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出自《红楼梦》第五回“太虚幻境”的这副对联，近于谈禅说悟的偈语，又融入了曹雪芹往事如烟、人生如梦的个人感悟，关联着《红楼梦》全书的“立意本旨”。“扬州旧梦久已觉”（敦诚诗《寄怀曹雪芹》），“秦淮风月忆繁华”（敦敏诗《赠芹圃》），二敦兄弟的两句诗，似已触及雪芹当年写作《红楼梦》的心境和动因。巨大的失落感，虚无的梦幻感；深情的眷恋，痛切的反思；无限的悔恨，无尽的怀念……百感交集的复杂思想感情，促使他“十年辛苦不寻常”，用血泪“哭成此书”。
清人评点家王希廉在《红楼梦总评》中说：“《红楼梦》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数意……不为作者齿冷，亦知作者匠心。”《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7页。此话还真抓住了全书“关键”，点到了作者“匠心”。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故曰“贾雨村”云云。
……
这段“作者自云”虽非真正的作者自序，只是被误衍入正文的回前评语“作者自云”一段，本系《石头记》第一回的回前阅者评语，在甲戌本被列为全书“凡例”第五条，在庚辰本则被衍入第一回正文。，却也深得作者文心，不仅点到了《红楼梦》借石头“通灵”之说写人生梦幻之感的“立意本旨”，更明确指出：人物姓名“甄士隐”谐音“真事隐”，“贾雨村”谐音“假语村”，寓意作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村夫之言）写出。过去，有些人将这种说法解读为在生活真实基础上艺术虚构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看似没错，却并不确切，至少是用一般代替特殊，即用现实主义以至一般文学创作原则代替《红楼梦》有特殊所指的写作方法。《红楼梦》所隐去的真事，并不等于作者在生活中搜集记录的一般真人真事，而主要来自他个人亲身经历及其家族盛衰旧事，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原型，则可能是曾经与他朝夕相处以至有过爱恨恩怨、感情纠葛的家人、亲友和故旧；《红楼梦》所说的假语村言，也不等于一般的艺术虚构，至少虚构的方式、幅度有所差别——正因为如此，阅读这部作品往往有直逼生活原生态的真实感，以至有时使人仿佛忘记了是在读纯属虚构的小说。说白了，《红楼梦》绝不像当下某些作家那样单靠体验生活、搜集素材东拼西凑虚构出来的小说，而是隐含作者自叙与回忆、相对较多保留了原生态生活真实的一种虚构叙事文本；其实，《红楼梦》与其说是曹雪芹冥思苦想刻意“创作”出来的，不如说是从他心灵深处、感情深处不可遏止地倾泻、喷涌出来的，是他用自己全部感情、全部生命谱写的一部宏大叙事诗篇。这里，我们既有必要把《红楼梦》与一般虚构叙事小说适当区别开来，又同胡适等人的《红楼梦》“自传”说划清了界线——而穿凿附会地刻意索求《红楼梦》文本背后宫闱“隐事”的“索隐”红学，当年早已被胡适的“自传”说击得粉碎，一度销声匿迹；当下刘心武提出的所谓“秦学”，在思维方式、治“学”方法上只不过是重蹈当年“索隐”红学的覆辙而已。
贾假甄真的谐音寓意，不只暗示了《红楼梦》特殊的叙事策略和写作方法，更涉及小说所写主要环境、主要家族和主要人物的总体设计、具体构思。
小说实写、正写的贾府、贾家，谐音寓意假府、假家，即实际上并不存在，纯属虚构；而贾府、贾家所在地，作品只称是“天子之邦”的“京都”、“中京”或“都中”，看似北京，又不像北京，如室内描写中有北方的炕，景物描写中又有南方的竹、梅、桂等植物，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景象也似北似南，难以确定。这并非作者对地域景物描写有疏漏，而是他有意为之，“不欲着迹于方向”，“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甲戌本《石头记》“凡例”），实即特意不让人确定小说故事发生在北京。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俞平伯在与顾颉刚通信中，曾就《红楼梦》的故事背景是北京还是南京的问题，进行过热烈、认真的讨论，他的“结论”是：“红楼梦所记的事应当在北京，却掺杂了许多回忆想象的成分，所以很多江南底风光。”②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484页。俞先生的“结论”，对于我们理解《红楼梦》故事环境描写的生活依据不无参考价值（雪芹少年时代是在江南曹家“老宅”度过的，后因政治变故曹家才迁居北京），但断言“红楼梦所记之事应当在北京”，未免是以学术考据代替了艺术描写，诚如他自己所说，恐怕是“历史的眼光太浓厚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雪芹虽记事实，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是多的。”②其实，贾即是假，贾府、贾家即假府、假家，在实际生活中并不真有这样一个贾府、贾家存在，贾府、贾家所在的“京都”也子虚乌有，不必坐实是北京；但艺术描写上，贾府、贾家写得很实很真，给人以高度真实感，从这个角度又可以说贾不是假，假中见真。曹雪芹把贾府、贾家写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京都”写得似北似南，非北非南，是艺术虚构需要，也可能出于政治避讳。写作《红楼梦》时，曹家已因政治变故彻底败落，又正当文字狱盛行，雪芹在某些敏感问题上下笔如此扑朔迷离，令人捉摸不定，其中原有难言之隐。不要说曹雪芹那个时代，岂不见就在当今，许多反贪倡廉、打黑除恶题材的电视剧，为了避免有人“对号入座”，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哪一部的故事发生地不是用“江城”“海城”之类子虚乌有的化名！
与正写、实写的贾府、贾家及其所在地子虚乌有的“京都”恰成对照，侧写、虚写的甄府、甄家谐音寓意真府、真家，即真有其府、真有其家；甄府所在地，小说也毫不避讳，反复点明在金陵即南京；太虚幻境“各司中皆贮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对贾府一些女子不称“京都十二钗”，而称“金陵十二钗”（包括正册、副册、又副册），梦中的贾宝玉也把金陵看作家乡，翻阅簿册“一心只拣自己的家乡封条看”。这不仅表明作品所写地处“京都”的贾府中人，自我意识中其真正的家乡却是在甄（真）府所在地金陵，同时，也可看作是身在北京（著书于京郊西山黄叶村）、情系江南、魂牵“旧梦”的作者本人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六回赵嬷嬷以夸耀口吻回忆“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江南的甄家”“接驾四次”的“好势派”，这已非一般小说家言，而是暗指当年江南曹家曾四次接驾康熙南巡的事；至于《红楼梦》用两三回篇幅大书特书的元春归省情节，则纯属虚构，曹家并未有过皇妃归省的事。但不容置疑：作品描写元春归省的盛大场面、“富贵风流”，绝非凭空杜撰得出来的，实际上可能是作者借用了对当年曹家“接驾”盛况的某些记忆或听闻作素材，再加以适当增删改造写成的。由此看来，甄府、甄家虽然着笔极少，写得很空很虚，给人以似真若假、似有若无之感，但其所在地“金陵”却与曹家江南“老宅”地点基本吻合；作者更借“甄”显真，借人物回忆夸耀江南甄家，显示江南曹家当年为康熙南巡四次接驾的声势气派——而这一“皇恩浩荡”的眷顾，不只是当年曹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时期的重要标志，恐怕也是曹氏家族（包括雪芹本人）引为世代殊荣的辉煌历史。
贾府、贾家（包括其所在地“京都”）纯属虚构，似乎很假，但艺术上描写很实，显得很真，描写中也几乎全部动用了与雪芹经历、曹家历史密切相关的生活素材和感情积累；甄府、甄家（包括其所在地金陵）来历甚明，似乎更真，但艺术上描写很虚，显得很假，只一鳞半爪地透露了有关曹家的个别重要信息（如“四次接驾”）。如此贾假甄真，虚虚实实，甄贾两府、两家既真假相对，虚实相映，又真假互渗，虚实互补。据此，又可以说贾（假）即是甄（真）、甄（真）即是贾（假）：贾府、贾家即甄府、甄家的虚构和实写；甄府、甄家即贾府、贾家的真影和虚写。
当然，《红楼梦》贾假甄真、虚虚实实的奇思妙想，将“真事隐去”、出以“假语村言”的叙事策略，还充分体现在甄、贾二宝玉的人物设计上。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第一主人公，虽谐音寓意假宝玉，形象本体却是高度写实的，具有高度艺术真实感；甄宝玉谐音寓意真宝玉，作为艺术形象则写得很虚很假（在《红楼梦》前八十回并未正式登场，只出现于人物口头介绍和宝玉梦中），影影绰绰，似有若无，与贾宝玉的关系也似一似二，甄（真）贾（假）难辨，实际上只是为寓意而设的寓意化人物，是贾宝玉形象的一个假定性重影。
关于贾宝玉与甄宝玉的微妙关系和深层意蕴，本书将有文专谈，在此毋须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