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墨学之思想内涵盖为节用、节俭、节葬、强力、自苦、兼爱、兴利。以《墨子·鲁问》所言之“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看，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乃墨家之基本思想。细研《墨子》以上诸项多与《易》有关，兹就要者述之。首先，尚贤是《易经》的重要思想。《周易·大畜》卦辞言：“乾下艮上，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孔颖达《周易注疏》言：“不家食者，已有大畜之资。当须养赡贤人，不使贤人在家自食，如此乃吉也。利涉大川者，丰则养贤，应于天道，不忧险难，故利涉大川。”故《彖传》言：“不家食吉，养贤也。”又《周易·颐》卦辞言：“震下艮上，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孔颖达《疏》言：“颐贞吉者，于颐养之世，养此贞正，则得吉也。观颐者，颐，养也，观此圣人所养物也。”故《彖传》言：“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天地何以养万物而圣人又何以养贤也？孔颖达《疏》言：“天地养万物者，自此已下，广言《颐卦》所养事大，故云天地养万物也。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者，先须养贤，乃得养民。故云养贤以及万民也。”可以看出，《周易》具有浓厚的尚贤意识。而《墨子》的尚贤思想当与《周易》有关。诸如“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则德而尚贤。”“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其次，尚同亦是《周易》之重要内容。《周易·同人》卦辞言：“离下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孔颖达《疏》言：“同人谓和同于人。于野，亨者，野是广远之处，借其野名，喻其广远。言和同于人，必须宽广，无所不同，用心无私，处非近狭，远至于野，乃得亨进，故云同人于野亨。与人同心，是以涉难，故曰利涉大川也。与人和同，义涉邪僻，故利君之贞也，此利涉大川，假物象以明人事。”故《彖传》言：“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正因于此，宋程颐言：惟“同人”能“明大同之义”，能“尽大同之道”。而墨子之尚同思想亦与《周易》有关。如言：“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再次，尚节亦是《周易》的重要学说。《周易》有《节卦》，其卦辞言：“兑下坎上，节，亨”。何谓节？《杂卦》言：“节，止也。”孔颖达《疏》言：“节，止之义，制事有节，其道乃亨，故曰节，亨。”故《彖传》言：“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在《周易》看来，节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同时亦是宇宙大化之法则。可见，《墨子》之节当源于此。其一，《墨子》之节取《周易》节之“止”义。如言：“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其二，《墨子》之节取《周易》节俭利民之义。如言：“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如此等等，仅举上例，足以窥见《墨子》之思想多出自《周易》。
而《墨子》之思想内涵诸如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尊天、事鬼、兼爱、非攻等等又均归之于“利”。诸如：尚贤，《墨子》言：“故古者圣王，惟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天下皆得其利。”故“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尚同，《墨子》言：“……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政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而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在《墨子》看来，天立天子，天子“一同天下之义”，其目的乃在于兴天下之利。兼爱，《墨子》言：“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非攻，《墨子》言：“攻伐兼并”，“上不中天之利”，“中不中鬼之利，”“下不中人之利，”“此实天下之巨害也。”节用，《墨子》言：“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兴利是《墨子》整个思想的核心，而《墨子》之“利”其源于《周易》。如所周知，《周易》多言“利”。诸如“元、亨、利、贞”，“利见大人。”“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等等。可以说，《墨子》之“利”出于《易》。在《墨子》看来，兴利赖其“力”。《墨子》言：“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行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故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汤光誉会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综观《墨子》之力论亦与《周易》有关。《周易·颐》卦辞言：“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序卦》释云：“颐者，养也。”言以正道养人，便可自求口实。所谓自求口实者乃自力更生之谓也。可见，《墨子》之力与《周易》相通。
综上所述，墨学之思想内涵出于《易》，《周易》是墨家学说的重要理论资源。
三、墨家学说之思想影响与《易》
一般认为，墨家学说之思想主体并没有取得当时和后世思想家之呼应，而却遭到了诸多评击。《孟子·滕文公》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庄子·天下》言：“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犹，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其去王也远矣。”《荀子·解蔽》言：“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天论》亦言：“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富国》再言：“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非十二子》更言：“上功用而慢差等，……是以欺惑愚众。”如此等等，不一而列。
然而笔者以为，墨家学说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还是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尚贤尚同主张、兼爱非攻主张、节用节俭主张等等，都对先秦学术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孟子而言，孟子的学说尽管以墨学为其论敌，但孟子却在诸多方面吸收和接受了墨学的思想影响。诸如《墨子》主张尚贤，孟子则提倡尊贤。《万章下》言：“用上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已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故“不信仁贤，则国空虚。”这可以说是《墨子》“国有贤良之土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土寡，则国家之治薄”的直接发展。故《墨子》言：“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孟子则言：“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恒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因而，欲行仁政，必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墨子主张节俭节用，孟子则提倡节制有度。《尽心上》言：“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因而，为治者应“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这可以说是对《墨子》“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的直接发挥。如此等等，均可窥见墨学对孟子的影响。
再以韩非而言，韩非是先秦后起之大思想家，然韩非亦在多方面接受了《墨子》的影响。《墨子》讲兴利除害，富国利民，强调强力从事，反对天命，主张贵贱无常。韩非亦言：“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并言：“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如此等等，可以看出，韩非直接发展了墨家的学说和思想。勿庸置疑，墨学对先秦学术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周易易传》亦不能例外的受到墨学之影响。如所周知，《易传》是最早的《易经》释文，从今本《易传》看，其内容并非纯儒家思想，为战国中后期儒、道、墨、阴阳等各家学说的融合。而作为先秦显学之一的墨学，其学说和思想不可能不在《易传》中有所反映和体现。事实上，今本《易传》中保存和体现了大量墨家之学说和思想。
首先，《易传》吸收了墨家学说中的功利思想。《墨子》言：“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易传》受到《墨子》的启迪，以功利思想论说《易经》。在《易传》看来，“《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说明《周易》包含了与天地之道相统一的人道，它对人是有功利效用的。而且，这种功利是多方面的。诸如，“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夫《易》，圣人所以崇德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可以看出，《易传》从功利效用的目的出发从整体上给《易》作了评价。正是出于对功利效用的考虑，《易传》以《墨子》的“丝麻布绢，以为民衣”、“耕稼树艺，以为民食”、“作为舟车，以便民事”及“车之利”、“舟之利”、“宫室之利”、“兵之利”等等为据论述了《周易》“观象制器”、以便民利的思想。《系辞下》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楺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辑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奂》。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暌》。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很显然，在《周易》看来，《易经》是一部极有功利效用的经典。
其次，《易传》学说的基本范畴出自《墨子》，或曰与《墨子》有关。《墨子·辞过》言：“凡回于天下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这里提到了天地、四时、人情、禽兽，涉及到了上下、阴阳、男女、牡牝。而在这些范畴当中除禽兽、雄雌《易传》不语外，其余均为《易传》之常用熟语。而这些常用熟语除“牝”见于《周易》之《坤》卦外，天地、四时、上下、阴阳、男女等均不见于《周易》古经。勿庸置疑，《易传》之天地、四时、上下、阴阳、男女等范畴均与《墨子》有关。诸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等等。可以看出，《易传》的基本范畴源自《墨子》。
再次，《易传》吸收了《墨子》之“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察类明故”的思想。《墨子》言：“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又言：“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正是在《墨子》的启迪下，《易传》不遗余力的发扬了《墨子》的知识论思想。如言：“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如此等等。可以看出，《易传》从全方位角度发展了《墨子》的知识论。
归上所述，从《墨子》之思想渊源与《易》，墨子之思想内涵与《易》，墨子之思想影响与《易》等方面均可看出，墨家学说与《易》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勿庸置疑，墨家学说在中国古代易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