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的《老子》，吸收了春秋以来的道论学说并将其发展之。《庄子·天下》就曾言：“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物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说明具有哲学范畴意义的“道”，远在《老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老子》也多言：“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而“道”何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原因就在于“道”是一个被高度抽象化了的哲学范畴。《老子》使用“道”范畴而又唯恐人们对其不能认识和领悟，所以，《老子》反复阐释了“道”的性质、“道”的状态、“道”的特点以及“道”的作用等等。在《老子》看来，“道”是无形之物，而非有形之物。因为有形之物必占有一定的空间，必具有一定的形状，而有形有状则为具体，它不再是抽象。人对有形有状之具体事物的认识只能靠直观、靠感性，而对无形无状之“道”的认识则需靠抽象、靠理性。因而，“道”是无形无状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间”，“搏之不得”。《老子》认为，“道”是虚体，而非实体。正因为“道”是虚体，所以它的作用是无穷的、无限的，故言虚而无形谓之道。而实体之物，不论是从质量看，亦或是从能量看，都是有限的、相对的。而且，“道”是静，而具体事物则为动。万物皆在运动变化中生长、壮大、消亡，生生灭灭，最终回复到本根“道”。而“道”虽然也是运动的，“周行而不殆”，但它却“独立而不改”，没有生生灭灭，它具有永恒性。在《老子》那里，“道”为柔，而具体事物则为刚。因而道的特性是柔弱，具体事物的特性是刚强。所以，任何具体事物都不可能保持柔弱的状态。《老子》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看来，事物无一例外的都要由柔弱走向刚强，而走向刚强也就是走向死亡。故“柔弱胜刚强”，“柔弱者生之徒，刚强者死之徒。”可见，只有柔弱的“道”才是长存的，而刚强的事物都是暂时的。如此等等，可以看出，“道”范畴经过《老子》的阐释，不仅使它的法则意义更加完善，而且又是它具有了本体论的哲学意义。因此，在《老子》中，“道”不仅被规定为宇宙法则，而且亦被规定为宇宙本体。从宇宙法则看，《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宇宙本体看，《老子》言：“道先天地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而使“道”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周易·易传》正是在先秦典籍和《老子》“道”论的基础上广泛运用了道论学说，并对“道”范畴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拓展。在《易传》中，既有《老子》之道论，亦有《左传》《国语》之道说。从《老子》对《易传》的影响或曰《易传》吸收和继承《老子》道论的角度看，首先，《易传》借鉴了《老子》关于“道”为宇宙法则的思想。因而，《易传》明确为“道”作了定义性介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易传》看来，阴阳矛盾的交合流感和相克相转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宇宙间之万事万物莫不内涵阴阳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这正是《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理论表述。其次，《易传》吸收了《老子》关于“道”为宇宙本体的思想。因而，《易传》明确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易传》看来，宇宙本体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是“道”与“器”的关系，这正是《老子》“朴散则为器”的直接发展。从《左传》《国语》对《易传》的影响或曰《易传》吸收和继承《左传》《国语》道论学说的角度看，《易传》直接吸收和发展了《左传》《国语》关于天道、人道的学说，明确提出了“《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的三才之道的理论，从而使《左传》《国语》的天道地道人道学说理论化、系统化。可以看出，《易传》的道论学说与《左传》《国语》及《老子》均有联系，它是对《左传》《国语》及《老子》道论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然而，《易传》论“道”却具有它自已的独特之处和独道之见，从而表现出了它自己的个性特点。其一，《易传》以“易”论“道”，提出“易道”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所谓“易道”，实质上也就是把“易”上升到了“道”的高度，或曰对道赋予了一种新的内含。在《易传》看来，“易道”不仅是宇宙之源与万物之本，而且又是宇宙万物的生成原则和基本法则。从宇宙本源看，《系辞》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易不可见，则乾坤几乎息矣。”把易看成宇宙的原始存在和终极根据。从宇宙万物的生成看，易的根本特性是“新”和“生”。《系辞》言：“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以大生”、“地以广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易道之大德曰生。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明确提出了一个宇宙万物的生成图式。从宇宙的基本法则看，《系辞》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将“通变”看成宇宙的根本法则。其二，《易传》认为，“易道”是人们认识宇宙、洞察万物的方法和工具。《系辞》言：“夫易，彰往察来，而微显阐幽。”又言：“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复言：“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神，其孰能与于此。”再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等等。从而为“易道”赋予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正是基于此，《系辞》言：“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圣人有以见天下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可见，“易道”，人不仅可以认识，而且还可以为人所用。其三，在《易传》看来，“易道”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说天、地、人三才之道统括于“易道”之中。《系辞》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说卦》亦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这就把天道、地道、人道统一于“易道”之中，并使天、地、人在“易道”中实现了天人合一、宇宙和谐的价值定位。
综上所述，《易传》道论是对《左传》《国语》及《老子》道论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勿庸置疑，《易传》道论，不论从思想内涵亦或是从理论深度等方面来看，都已远远超越了《左传》《国语》及《老子》的道论学说，对中国哲学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泰汉时代的天人之辩，魏晋隋唐时代的力命之辩以及宋明时代的道器之辩，无不体现和反映着《易传》“道论”的基本精神。
郑玄易学思想探论
郑玄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易学大家，其《周易注》《易赞》《易论》《易纬注》等治《易》之著，对古代易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探讨郑玄的易学思想，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郑玄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郑玄对《易》的独道领悟
郑玄治《易》建树颇多，无一不呈现其独道之见。兹仅以“易义”说、“太极”说、“爻变”说述之。
（一）“易义”说
汉代易学以究“易”何义为其主要话语。《易纬·乾凿度》首言“易一名而三义”，体现了汉人对“易”之整体把握。《乾凿度》言：“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者，以言其德也；……变易者，其气也；……不易者，其位也。”然《易纬》乃谶纬之书，其言多穿凿附会。诸如《乾凿度》在“易者以言其德也”之后解释曰：“通情无门，藏神无内，光明四通，效易立节，天地灿明，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厉调列，五纬顺轨，四时和，栗孽结，四读通情，伏游信法，根著浮流，气更相实，虚无感动，清静照明，移物致耀，至诚专密也，不烦不挠，淡泊不失，此其易也”云云，尽管极言易德，然不免繁琐，难于把握。郑玄克服了《易纬》繁琐之缺陷，指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氲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从而使《易纬》所言之“易一名而三义”明确而准确，体现了易学以传解经之传统。事实上，依据《周易·系辞》看，郑玄所言较为精当。其“易简”是就宇宙本体而言。从宇宙本体看，《系辞》言：“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乾以大生”，“坤以广生”。乾天也，坤地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生之谓易”。宇宙本体的生生之易是至易至简的，故曰“易简”。张载《正蒙·太和》之“太和所谓道，……其来也微易简，其充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及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之“易简者，唯阳健阴顺而已，太和之本体，未有知也，未有能，易简而已”即谓此。其“变易”是就宇宙通变而言。从宇宙通变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而通变之根本法则乃“一阴一阳之谓道”。乾为阳，坤为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宇宙间无一物不内含阴阳交变之理，无一事不体现阴阳交变之性。故天地阴阳通变乃宇宙之根本法则。正因为如此，程颐言：“易者阴阳之道也。”朱熹亦言：“易是阴阳屈伸，随时变易。”其言“不易”，是就道德价值而言。从道德价值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故“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位而成章。”见其“不易”即指天道、地道、人道之恒常不易，故言“不易”。朱熹《周易本义》言：“天地者，阴阳形气之实体，乾坤者，易中纯阳纯阴之卦名，卑高者，天地万物上下之位，贵贱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动者，阳之常。静者，阴之常。刚柔者，易中卦爻之称也。”可以看出，郑玄对易义之独道领悟，得到了后世易家之普遍认同，其言易义均未超出郑玄之义。
（二）“太极”说
《周易·系辞》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然太极何谓？《易传》无旁证，唯《系辞》“大衍之数”章其字面意与之相近。即“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云云。如所周知，“大衍”之说是就筮法而言，并非阐释“太极”之义。战国未期之《吕氏春秋》及《礼记》试图以“太一”说“太极”。《吕氏春秋·大乐》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故“万物本于太一”。《礼记·礼运》言：“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然而“太一”何谓？《吕氏春秋·大乐》言：“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两汉易学大家孟喜、京房、焦延寿等均未对“太极”作解。唯《易纬·乾凿度》虽言“易始于太极”，然却回避“太极”之说，另辟溪径提出“四太”说。《乾凿度》言：“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混成而示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在此，《易纬》未并未回答何谓“太极”。直至东汉马融才有对“太极”之解。马氏言：“易有太极，谓之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北辰即北极星，“太极”何以又成了北辰？其因可能在于《尔雅·释天》有“北极谓之北辰”句。《论语·为政》亦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之语。看来，马氏是将“太极”等同于“北极”，这实质上等于把“太极”概念具体化了。事实上，《周易》之“太极”并非实指北极。正因于此，郑玄在《乾凿度》“易有太极”条下注道：“气象未分之时，天地之所始也”。可见，在郑玄看来，“太极”即是混沌未分之原始状态。而且，郑玄并在《乾凿度》“太初者，气之始也”条下进而阐道：“元气之所本”。这就肯定了“太极”为“元气”之哲学命题。自郑玄以元气解释《周易》“太极”始，后世易家无一例外的沿袭了郑玄之成说。孔颖达《周易正义》就言：“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朱熹《太极图注》亦言：“太极，理也，阴阳，气也。”杨万里《诚斋易传》亦谓：“元气浑沦，阴阳未分，是谓太极。”王廷相更谓：“太极者，道化至极之名，无象无数，而万物莫不由之以生，实混沌未判之气也，故曰元气。”如此等等，均为直取郑玄之意。
（三）“爻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