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多疾病思田里
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
西楼望月几回圆
韦应物在得知朋友们要来看望自己，询问自己的身体、工作状况时，写诗告诉朋友，自己为官很辛苦很疲累，内心极其不安，即所谓“邑有流亡愧俸钱”。而身体呢，也不好，而且因此萌生了退意，即所谓“身多疾病思田里”（见韦应物《寄李儋元锡》一诗）。“田里”是何处，农田之处，山野之处，归隐之处是也。
古代的官员归隐的很多，官员归隐的原因也很多。比如仕途不如意，长期升不上去，为“五斗米”还得折腰；比如与朝廷政见不合，按自己的思路做担心会丢帽子甚至掉脑袋，按朝廷的旨意办又感觉违心别扭，感觉对不起事业，对不起百姓，对不起历史；比如与上峰或者同僚性格脾气不合，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羞于与他们为伍；比如看到朝廷气数已尽，无可救药，毫无前途，想早日抽身；等等等等吧。总之，一句“归去来兮”，便可掼下乌纱帽走人了。
那么，因为能力不济，尤其因身体不济而想辞官归隐的人多吗？似乎不是很多，至少我所接触过的史籍中我没怎么看到。韦应物后来是否归隐了不清楚，但他至少这样想过。也许他言想归隐的原因是身体多病，只是借口，最根本的原因是“邑有流亡”，他内疚了。但这只能是“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老了累了病了，想躲清闲了。
余生也晚，但已在人世上走了半个多世纪。这么长时间，我所听过的见过的官员们，不论什么原因，都不想退休，不想归隐。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许多老革命，“小车不倒只管推”，八九十岁，死在了工作的高岗位上。邓小平是伟人，他可以说是近六十年中国第一位身前带头退休的高官，由此打破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邓小平之后呢，人们并未因此变得不恋栈起来，仍然是尽可能地不退休晚退休，尽可能地发挥完正热发挥余热，身体再差也要挺住。
当下的中国，某些官员如果身体有了病有了大病会怎么想呢，会想到“归田里”吗？绝对不会！想什么呢？想早升快升猛升，做更大的官。如此以来，医保水平就会提高，就可以出省出国去治病，就可以不计代价，想吃什么药吃什么药，想做什么治疗做什么治疗，而且可以到气候温暖，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之处去疗养，去散心。家人还可以陪同享乐。
某些官员身体有了病，会想尽办法谋一个肥差干干，挣来大把的银子治病，即便已病入膏肓，无法可医，无药可治，但银子还可以留给老婆孩子。挣钱的事，健康时还有来日方长之思，一旦病了病重了，那是越早越好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啊！
某些官员有了病，会想死后能不能被追认为烈士，骨灰能不能安放在八宝山九宝山，讣告发得是否体面，悼词写得是否全面，是否有文采，是否有高度，事迹能不能被写进党史军史地方史，能不能流芳百世，英名永存。
韦应物比之今天的某些官员，脑袋瓜子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上面说的那几个方面，他可能均未想到。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真科学，唐朝比现在早了一千多年，一千多年后的今人比唐朝人聪明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回过头来再想，脑袋聪不聪明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约与体制也有极大的关系。唐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除了皇帝，不“致仕”不退休的官员似乎不多，起码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前多。唐朝官员的医疗保障制度也似乎没有当今好，官员花几十万几百万治病的事大约不太可能发生。他们有病不退休不归隐，就只好带病操劳，这肯定是速死之道。因此之故，他们大约在患病后想“归田里”。起码韦应物是这样想的。
与韦应物们比，今日的官员们不知要幸福多少！百倍千倍，不是夸张。“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诚哉斯诗斯言。韦应物们不服是不行的。
20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