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维进
一、与茅盾先生同车赴延安
那是1940年5月下旬，从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搭乘朱总司令回延安的车队，离开西安到延安。车队开出西安城，我悬着的心才落地，再有三天就可以到延安，送朱总司令的车队不会遭什么麻烦，虽然临走时一再嘱咐大家要守纪律，不要乱跑乱说话，以便能平平安安到达延安。
我是从新四军六支队（四师前身，曾称新四军游击支队）驻地河南永城新兴集出发，回延安学习。临走前彭雪枫司令员和我谈话，他说在工作繁忙中抽出我去延安学习，是下了好大决心的，赶快学些本领回来，拂晓剧团还等着你排戏演戏呢！我回复司令员说，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学完回来好好工作。我们四个人（二男二女）请了一个带路挑行李的人动身了。晓行夜宿，走了七天到了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坐火车到了西安，一路上我们虽然有八路军的肩章、护照，但在国民党地区行走得特别小心。我们途经的太和县，两个月前从延安抗大去彭支队的十几个干部，被国民党杀害了，到西安办事处后，就等着去延安的机会，果然让我们等上了朱总司令的车队，我自然高兴万分。
这次有三辆大卡车，我们坐第三辆。上车后，见年轻的八路军战士中，还有两位穿便衣的长者，他们也坐在这装满行李、杂物的车上，只是被照顾坐在靠车头的前边，用棉被垫得软一点，可以减少一些颠簸。看着那位瘦小个子、戴着眼镜、学者风度的人，好像在哪里见过。后来听他们交谈，才知道是茅盾先生，另一位是科学家张仲实先生。我见过茅盾先生的照片，只是现在苍老一些。我也读过他的小说《春蚕》、《林家铺子》、《子夜》等，都还有深刻印象。茅盾夫妇还带着一儿一女，大概是全家到延安去的，他那样的大作家和我们一起坐着大卡车，延安不仅吸引着年轻人，也是一切爱国进步人士向往的地方。有幸和大作家同车，是多难得的事。后来我在鲁艺时，又有幸听到茅盾先生讲课。
4月从新兴集出发，到进入陕北，经过一个月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非常想到街上走走，参观文物古迹，看看电影，但办事处不准出去，说是有出去就失踪的，心情一直紧张压抑。现在进入边区，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以大声说大声笑了，真是两个地区两个世界啊！青年们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延安，我终于来到你的怀抱！
二、考试
总政治部为我写了去报考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介绍信，我到城东桥儿沟去报考。鲁艺政治处介绍我到戏剧系去。戏剧系主任张庚，副主任王震之，王接待我并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我是河南开封北仓女中的学生，参加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新四军工作，在彭雪枫支队任拂晓剧团主任，在敌后打游击。他听后叫我找教员王滨，由他出题考试。
我找到王滨同志住在窑洞里，说明来意，他上下打量我一阵，叫我简单地说做过些什么工作，然后叫我向后转，走到门口去。我走到门口，他又叫我向后转，向左转，向右转，前后左右转了好几个转，来回走了好几趟。他问我：你穿的什么衣服？旗袍、裙子？我说，我这不是穿着军装、打着绑脚么！他问：那为什么动作有慢有快呢？我当即回答，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地面高低不平，光线又暗，还弄不清你的用意，自然走得慢一些，后来就好了。他又问我延安这么多干部学校为什么要考鲁艺，我说考鲁艺就是这次回延安的目的，学习戏剧，我要学习编剧、导演、表演，使我真正能担负一个剧团的主要负责工作。我在彭支队的拂晓剧团，当了近两年剧团主任，演过戏，导演过戏，也学写过剧本，都好像闹着玩似的，自己在摸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凭直觉工作，说不出个一二三，所以要来学习。他叫我回去，一周后来看通知。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好一场别致的考试，这算什么考试，就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前后左右转了几下，他看出什么呀！一周后我到鲁艺去，考取了，第二天我就搬到学校。当我见到王滨老师时，他说我到陌生地方尚能应付自如，要我好好学习，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我为老师的鼓励而自慰，认为是开了个好头。后来他还教我们导演表演课和形体锻炼，王滨是我在鲁艺接触的第一个老师，可惜他过早去世，无法再接受他的教诲，但我常在怀念他。
三、不是共同课的共同课
1940年6月我进鲁艺戏剧系第四期，四期各系同学都住在山下一个小院里。清晨一起床就响起“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战士，用艺术作我们的武器……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的歌声。第四期学习开始，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正值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与考虑到抗战后建国的需要，因此改变了一、二期学习三个月就上前方的做法，将学制一再延长到三年。规定教学目的是“培养新文学艺术之理论、创作各方面的专门人材”，“必须具备马列主义及艺术理论相当修养，并有基础巩固的某种技能专长”。
课程设置比较多，注意知识的全面性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这种强调专业化和正规化，注重提高正符合同学们的学习愿望。开始时我对学院的生活还不太习惯，在前方炮火连天，每日行军、作战、演出，这里却安全、宁静，每天听课读书，在河边作形体锻炼，学习也很紧张，但却是和前方不同的另一种紧张。
政治课是全校的共同课，有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问题、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唯物论与辩证法……政治课使同学们具备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中国革命与抗战的基本知识、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国内外形势的认识。整个课程配备原则上是艺术与政治并重。艺术的共同课是周扬同志的《艺术概论》，从那里领会马列主义的文艺观点。各系有自己的专业课，是最主要的，占用时间最多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门不是共同课的课程。
一门是茅盾先生的《中国市民文学概论》，本是应文学系之请而讲授的，全校的同学和教职员都去听讲，变成了全校的共同课。他讲中国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并分析了三部代表作。虽然他的浙江口音有点难懂，但由于内容充实，论点清晰，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一门是周立波讲的《名著选读》，讲解古今中外的名著并介绍作家，内容丰富，娓娓动听。从读鲁迅、曹雪芹、高尔基、法捷耶夫到托尔斯泰、普希金、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以及他们的《神曲》、《安娜·卡列尼娜》……为大家大开了眼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毁灭》中的美谛克，仪表高雅、感情细腻，最后却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立波同志认为应该强调对革命忠诚的重要，纵然有千万好处，对革命不忠诚是最坏的，革命的道德高于一切。立波同志不仅教我们从文艺技巧方面去学习作品，而且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分析作品和人物，这对我们思想、艺术修养、欣赏分析能力都有提高，也提高了我们读书的自觉要求。
鲁艺的图书馆有不少藏书，但仍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于是兴起了“抄书”热，自己喜欢的就抄下来。我就和别人一起抄过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抄书是个笨办法，但笨办法的好处是，抄过一遍就记得特别牢，一边抄一边琢磨，也就理解得深一些。同时养成精读书的习惯，这也是终生受益的。
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戏剧系专业课有剧作、导演、表演、朗诵、音乐等，主课是张庚同志讲授的《戏剧概论》和《中国话剧运动史》。导表演则主要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天兰、曹葆华共同翻译了苏联拉普泊的《演员的工作》、查哈瓦的《导演的原则》、斯坦尼的《论演员》，辑为《演剧教程》，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作为最基本的导演、表演教材。年底，水华同志从重庆到延安，带了斯坦尼《演员自我修养》的几个章节，许珂、颜一烟又翻译了斯氏的文章。由戏剧系同学自己刻蜡板，用马兰纸印成讲义。张庚、水华等边研究边教学，陆续地将“注意力集中”、“想像”、“情绪的记忆”、“交流”等逐段给同学们讲解并作练习，过去我演戏，把台词背熟就行了，哪懂什么潜台词、感情交流……排戏时，也只是让演员走走位，面对着观众，让观众听清楚演员说什么，看清楚台上发生什么事情，根本不懂什么表演导演理论。通过学习懂得了演戏还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而且要经过学习掌握这一套科学方法。
学习分小组进行，我们的小组是水华同志指导。
记得有一次做练习，有人出了个题目，请一位同志想像当时的情景并表演出来，他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表演起来十分紧张，也十分做作，走路不像走路的样子，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尴尬得很。于是水华同志说，我们的练习要循序渐进，还要学习其他一些章节，如“公开的孤独”、“交流”等等。要训练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如入无人之境。当你进入角色，在规定的情景中，唤起你在这种假定环境中的情绪记忆，自主地动作起来，你就能自由松弛地表演。
我们常常自己出题目或互相出题目做练习，以训练自己，一年中学习到许多东西。1941年下半年进行反法西斯援苏的宣传演出活动，接着又排练《带枪的人》，以后又整风学习，正规的训练没有进行下去。
五、参加《军民之间》的排演
延河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方。清晨在延河边洗脸，中午去延河里洗衣服，夏天在延河里游泳，冬天在延河上滑冰。特别是傍晚在延河边散步，三五知己边走边谈，谈思想、谈学习，轻轻细语，高谈阔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教员找同志谈话也常在延河边，边走边谈，亲切融洽，一些思想问题有时就在这种和谐的气氛中解决了。
我在鲁艺期间参加过不少演出活动，但大多是做舞台工作和当群众演员，管过服装道具，搬过布景片。我刚入学第二天就有戏剧系毕业生朋来找我，要我为纪念鲁艺校庆二周年演出，在果戈理的喜剧《婚事》剧组缝制和管理服装。《婚事》是旧俄的讽刺戏剧，参加演出的是一、二期戏剧系的毕业同学，都是戏剧上很有造诣的。我跟朋整整忙了三天算是把服装准备就绪。这个戏可以说是开延安演外国古典戏之先河，以后才有《钦差大臣》、《悭吝人》等上演。舞台上服装五颜六色，平整挺括，其实都是拿旧衣服改制的，烫熨得平整就是了。过去我在拂晓剧团时，除了几套日伪军衣，其他服装都是向老百姓临时借来的，和今天无法相比。这里演出时，一二十个角色，有几十套服装，幕间时间短，开始时真有点手忙脚乱。在延安北门外党校大礼堂演出，演完后走十几里路回桥儿沟住，好在演员们帮忙，总是把衣服折得整整齐齐，使我感到剧组是个团结友爱的集体，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我在实践中受到教育。
参加《粮食》（《沁源围困》）的演出，我虽是个没有话的群众演员，排戏却从头跟到尾。听前方回延的部队首长作报告，讲解形势和情况，剧本多次修改，周恩来副主席还亲自和编导讨论剧本的修改。导演舒强、水华认真仔细地排戏，为突出地方风格而使用山西方言演出等等，使我了解导演在整个排练过程的工作，特别是导演与演员的合作，帮助演员了解角色、掌握角色的性格特色，把握演员角色创造的连贯性，要求一些配角也在突出角色的特色，群众演员在台上也要进入规定情景，能起到烘托、陪衬的作用。
1942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时值抗日战争五周年，鲁艺准备演出反映前方抗战生活的戏剧，就创作了几个独幕剧，合称为“反扫荡大话报”，有荒煤编的《我们的指挥部》、袁文殊编的《军民之间》、骆文编的《三光政策》及姚时晓和其他人的剧本。《军民之间》反映在反扫荡中八路军战士在游击区受伤后在一群众家养伤，突然日伪军来搜查，儿媳把他说成是自己的丈夫，掩护他瞒过敌人的耳目。我演儿媳，戏不多，却是一场随机应变的感情戏，要演出儿媳的貌似憨厚、腼腆，实则沉稳、机警的性格。在排练中导演水华同志循循善诱的启发，又鼓励我大胆地演出，使我通过这个角色做了一次实验，印证我学习有多少收获。我体会到固然有科学演剧方法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有几年前方生活的体验和对群众生活的一定熟悉，没有群众生活的依据，是无法凭空创造出人物的，这使我对生活是一切创作的源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六、艺术是严肃的
1941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罗迈同志作总结指出，鲁艺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艺学院，目前的任务重在“专门化”，一方面要提高自己，努力培养当前抗战需要的文艺人才，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积累文艺工作和艺术教育的干部。另一方面要帮助别人，既要成为团结全国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也应有长远打算，为将来把文艺活动推向全国，准备大批有相当修养的文艺干部。要求大家在延安埋头学习，长期打算，一旦将来形势好转，分发出去，这一大批有相当修养的干部是将来掌握全国文艺活动最宝贵的资产。这时毛泽东同志又在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于是掀起整顿学风的学习，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肃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在这之前就曾为鲁艺题写“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八字校训。鲁艺在这年除夕，为了减轻同学们思乡、思亲之情，组织一些节目让大家在欢乐气氛中迎接新春。当时鲁艺正在演出曹禺的《日出》，有人出主意来一个反串《日出》吧！于是，按《日出》的情节拼凑故事，演出时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快快乐乐地度过了除夕。事后，校方严肃批评采取这种开玩笑的方式胡编乱演，是极不严肃的态度，在鲁艺不应发生这种低级趣味的现象。
鲁艺校内艺术思想是活跃的，墙报、晚会、社团的活动，艺术空气十分浓厚，但也有些问题，如文人相轻、老子天下第一、闹无原则纠纷、重创作不重视艺术组织工作……
整顿学风时，结合校内情况，经过认真学习讨论，认为首先要严肃校风，严肃艺术态度，肃清低级趣味，树立正确的学风，经过全体人员讨论，制定了鲁艺的“艺术公约”。
“艺术公约”首先是从政治上成为大家的规范，同时大家也在同一方向、同一目的下活跃艺术思想，促进师生的学习、研究和创作的健康发展，也可以说是从思想观念到艺术作风完善个人从事艺术工作的座右铭。在这次讨论学习中，我受到极大的教育。此后，对待艺术，对待任何工作，忠诚、踏实、严肃、认真，成为我终生遵循的准则。
七、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
我在延安鲁艺学习工作了六年，那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值得纪念的是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教诲。
延安鲁艺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与直接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党的文艺干部学校。毛主席领衔发出鲁艺的《创立缘起》，他两次为鲁艺题写校名“鲁迅艺术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以已故中国最大文豪鲁迅的名字为学校命名，是要我们朝着鲁迅的方向努力。他为鲁艺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指出文艺创作方法的原则，他还教导鲁艺师生培养良好的校风，题写了“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八字校训。他曾建议演出国统区作家的进步戏剧，促成鲁艺上演曹禺的《日出》，接着带来延安舞台上中外古今的名剧，题材多样，形成延安舞台上的繁荣景象。
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过不久，1942年5月30日下午，毛主席亲临鲁艺为师生讲话，讲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例子较多。
鲁艺在整顿学风中检查了办学方针，提出许多问题。在延安演大戏、古典戏、外国戏以及后来的讽刺剧，做法不对头，办学方针关门提高，和抗战实际脱离，该怎么着？毛主席的讲话结合鲁艺的实际情况，虽然不是回答提出的问题，但都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毛主席讲话的地点是鲁艺礼堂旁边的场院内，石窑前放张木桌，毛主席站在桌后，同学们三面围着。我坐在前边，靠毛主席较近。他亲切和蔼，谈笑风生的话语深深吸引着我。原来我拿了笔记本准备记录，但听得专注、痴迷，竟忘了动笔，只想把他的话句句都深深铭记在心里。我自以为入党六七年，在前方经受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在部队为战士教歌、演戏，对群众讲演、宣传，不就是为人民服务么！但越听越为自己的自以为是而惭愧，“灵魂深处还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屁股要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说得多好啊！过去我认为我是来为工农兵服务的，这时才明白我是把自己摆在工农兵之外，现在要屁股移过来，使自己成为工农兵中一员，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过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新四军，只是我的具体行动、思想上离党的要求还很远很远，现在要从立场、世界观上来个彻底转变，转变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走向大鲁艺，向群众学习，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学习。毛主席的话对我一生是一大转折。
自此之后，为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在春节时掀起红红火火的大秧歌运动。鲁艺也组织了100多人的秧歌队，有大秧歌，还有打花鼓、耍狮子、跑旱船、赶毛驴、推小车等小节目，充实以新的内容并配新歌词……我参加了跑旱船，在延安城郊各机关、工厂、农民间演出，被群众称之为“鲁艺家的斗争秧歌”（老乡们称旧秧歌为“骚情秧歌”）。对事情的理解有个过程。我们最初的演出完全学习旧的民间形式，秧歌队的打头人画个白鼻子，扎个朝天辫，拿把大扇子。第一次总结演出时认为这有损劳动人民的形象，应该俊扮，改为健壮的工农形象。于是打头人改穿工农普通服装，取消了白鼻子小辫子大扇子，改拿镰刀、锤子。在文化沟口演出时，两边山坡上都坐满了观众，有些观众跟着秧歌走，我们演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一天跟着看好几场。后来演出了路由、安波创作，王大化、李波主演的《兄妹开荒》，更受群众欢迎。
那一天到枣园去给毛主席拜年，锣鼓家伙敲响，毛主席快步走出，我的节目演完后坐下来，就注意看着毛主席，他有时点头赞许，有时哈哈大笑，看得非常高兴。毛主席高兴我们也高兴。我们实践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演出，向群众学习，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也理解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从秧歌运动中产生了《兄妹开荒》和许多秧歌剧，又发展到大型秧歌剧《周子山》、歌剧《白毛女》，这就像毛主席说的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去实践，文艺一定会发达兴旺。
八、生产是一门重要的课程
初春的早晨，寒风料峭，空气格外清新，一队队男女掮着镢头，沿着山路去开荒。有谁唱了起来，“开荒咦开荒，前方的将士要军粮，织布咦织布……”一颗颗火热的心随着歌声跳动。鲁艺是从1939年就开始开荒生产了。在山头上，人们一字排成行，女同志夹在中间，一路下去，镢头跳上落下好不热闹，人们谁也不甘落后，女同志把能参加开荒看作自己是强者的表现。
到边区来的人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最初是挖窑洞，自己挖自己住，窑洞冬暖夏凉，有的窑洞还有套间，开着半圆形的大窗户，虽无玻璃窗，但大格子糊上白棉纸，也非常明亮。自己挖的窑洞住起来特别舒心。
自己种菜，白菜、菠菜、西红柿、萝卜，又新鲜又丰富。有一年菠菜种得太多，长得又高，早晚吃菠菜也吃不完，伙房就把菠菜晒成干菜贮存起来，把萝卜腌成咸菜吃到冬天。
女同志喜欢到伙房去要锅巴，叫做土饼干。伙房老班长常在饭盛完后，把锅巴在锅内再烙一会儿，待它完全酥脆再往外盛，女同志常感谢老班长的关照。
有时我们也到30里外的小煤窑为伙房背煤，量力而行，力气大的背大块，力气小的背小块，有时背的虽少，但因路远，越走越觉得沉，一趟才背十多斤就累得不行，但走的次数多了，也可以背得多起来。
每年冬天，各系同学轮流去山里砍木头烧木炭，以便冬天取暖。我们四期戏剧系到七里营的山沟里烧过木炭。五个女同学也同去，男同志砍木头，女同志烧水烧饭，往山里送。我们住在一个三户人家的小山村里，最初大家都没有做小米饭的经验，特别是用大锅做几十人的饭，不是夹生，便是糊了。经过邻家妇女的帮助，才做出可口的小米饭。我们为自己连饭也做不好既好笑又生气。毛主席说什么叫做知识，“世界上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阶级斗争知识”。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连饭都做不好，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经受锻炼怎么成呢？
1943年整风后期，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借以度过国民党封锁的经济困难，一方面锻炼干部。鲁艺除了少数人进行业务学习外，大多数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工业生产合作社。我参加的工业生产是纺棉线，我学会了纺缝纫机用的机器线，还学会了捻毛线、织毛袜、织毛衣、做鞋等，按照毛主席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教导，为减轻陕北人民负担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劳动。生产对每个在延安的人来说都是重要的，体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补上城市青年对生产劳动一无所知的缺陷。每个在延安生活过的人都是难忘的。
九、又回延安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后，我随华北文艺工作团离开延安到张家口。在那里曾和抗敌剧社合作演出歌剧《白毛女》，我饰演王大婶。
1946年4月初，延安要成立电影制片厂，拍摄艺术片《边区劳动英雄》，中组部调凌子风、石联星、钟敬之和我一起回延安参加工作。
延安电影制片厂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领导，厂长陈永清。《边区劳动英雄》的剧本由陈波儿、伊明编写，叙述一个劳动英雄翻身成长的故事，并反映了土地革命、红军北上抗日、边区大生产运动、自卫战争中保卫边区等重大历史事实。影片的导演是伊明，摄影师程默，美术设计钟敬之。主要演员有凌子风、斐然、刘燕生、黄俊耀、王岚、阿甲、李波、韩冰、李高峰等，我饰一农村女干部兼场记。
筹备工作同时，全体演职人员曾到吴家枣园去体验生活，采访陕北土地革命的情况，熟悉边区人民，找寻与角色相似的人物原型，很有收获。我作为场记，对剧本的研究更加注意，也是我初入电影的一次学习。
我们在延安南门外20里处找到一个小山村作为主要外景地，这个山村朝阳，外形特征、改造条件都符合我们的要求，于是就利用这个山村的自然环境和建筑地形选一户农家，改建它的窑面、院落，成为主要拍摄场地。
我在戏里饰一农村干部，面前雏鸡成群，身边坐着女儿，摇起纺车纺棉线，只拍完这个镜头，机器坏了。这时，胡宗南要进攻边区，形势紧张，电影无法拍摄下去了。程默、伊明、凌子风等带着修好了的摄影机，随军上前线去拍摄新闻纪录片。我因此接触了电影，此后几十年间，就在新闻记录电影战线上奋力工作，记录时代的风云、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变化。作为时代目击者，奉献了我的后半生。
十、参加土改和战勤工作
在陕北自卫战争中我曾参加土地改革、战勤工作。1947年2月，我和钟敬之同志，还有边区文协的柯仲平、王琳、高敏夫、石鲁、张智等到边区北边镇川堡附近的羊圈沟搞土地改革。陕北是老苏区，但一部分抗日战争中划归边区的地方没有经过土地革命，虽经过减租减息，地主不敢明目张胆为非作歹，但群众对地主恨不起来。这时就要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和地主算细账，认识到剥削的本质就在于利用土地的所有权收粮收租，把农民劳动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反而说农民靠他生活。为什么土地该是他的？只有土地没有劳动能长出庄稼、打出粮食吗？不劳而获，靠土地收租就是封建剥削。经过土改也改变了我的模糊认识。当时有所谓“恶霸地主”和“仁慈地主”的谬论，认为作威作福、欺压农民、有人命的恶霸地主最可恨，而仅靠地租、对农民慈善的地主是社会制度使然。我认为自己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是书香门第，对农民只有地租剥削，没有敲诈勒索等，属于“仁慈地主”。虽然我经过党多年的教育，但有时在思想感情上那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在不自觉中表现出来。经过土地工作，我从立场到思想感情都得到改造，对地主阶级的本质、对我的家庭都有更清楚的认识，时常提醒自己要站稳立场。
土改进行一个段落，在胡宗南的部队北上绥德米脂时，我们转移到镇川以西的山里仙道的小山村去做战勤动员。有一次我到离仙道20里外的村庄做动员工作，忽然传来胡宗南的部队到了离这里不远地方，村干部派人送我回仙道，老乡一个村转一个村地送，经过三四个村子，换了三四个老乡，老在长长窄窄弯弯曲曲的山沟里，夜黑漆漆的，四周异常寂静，只听到我俩沙沙的脚步声。这里人烟稀少，村庄离得远，有时要转几个山沟才到一个村庄。有时要水，有时要爬坡，我心里很害怕，跟着生人走，又不敢多讲话。老乡们一路照顾我，有时要搀扶我，老乡的憨厚淳朴感动着我。群众，只有依靠群众，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我们初去仙道，路上要翻两座山，爬一个大山梁。一天我和丈夫钟敬之两个人，背着简单的行装，也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在大山梁上攀登。天阴沉沉的，风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清晨出发，半天也没见到一户人家，也没遇到一个人，一路上又累又饿，我们互相鼓励着奋力前行。暴风夹着飞沙，天气很冷，两人同行心里热乎，我们刚参加过土改斗争，现在要去仙道参加战勤，要不辜负土改的锻炼！天黑终于到达目的地。我和钟敬之是1943年结婚的。他是鲁艺实验剧团主任、舞台美术设计家，是我的老师、我的兄长，我敬重他，爱戴他，有他在一起就好像有了主心骨。我们搀扶着在山梁上行进，四周那么空旷，那么宽阔，就像在大洋里的一片小舟，一步步向前……往事历历在目。我们经过工作和政治运动的磨炼，度过风风雨雨几十年，耄耋之年仍勤于笔耕。我的第一个丈夫是鲁艺戏剧系的同班同学，我们共同生活了七个月，他就因肝病不幸去世，埋在和平医院附近的柳安家沟的山头上，没有墓碑，没有花环，远远地离开他的故乡上海，那么遥远，只有战友们对他的思念。愿他安息吧，永远安息在革命的圣地延安。
十一、结尾
8月份沙家店战役之后，陕北的战事已成定局。这时程默等人的新闻纪录片的素材已经拍摄完毕，要送东北电影制片厂冲洗印制。征得中央宣传部的同意，同时选派一批干部到东影学习，为西北培养电影骨干做准备。于是成立了西北电影工学队，于1947年10月告别西北向东北解放区进发，结束了我在延安多年的生活。50多年过去了，想起延安的生活我仍激动万分，怀着深厚的感情，重温延安的生活情景，我无限感慨。
延安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在延安这革命大熔炉里，我学习了政治，经过斗争，接受考验，改造了世界观和立场。这里有我得到的和失掉的，有我的欢乐和痛楚，有我的青春和希望。
我到东北，从戏剧转入电影这一新的艺术门类。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将使我在新的工作面前无怨无悔。因为革命工作这一基本点是共同的，哪种工作都是革命的工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哪种工作都是组织选择了你，何况我经过延安小米哺育。延安的教育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