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舒适地，像在我自己家中一样。而他，在横身在一张长榻上之后，便用他的好像是记忆中的声音开始说话了：“是的，我昨晚才听到念你的诗。它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愉快给我，我向你忏白，我不能有像你的《答客问》那样澄明静止的心。我闭在我的世界中，我不能忘情于它的一切。”
的确，这“无罪的囚徒”并不是一位出世主义者，虽然他竭力摆脱自己，摆脱自己的心。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广大深厚得多的世界，包涵日，月，星辰，太空的无空间限制的世界，混合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无时间限制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死者和生者的区别，一切东西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生物。
“我相信能够了解你，”我说，“如果你能够恕我的僭越的话，我可以向你提起你的那首《一头灰色的中国牛》吗？遥远地处于东西两个极端的生物，是有着它们不同的性格，那是当然的，正如乌拉圭的牛沉醉于Pampa的太阳和青空，而中国的牛彳亍于青青的稻田中一样，但是却有一种就是心灵也难以把握得住的东西，使它们默契，把它们联在一起，这东西，我想就是‘诗’。”
“这倒是真的，”诗人微笑着说，眼睛发着光，“我们总好像觉得自己是孤独地生活着，被关在一个窄狭到有时几乎不能喘息的范围里，因而我们便不得不常常想到这湫隘的囚牢以外的世界，以及这世界以外的宇宙……”
诗人似乎在沉思了；接着，他突然说：“想不到你对于我的诗那么熟悉。你觉得它怎样，这首《一头灰色的中国牛》？这是我比较满意的诗中的一首。”
“它启发了我对于你的认识，并使我去更清楚地了解你。”
因为说到中国，许拜维艾尔便和我谈起中国来了。他说他曾经历过许多国土，不过他至今引以为遗憾的，便是他尚未到过中国。他说他的友人昂利？米书（Henry Michaux）曾到过中国，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对他盛称中国之美，说那自认为最文明的欧洲人，在亚洲只是一个野蛮人而已。我没有读过米书的作品，所以也没有和许拜维艾尔多说下去。可是他却兴奋了起来，好像立时要补偿他的憾恨似地，向我询问起旅行中国的问题来，如旅程要多少日子，旅费大概要多少，入境要经过什么手续，生活程度如何，语言的隔膜如何打破等等。而在从我这里得到一个相当的解决之后，他下着这样的结论：
“我总得到中国去一次。”于是他好像又沉思起来了。
我趁空把这书室打量了一下。那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书架上排列着诗人所爱读的书，书案是在近窗的地方，而在案头，我看见一本新出的Mesures。窗扉都关闭了，不能望见窗外的远景，而在电灯光下，壁上的名画便格外烘托出来了；在这里面，我辨出了马谛思（Matisse），塞公沙克（D.de Segonzac），比加索（Picasso）等法国当代画伯的作品。我们是在房间的后部，在那里，散放着几张沙发，一两张小几和一张长榻，而我们的诗人便倚在这靠壁的长榻上；榻旁的小几上放着几张白纸，大概是记录诗人的灵感的。
诗人站了起来，在房里走了几步，于是：
“你最爱哪几位法国诗人？”他这样问我。
“这很难说，”我回答，“或许是韩波（Rimbaud）和罗特亥阿蒙（Lautréamont）；在当代人之间呢，我从前喜欢过耶麦（Jammes），福尔（Paul Fort），高克多（Cocteau），雷佛尔第（Reverdy），现在呢，我已把我的偏好移到你和爱吕阿尔（Eluard）身上了。你瞧，这样的驳杂！”
听我数说完了这些名字的时候，许拜维艾尔认真地说：
“这也很自然的。除了少数一二人以外，我的趣味也差不多和你相同的。福尔先生是我尤其感激的，我最初的诗集还是他给我写的序文呢。而罗特亥阿蒙！想不到罗特亥阿蒙也是你所爱好的诗人！那么拉福尔格（Laforguo）呢？”
我们要晓得，拉福尔格和罗特亥阿蒙都是颇有影响于许拜维艾尔的，像他们一样，他是出生于乌拉圭国的蒙德维艾陀（Monteviedo）的，像他们一样，他的祖先是比雷奈山乡人，像他们一样，他是法国诗人。在《引力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诗句：
不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掘着地，希望你会从地下出来，
我用肘子推开房屋和森林，去看你在不在后面，
我会整夜地大开着门窗等着你，
面前放着两杯酒，而不愿去沾一沾口。
但是，罗特亥阿蒙，
你却不来。
“拉福尔格吗？”我说，“可惜我没有多读他的作品，还在我记忆中保存着的，只《来临的冬天》（Lhiver qui vient）等数首而已。”接着，我便对他说起他新近出版的诗集《不相识的朋友们》（Les Amis Inconnus）：
“我最近读了你的诗集《不相识的朋友们》。”
“是吗？你已经买了吗？我应该送你一册的，可惜我现在手头只剩一本了。你读了吗，你的感想怎样？”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却向他念了一节《不相识的朋友们》中的诗句：
我将来的弟兄们，你们有一天会说，
一位诗人取了我们日常的言语，
用一种无限地更悲哀而稍不残忍一点的
新的悲哀去，驱逐他的悲哀……
在他的瘦长的脸上，又浮上了一片微笑，一片会心的微笑，一边出神地凝视着我。沉默降了下来。
在沉默中，我听到了六下钟声。我来了已有一个多钟头了，我应该走了。我站了起来：
“对不起，我忘记了你牙痛了，我不该再搅扰你，我应该走了。”
“啊！连我自己也忘了牙痛，我还忘了我已约定牙医的时间了，我们都觉得互相有许多话要说。你住在巴黎吗？我们可以约一个时间再谈，你什么时候有空吗？”
“我明天就要离开巴黎，”我说，“而且不久就要离开法国了。”
“是吗？”他惊愕地说，“那么我们这次最初的见面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了。”
“我希望我能够再到法国来，或你能够实现你的中国旅行。”
“希望如此吧。不错，我不能这样就让你走的，请你等一等。”他说着就走到后面的房间中去。一会儿，他带了一本书出来：
“这是我的第三本诗集《码头》（Débarcadères），现在已经绝版，在市上找不到的了，请你收了做个纪念吧！接着他便取出笔来，在题页上写了这几个字：给诗人戴望舒作为我们初次把晤的纪念。茹勒？许拜维艾尔谨赠。
当我一边称谢一边向他告别的时候，他说：“等一等，我们一道出去吧。我得去找牙医。我们还可以在路上谈一会儿。”
他进去了，我隐隐听见他和家人谈话的声音，接着他便带了大氅雨伞出来，因为外面在下雨。向这诗人的书斋投射了最后一眼，我便走出了。诗人给我开了门，让我走在前面，他在后面跟着。
“你没有带伞吗？”在楼梯上他对我说，“天在下雨。不要紧，你乘地道车回去吗？我也乘地道车，我可以送你到那里。你不会淋湿的。”
到了大门口，他把伞张开了。天在下着密密的细雨，而且斜风吹着。于是，在这斜风细雨中，在淋湿的铺道上，在他的伞下面，我们开始漫步着了。
“你近来有新作吗？”我问。
“我在写一部戏曲，写成了大约交给茹佛（Louis Jou vet）去演。说起，你看过我的《林中美人》（La Belle au Bois）吗？”
“那简直可以说是一首绝好的诗。而比多艾夫夫妇（Ludmilla et Georges Pitoff）的演技，那真是一个奇迹！可惜我没有机会再看一遍了。”
我想起了他的诗作的西班牙文选译集。
“我在西班牙的时候读到你的诗的西班牙译本。如果没有读过你的诗的话，人们一定会当你做一个当代西班牙大诗人呢。的确，在有些地方，你是和西班牙现代诗人有着共同之点的，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