮食不佳，反而对北京的大菜小吃印象深刻。与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映明显有别。只有沐浴之事远不及素爱洁净的日本，中国都市里混堂的脏与乱，常常成为日本留学生取笑抨击的对象。这时穿着西装在城市已经逐渐流行，禁止日本人在华穿中装的禁令无形中取消，一般日本留学生多着西装，而京都大学的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受狩野直喜研究中国应当沾染上中国文化之说的影响，也模仿当时北京流行的服饰穿着中装。
学习方面，首先是学习语言，尤其是口语。这是令日本留学生大为头痛之事。中国各地方言杂出，甚至同一北京城内，据说也有8种口音。单纯通过日常生活学习，很难通行无碍，必须学习官话。20世纪初北京尚无专门言语学校，聘请个人教师，又因全城有资格者不过10人，要价过高，每日1小时，一个月即须5元至10元，两小时则加倍。为此，早期留学生曾以同文会名义在霞公府创办清语学堂，共同请人教授。后又在霞公府组织同学会，数十名日本年轻人每天上午集中学习汉语，留学生也加入其中。
民国以后，旗人失去特权地位和生活保障，又缺少专门技艺，不得不另谋生计，不识字者做人力车夫，而通文墨者维生的途径之一，便是登门教授来华外国人学习北京话（日本留学生称之为出张教授）。因旗人所操直隶腔，为当时上流社会比较标准的官话，不似一般汉人南腔北调，同时旗人过去生活闲适，对于清朝的礼节制度乃至各种民俗风情均略知一二，尤为想了解清代学问与社会的日本留学生所欢迎。出身清朝贵族的奚待园即前后教过不少日本留学生。北京先后担任过日本留学生汉语教师的还有金国璞、骆亮甫、马杏昌，在上海则有延年等。由于教师增多，二十余年间学费竟有所降低。到20世纪20年代末，单教口语每天两小时每人每月5元，教授文学等则每人每月10元。留学第1年一般学习语言，因为没有专门课本，多以《红楼梦》、“四书”为教材。除书本知识外，有时留学生还提出有关制度、民俗、戏剧等方面的问题请求解答。
其次为专业学习。多数日本留学生实际上是来华进行研究，因而一般并不进入具体的学校。如加藤常贤以中国家族制度为研究课题，而中国的大学当时尚无有关课程或专家，所以主要是在市井坊间实际考察婚礼葬礼等现实生活。竹田复也只是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室请沈尹默、黎锦熙等解答问题，其余时间则为自己读书。至于拜师学习者，则得到谆谆教诲。盐谷温从叶德辉习元曲，叶在《元曲研究序》中记其事道：“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问难，不惮勤求，每当雨雪载途，时时挟册怀铅，来寓楼，检校群籍。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当盐谷温请益时，叶“执笔作答，解字析句，举典辨事，源源滚滚，一泻千里，毫无窒碍。由朝至午，由午至晚，谆谆善诱。至会心之处，鼓舌三叹，笔下生风，如发小楷，直下一二十行，乐而不知移时……夏日酷暑，不顾汗流滴纸，冬日严寒，不顾指僵难以握管，开秘籍、倾底蕴以授余”。
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有日本留学生进入北京大学等校为旁听生，如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目加田诚等。1928年吉川幸次郎在北大学院的旁听证为第9号，选听了马幼渔的“中国文字音韵概要”、“经学史”和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以后又先后听过钱玄同的“古今声韵沿革”、沈兼士的“文字学”、陈垣的“正史概要”、伦明的“版本源流”、余嘉锡的“目录学”、吴承仕的“三礼名物”等。考古留学生则选修马衡的“金石学”。按照规定，科目一经选定，不得更改，并须注册，但不必考试。同时他们还在中国大学选修课程。另外每周一次到西城的汉军旗人杨锺羲宅学习诗文和清朝学术史。杨氏曾与王国维同为废帝宣统的南书房行走，熟于清朝的掌故制度及学术源流，多所著述，与日本学者及留学生交往甚广，曾开办雪桥讲舍，并于日本人主办的《文字同盟》杂志刊登广告，后因报名人数太少，未能开课。学习文学的奥野信太郎不满北京大学里以整理自然账簿式的态度研究文学，认为缺少精致的学风，不足以谈诗文，为体验中国文化的精髓，反而从奚待园的教授《红楼梦》中获益良多。
学习书本知识只是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而且可以说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实地了解中国社会，或者说通过各种活动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人情制度。与此相应，日本留学生的在华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拜访学者，二、访书买书，三、考察名胜古迹，四、看戏采风。
以学问为目的的留学生，在现地向本国学者请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可谓事半功倍。中日两国间学者的交往由来已久，尤其是近代以来，学者的互访日益增多，彼此增进了了解。这为日本留学生访求名师提供了便利。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小柳司气太、今关寿麿、桥川时雄、杉村勇造等人长期在华，广交文化界人士，注意掌握当代学术动向，其中任职东方文化事业总会的桥川时雄侨居中国二十余年，“与中国学者交游之广，堪称现代第一人”，并对在华日本留学生负一定责任，七七事变后日本组织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1938年在北京举行首次会议时，即由他介绍在华留学生的情况。留学生拜访中国学者，往往由他们提供指示，或予以引荐。因而日本留学生对于中国学者的情况，有时较本国人还要熟悉，知道所研究的专题应向哪位学者请教。早在1919年冈崎文夫欲治宋学，即知须见深居简出的马一浮。他和同时留学的武内义雄、诸桥辙次、佐藤宏治以及今关天彭等，在读书和纵谈古今之外，“时时相携拜访名儒硕学”。
这时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气势下，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普遍高涨，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却能区别对待，热情相助。竹田复来华，沈尹默不顾当时排日气盛，说“我们是同学”，给予很多研究的便利。诸桥辙次留学期间会见过沈曾植、郑孝胥、陈宝琛、姚永朴、姚永概、马通伯、柯劭忞、樊增湘、王树柟、叶德辉、王国维、康有为、章炳麟、蔡元培、杨锺羲、胡玉缙、张元济、傅增湘、周作人、钱稻孙、胡适、伦明、杨树达、马幼渔、陈垣、黄节、马叙伦、朱希祖、孙人和、孙德谦、沈尹默、沈兼士、马衡、马鉴等。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时，中日关系相对缓和，先后结识的中国南北学者文士有杨锺羲、王树柟、江瀚、傅增湘、汪荣宝、徐乃昌、金松岑、袁励准、梁鸿志、李宣龚、李宣倜、吴士鉴、李详、张元济、徐鸿宝、陈寅恪、杨树达、黄侃、孙人和、胡光炜、马幼渔、马廉、马衡、吴承仕、吴梅、朱希祖、沈兼士、钱玄同、钱稻孙、赵万里、李根源、王君九、潘博山、潘景郑、王佩诤、王大隆、吴湖帆、陶冷月等。1929年7月杨树达接待了来访的仓石武四郎，认为“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
1936年5月平冈武夫来华时，已是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之际，他不仅由桥川时雄介绍，认识了参与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平人文研究所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学者，还得到据说有意避开日本人的顾颉刚的款待，并见到被视为反日派的陶希圣。留学日本出身的学者更是日本留学生首先拜访的对象。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即先后接待过竹田复、青木正儿、木村英一、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目加田诚、桂太郎等人。如果说在北京还受到格外优待的话，访问江南的吉川幸次郎则受到和中国青年同样的待遇，令他感到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
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是收集研究资料，因而访书买书成为在华活动的重要内容。武内义雄在北京的京师图书馆看到浩瀚的《四库全书》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看到印行中的《四部丛刊》各种珍稀典籍时，心情激动不已。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图书不幸毁于日军的战火，江南书商的抗议之词，一直传到东瀛的友人处。吉川幸次郎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购书。日本留学生在北京的主要去处有二，一为琉璃厂，一为隆福寺，是当时两大著名古书店街。前者的来薰阁、通学斋，后者的文奎堂，为留学生光顾最多的书店。
这一时期，因政局动荡频繁，许多古书流出市面，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古史，重视年代早的珍版。日本留学生却注意清代学术，主要收购这方面书籍。有的隔日一往，每去必有所获。虽然经费充裕，又将大半以上用于买书，但因买的太多，有人甚至将归国的旅费也用掉，还要向书店借款。这几家书店的掌柜陈杭、孙殿起、赵殿成等，和不少日本留学生成为知交。北洋政府时期，压迫学界，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令中国学者感到“可哀”。
除在北京购书外，游览各地之时，尤其在江南各城镇，也往往拜访当地的知名书商，选购古籍，如苏州的邹百耐、扬州的邱绍周等。吉川幸次郎归国时，邮寄的书籍小包达300包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教授的待遇远不及中国，不少学者后来藏书的主要部分，即为留学期间所购书籍。至于一些研究必需的珍版秘籍，则设法阅览抄录或影印。中国的收藏家对于求知好学的外国后进反而予以优待，连秘不示人的珍本古物也从金库中取出予观。
游览名胜古迹，是留学生的重要活动项目。各种奖学金除日常生活费外，往往还提供一定数额的旅费，作为调查旅行之用。中国各地的佛教建筑和雕塑艺术以及古代碑刻，尤为日本学术界所重视。除了考察北京市内及附近的宫殿寺观，山西大同，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开封，河北易县、房山等地，为留学生足迹所到较多之处。桑原骘藏留华两年，先后四次到西安、山东及河南、蒙古东部、江南等地旅游考察。宇野哲人也到过山东、西安。青木正儿留学期间，先后以北京、上海为中心，遍游河南、山西、北京及长江中下游各地，到过郑州、开封、洛阳、大同、云冈、八达岭、居庸关、上海、宁波、镇海、舟山、沈家门、普陀山、曹娥、绍兴、钱塘、嘉兴、湖州、苏州、常熟、庐山、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洞庭湖、长沙等地。东亚考古学会所派留学生，更集体深入蒙古、绥远、察哈尔，考察古长城和细石器文化遗迹，收集匈奴时代的青铜器。1930年4月来华留学的江上波夫，一年时间里先后到察哈尔、山东、旅顺、绥远、内蒙古考察，活动完成，留学生活也告结束。游览名胜，则多到中原、山东和江南一带，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最多。不少人还撰写了游记，记事抒情，如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宇野哲人的《长安纪行》，武内义雄的《江南汲古》，冈崎文夫的《兖豫纪行》等，均为名篇。
戏曲为中国文化的结晶，近代京剧取代昆曲而兴，名家辈出，争奇斗艳，被誉为国剧。而戏曲研究，又为晚近学术尤其是域外学人所重视。因而看戏便成为日本留学生沐浴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短期游学者也要千方百计听几出名角的戏，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唱词内容，却大体可知剧情，更重要的是亲身感受那种氛围。清末民初留学生常去的北京剧场为广和楼、燕喜堂、天乐园、庆乐园，此后则为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和前门外的开明戏院。不过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昆曲更为学者所偏爱。铃木虎雄在北京留学时与当地名剧评家交往，学习过《桃花扇》，加藤常贤则学过胡琴。了解较深者还试图比较皮黄与昆曲。关注现代中国的留学生除了注意当红的富连成科班以及中国戏曲音乐院附属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校，还留心正受好评的新式话剧《日出》的上演情况。青木正儿留学时北京昆曲几乎绝迹，为此特意改赴上海，到徐园听硕果仅存的苏州昆剧传习所的童伶演唱。此外，北京的风俗人情，节令礼仪，也是留学生注意了解体味的事情。
近代中日关系，在反侵略与侵略的总体对抗中，的确存在不同发展趋向的变数。在日本逐步推行大陆政策的大背景下，留华学生无论类型如何，甚至包括求学问者，也不能不受此制约。其考察研究活动成就不俗，使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发展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的重心之一，同时又往往成为日本政府甚至军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依据，服务于所谓“日支提携”、“东亚共荣”的国策。但是，其中一些人通过留学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与民性的优长，或由热爱历史与自然风光而对中国滋生由衷的感情。狩野直喜声称恨不能生在中国，对一般人认为不好之处也流露出眷恋之情，是一种极端的体现。中国学者访问京都，必然前往狩野直喜住宅，这时狩野直喜往往更换中装出来见客，以示郑重和礼敬。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等人以成为中国人为留学目的，不仅在华期间“全盘华化”，归国后也继续着中装，讲汉语。更重要的是在学问与生活两方面领悟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中日两国虽有“同文同种”之称，学术见解却相去甚远。而且中国学者一般不将对人物著述的评议诉诸笔墨，只有在口耳相传中才能了解和领悟彼此的区别。这对欲按照中国当代学术方法治中国文史的京都学派尤为重要。加藤常贤、宇野精一等人在旅费用完时，无须任何凭据就得到古书肆的借款，感到无信不立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维系中国社会的重要支柱，因而尊敬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伟大。平冈武夫在易县考察时，适逢卢沟桥事变，身陷战线中方一侧却得到当地巡警的保护得以生还，他本人和曾经去易县考察过的武内义雄都叹为奇迹。战争期间，平冈武夫还收到顾颉刚从昆明辗转寄来亲笔书写的条幅。而松崎鹤雄、盐谷温不仅学习知识，也接受礼仪文化的熏陶。盐谷温初入师门，见同门杨树达入见叶德辉时以手击头出声，以示叩头，惊于中国礼仪之盛。松崎鹤雄后来对叶师事勤谨，他长期在华，广交中国学者，日本战败后也不愿归国，“被敦迫就道”。临别致函陈垣、邓之诚等人，“追念多年高谊，依依不忍去”。这种热爱中国的感情在当时日本普遍蔑视中国的情况下，虽不足以阻止日本的侵华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转化为推进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在增进中日友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所著《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对清末中日关系重新估价，虽不无创见，但过于看重政府间的行为，失之笼统。其实，研究两次战争之间的中日关系，积极因素主要还在于民间。而学问的留华学生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