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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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经过长期的筹备和不断地延期后，《现代诗风》终于得以出版。主编《现代诗风》的戴望舒，却并未因此而高兴得太久，很快他便有了新的考虑。他打算创办一本内容更加丰富、能够真正容纳中国诗歌的诗歌刊物。此时戴望舒正处于生活的安定期，从法国归来并与施绛年分手之后，他很快开始了与穆丽娟的新的爱情，一切都显得平稳而美好。安定的生活给了戴望舒更多的思考空间，全新的刊物《新诗》的框架，在他的头脑中越发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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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在中国出现得比较晚，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渐渐发展起来。中国古代的诗歌，曾经达到很高的艺术高度，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过多的桎梏和束缚使得语言渐趋僵化，且多年来形成的许多模式化的表达方式已经开始令人感到厌倦。而新思潮也正在此时席卷而来，与传统守旧的理念产生剧烈碰撞，迸发出许多明亮的火花。这时，必须有一种新的诗歌站出来，打破传统的限制，成为人们抒写时代、表现内心和自我的载体。
最初的新诗，不过是在语言上让白话进入诗歌，如胡适在1918年出版的《尝试集》，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但作为诗歌，确实只能算是尝试，称不上艺术。此后，许多新文学杂志，或报刊的文艺副刊开始刊登一些用新的写法创作的诗歌。发表作品的阵地渐渐多了起来，诗人们的新诗创作热情也自然随之而不断提升。1921年，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刘延陵等在杭州创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诗社团--“中国新诗社”，次年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本新诗刊物《诗》，除几位编者外，胡适、周作人、王统照、郑振铎、徐玉诺、陈南士、汪静之、冯雪峰、潘训等成为了主要的撰稿人。而以冯雪峰、应修人等为代表的“湖畔诗派”也很快在杭州成立。以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为代表的“创造社”也于1921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也曾在诗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它并不是单纯的诗社，而是涉及更广泛文体的文学社。随后几年，徐志摩等人创办了《新月》，主要发表“新月派”同人的作品。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左联主办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等文艺刊物，诗歌作者主要有殷夫、胡也频、蒋光慈、钱杏村、洪灵菲等。1932年，在左联的领导下，穆木天、蒲风、任钧、王亚平等人成立了“中国诗歌会”，创办了《新诗歌》杂志。
这些诗坛大事主要都是发生在杭州和杭州周边如上海等地，与戴望舒的生活经历惊人相似，因此对他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
戴望舒自己也曾数次参与编辑文学刊物，比如《无轨列车》、《现代》，以及刚刚出版第一期的《现代诗风》。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看向了更深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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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自古有南北之分。南方和北方因为地理环境、气候等都大不相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自然产生了不同的文风。这与南美洲孕育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道理是一样的。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写道：“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着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诗尚处于发端阶段时，这种由来已久的南北之分很快也渗透到了诗人和诗群之中。纪弦曾说：“‘北方诗派’较为保守，‘南方诗派’较为急进；‘北方诗派’带有浓厚的学院气息，‘南方诗派’带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北方诗派’使用韵文工具，‘南方诗派’使用散文工具--此乃两者最大、最显着的不同之处。”至于中国新诗如何发展，南北两方向来是各执一词，各行其是，甚至互相之间必要的往来交流也几近于无。南派以“现代派”为主，北派以“新月派”为主，都提出了自己明确的诗观，并通过适当的阵地来发布同人作品和阐释自己的诗歌理念，但那时每个群体大都显得有些自以为是，拼命想证明自己的道路是对的，而对别人的方式不屑一顾，一时间，“南”拳“北”腿，互不相让，对峙的格局便形成了。缺少互相交流，诗歌便被渐渐分割开来，发展自然就受到了限制。
处于那个热闹的年代，戴望舒却是少数难得的清醒者之一。他认真思考了当时中国诗歌发展的困境，找到了限制诗歌发展的因素，于是开始寻求解决的方案。最终他决定要发行一本全面的诗歌刊物，融合南北两派、消弭矛盾，使双方能够健康交流，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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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办刊，戴望舒并不陌生。
早在中学时代，十七岁的戴望舒就曾和杜衡、张天翼等办过一本名叫《兰友》的刊物，他担任主编，编辑部也设在他家里。当然，那个时期的戴望舒，尚处于文学爱好者的阶段，《兰友》也就相当于今天许多校园里文学爱好者们做的班刊，只不过因为它是戴望舒主编的第一本刊物，才没有在时间的隧道中，被人们所遗忘。1926年，就读于震旦大学的戴望舒，与施蛰存等共同创办了《璎珞》，这本刊物上所发表的也仅是几位编者自己的诗文和一些译作。这个时期戴望舒的新诗创作才刚起步，尚显青涩，但诗中已展现令人赞叹的语感；而刊发的他的译作，则得到了人们的称赞。还有一篇批评翻译界权威李思纯的文章《谈〈仙河集〉》，因为没有发表的渠道，最终也是刊登在《璎珞》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戴望舒真正做出有文学品位的刊物，却是在后来。1928年，戴望舒、冯雪峰、杜衡寓居在松江施蛰存的家中，四人曾打算办一本《文学工场》，并很快联系了出版商，也准备好了两期的稿件，但最终因为内容太过激进，而被出版方拒绝了。随后，刘呐鸥从台湾来到上海，便邀请他们四人前去一起办杂志，便得以发行了《无轨列车》。这个名字意味着刊物“内容没有一定的轨道”（施蛰存语）。他们在那时就已经有了不做同人刊物的打算，尽管这本刊物的负责人是刘呐鸥，而非戴望舒，但这个办刊理念对诗人的影响是深远的。1929年9月，戴望舒和刘呐鸥、施蛰存、徐霞村又创办了《新文艺》，主要译介外国作家作品，同时配发一些关于外国文学的综述、评论，试图把外国文学引到中国来。这两个刊物最终都被禁了。1932年，施蛰存主编《现代》，戴望舒参与了前面几期的工作，后来因为要兑现他对施绛年的承诺，不得不前往法国留学。
1935年戴望舒回国后，便投入到施蛰存策划的《现代诗风》的编辑工作中。早在两年前，戴望舒还在法国，便收到施蛰存的来信：“我现在编一本季刊，定名《现代诗风》，内分诗论，诗话，诗，译诗四项，大约九月中可出第一册。”并向戴望舒约稿：“你如高兴，可请寄些小文章及译诗论文来，不过没有稿费，恐怕你也无暇写耳。”这本刊物并没有像施蛰存计划的那样，很快就得以顺利出版。那时，在法国生活窘迫的戴望舒，也未必能帮上什么忙。但戴望舒回到上海后，一切都渐渐走上正轨了。做足了前期工作的施蛰存一方面想要借重老友在诗坛的名气来推出刊物，一方面也是为了巩固老友“现代派诗群龙头”（纪弦语）的地位，便让戴望舒来做了主编，并在这本刊物的发行预告中写道：“望舒想要办一个关于诗的杂志……他终于决定要替诗坛热闹一下，编一个关于诗的两月刊，定名《现代诗风》。”这是戴望舒第一次参与单纯的诗歌刊物而不是综合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且是担任主编，但实际的很多工作还是施蛰存完成的。1935年10月《现代诗风》正式发行，在戴望舒的号召力之下，它成了现代派诗人的阵营，当时诗坛上活跃的现代派成员纷纷亮相，戴望舒、施蛰存自不必说，纪弦、徐迟、金克木、林庚、南星等，也都得到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刊物终于出版，这是值得高兴的，但当最初的兴奋消退之后，戴望舒开始审视这本刊物（清一色的“现代派”岂不正好是戴望舒所不愿意的同人刊物？），也开始了对中国诗歌的更深的思考。
戴望舒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更加宽广的平台，只以作品的质量来考量，而不在意作者来自哪个诗群和流派，让诗人们都能够公平地获得发表的机会，这样才是正途。这需要更大的气度和更深远的目光，而《现代诗风》无疑是做不到的，因此，即便这本刊物销路很好，第一期的一千册很快被抢购一空，戴望舒还是选择了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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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办一本刊物，必须要有人，也必须要有钱，两者缺一不可。
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人选来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所谓合适的人，戴望舒认为一是要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和热情，二是要有时间精力。当然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考量标准，即在文坛的地位不能太高，这样才能保证诗人对刊物的控制权，并按照他的意图来工作，而不至于被下面的编辑喧宾夺主。
戴望舒很快想到了两个人：纪弦和徐迟。
纪弦，1913年生于河北清苑，原名路逾，故有路易士的笔名，赴台湾后，开启了台湾现代诗运动，与覃子豪、钟鼎文并称台湾“诗坛三老”，享有极高的地位。直到2013年7月22日，纪弦才以一百零一岁的高龄逝世，他获得了诗人们很高的评价：“他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伊沙语）但在1936年，二十三岁的纪弦还只是戴望舒的小兄弟，戴望舒在编《现代诗风》时向他约稿，曾令他激动了很久。
徐迟，1914年生于浙江湖州。翻译家、诗人、散文家。写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译过美国人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1996年12月13日，八十二岁的徐迟坠楼身亡。年轻时，徐迟也曾是戴望舒的众多拥趸之一，1936年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婚礼，他便被邀请做了伴郎。后来戴望舒逃往香港，他也同船而去。
纪弦和徐迟作为合适的人选，进入了戴望舒的视野，很快，诗人便开始邀约二人来商讨办刊物的事宜。二人当时都是文学青年，被大诗人邀请，哪有不乐意的。经过很多次商讨，确定下来刊物名字叫《新诗》，社址就在戴望舒位于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号的家中。那时的戴望舒和夫人穆丽娟正处于感情的甜蜜期，而穆丽娟对他又非常崇拜，因此自然不会不支持。徐迟原本是在家乡的南浔小学当老师，后来也想办法到上海找了一份工作，这样做起刊物来就方便多了。
他们商定，这本刊物不设主编、副主编等职务，三人都是编辑，但实际上，戴望舒的工作更倾向于实际的主编，而纪、徐二人分担具体的编辑工作更多一些。
至于钱的问题，戴望舒自己拿出了一百元，用作刊物的开办经费，但还有一定的缺口，纪弦和徐迟也各自拿出了五十元，他们就是凭借这两百元钱，办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歌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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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知道，要改变诗坛的气氛，刊物必须具备巨大的影响力，而要让刊物产生足够的影响，一个强力的编委会名单是必不可少的。理想的编委成员应该符合这样的要求：他们的存在，足以保证刊物的品质；同时，他们的存在，能代表刊物多元化的思想，从而避免刊物被人们视作戴望舒的一言堂。戴望舒为此，也费了不少心血。
编委最终由五个人组成--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和戴望舒本人。
卞之琳，生于1910年，他是北方新月派的重要诗人，又与何其芳、李广田并称“汉园三诗人”，代表诗作有《断章》、《鱼化石》等。虽然属于新月派，但卞之琳的诗风并不像他的老师徐志摩或朱湘等其他诗人那般正统，后来更是逐渐在创作中自觉地打破了流派限制。
孙大雨，生于1905年，历任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年轻时与朱湘、饶孟侃、杨世恩都在清华大学，四人的字或者号又都带个“子”字，故合称“清华四子”，后来四人都加入了新月社，所以又称“新月四子”。
梁宗岱，生于1903年，广东新会人，他是诗人、学者、翻译家，晚年又转行成了医药专家，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任职。喜好论辩，才华横溢，学贯中西，而且自负极高，素不让人，曾数度拒绝蒋介石要他加入“智囊团”的邀请。
冯至，生于1905年，河北涿州人，以诗集《昨日之歌》、《北游》享誉一时，鲁迅称他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创作的《十四行集》在中国新诗写作中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独步文坛，影响深远。冯至同时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
加上戴望舒，这五个人的编委阵容在当时堪称强大，而且南北两方各有人选，毫无自己一家独大的做派。
编委会成立的同时，也就成立了“新诗社”。
在确定编委名单时，还曾经有一个小插曲。戴望舒曾希望把纪弦和徐迟二人的名字列进去，他是一番好意，想要帮助这两位小兄弟在诗坛立足更稳，而且两人为了这本刊物，也都出了钱。但纪、徐二人都坚决拒绝了。因为他们二人做的是具体的编辑工作，戴望舒又提出让二人做执行编委，他们最终也没有同意。纪弦说：“我二人帮忙校对，跑印刷所，是义不容辞的，至于编委会名单还是照原案吧。”二人或许因为是小字辈，不免要谦逊一些，又或许自知资历尚浅，不足以与几位大诗人并列，即便勉强放进去，也只是叨陪末座，故而推辞不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不愿落个花钱买编委做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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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新诗》创刊号在上海正式发行。
如前面所说的，那个时候，中国新诗正处于一个热闹的时期，流派林立，许多人亲近诗歌，光是诗歌刊物全国便有十九种之多，是一个新的纪录，但《新诗》很快便从许多刊物中脱颖而出了，不仅被文学界内部推重，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也被激发起来，刊物很快销售一空--其实在正式出刊之前，预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上百名订户，一个好的开头，使戴望舒等人有了更足的干劲。
这本25开本，一百二十五个页码的刊物--这个页码数是比较奇怪的，这意味着在刊物中，有一个完全空白的不计数的页码存在--这样的容量，在当时完全称得上是一本大型的诗刊。
当然，对于一本刊物，更重要的评判标准是它的内容。
在创刊号期的《社中杂记》中，编辑们表明了自己立场和刊物的宗旨：“不是某一诗派的杂志或某一新诗运动的代言机关；本刊所企望的，只是使这枯萎的中国诗坛繁荣起来而已。所以不论以怎样形式写，凡是有独创性的好诗，本刊是乐于刊登的。”后来又在第三期和第四期分别补充：“不要模仿任何人，显出你们自己来”，“本刊是不谈政治无关党国的”。
《新诗》创刊号，刊登了卞之琳、何其芳、金克木、玲君、南星、徐迟、纪弦等诗人的作品，显示了刊物确实是在向着南北融合的方向努力。而致力于推出年轻诗人，也印证了“所以不论以怎样形式写，凡是有独创性的好诗，本刊是乐于刊登的”这一说法。而且《新诗》像戴望舒以前参编的许多杂志一样，并不局限于发表作品，也发表诗歌理论和翻译，这也使刊物更加厚重和开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