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先秦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的学说和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及其精神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孔子的学说和思想却深深根源于中国古代文化原典《周易》。《周易》的文化精神深刻启迪和影响了孔子儒家学说的产生和形成。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探讨孔子儒家学说的易学根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周易》与孔子儒家学说的内在联系。
一、孔子儒学的思想形成与《周易》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系辞》、《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论语·述而》亦言：“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矣’。”据此，可以明确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孔子生前曾经读过《周易》。而司马迁所言之“序《彖》、《象》、《系辞》、《说卦》、《文言》”则不一定可靠，其原因是《彖》、《象》、《系》、《文言》即《易传》的诸多篇章中存在着大量“子曰”类文字。而且，《易传》诸篇中亦有诸多先秦道家、墨家的思想和观点。因而，《易传》诸篇不可能为孔子亲著，而应为孔子后儒、道、墨等各家学说之融合。然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亦绝不是空穴来风，笔者以为，极有可能是指孔子整理《易》书。
汉代《尚书纬》就曾说过孔子整理《诗》、《书》、《礼》、《易》、《春秋》的话，即删《诗》《书》，订《礼》《乐》，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了古代文献。正因为孔子整理和删述过《周易》，因而，《周易》如同孔子整理过的其他文献如《诗》、《书》、《礼》、《乐》、《春秋》一样，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经典，引起了儒家后学的广泛关注。《庄子·天运》就曾说过：“孔子谓老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以为久矣。”孔子读《易》之所以“韦编三绝”，是因为，在孔子之前，《周易》作为筮卜之书，出于西周至春秋间诸多筮官之手，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文本体式，加之其在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传抄，断简脱漏亦在所难免。据《左传》《国语》所列举之筮例看，首先，西周至春秋间所传《周易》的卦无爻题，仅以“某卦之某卦”称之，诸如，“《乾》之《垢》”，“《坤》之《剥》”等等，说明在孔子之前，《周易》的卦各爻无爻题。其次，西周至春秋间所传《周易》之卦有断简脱漏。诸如，《乾》卦，初九、九二、九四、九五、上九、用九各爻之爻辞均言“龙”，唯九三爻辞独言“君子”而不言“龙”，说明在孔子之前，《周易》在传抄过程中存在断简脱漏的情况。再次，西周至春秋间所传《周易》之卦爻辞与文本《周易》之卦爻辞或有出入，甚至有些不见于文本《周易》。诸如，《国语·周语》所言之“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之语不见于文本《周易》。所以，孔子对他之前所流传的易书甚为不悦，甚至言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可以肯定，今传世之《周易》文本当为孔子整理编定。正是基于此，笔者以为，司马迁所言之“韦编三绝”乃为孔子整理《周易》古经，而非序《易传》诸篇。
事实上，孔子生、老于鲁国，这已是不须考证的事实。据《左传·昭公二年》所言之“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来看，《易象》可能就是流传于鲁国的《周易》古经，说明鲁国具有着浓厚的易学氛围和文化环境。鲁国既然有《易象》与《鲁春秋》，连韩宣子都为之惊叹，而以“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乃因史记作《春秋》”的孔子，不可能不对《易象》有所见闻。而且，“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虽然《春秋》之书今虽不见，然有《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流传于世。据当代学人考证，今《左传》《公羊传》《谷粱传》中每年开头的一段文字即为《春秋》，是唐代人将解释《春秋》义理的《公羊传》《谷梁传》及叙述《春秋》所述史实的《左传》并为一体的。而以叙述《春秋》所述史实的《左传》，却存在着大量运用《周易》进行占卜的筮例，且多言《周易》之名。这些史实，孔子未必概无所闻。因而，孔子删述整理《周易》极有可能就是以鲁《易象》为底本。
当然，孔子读《易》，重在阐发《周易》之义理，揭示《周易》的文化意蕴和深邃内涵，而并非意在张扬《周易》的卜筮之法及推崇《周易》的卜筮功能。有关于此者，我们可以在《易传》所言的大量“子曰”类文句中得到证明。诸如：关于《易》，“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关于《易》的功能，“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关于《易》的特点，“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孔子对《周易》的整体理解和把握已完全摆脱了《易》专为卜筮的低俗形态。为因如此，荀子言：“善为《易》者不占。”准确地表达了孔子治《易》的学术旨趣。孔子“喜《易》”，“读《易》”，并“韦编三绝”，其思想必然受到《周易》的启迪和影响。《论语·子路》章就曾记述孔子的言论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孔子所言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正是出自《周易·恒卦》九三爻辞，只是在此未言“《易》曰”罢了。这说明孔子在其“喜《易》”、“读《易》、”并“韦编三绝”的过程中已受到《周易》的深刻影响，故而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开始引《易》立论。
孔子因为首开了引《易》立论的学风，所以六艺之中才有了《易》之名目。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儒者以六艺为法。”有鉴于此，班固《汉书·艺文志》更言：“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述逢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舍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志，虽有长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流裔。”又言：“六经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可见，《周易》即为六经之源。依此见，所谓“儒者以六艺为法”，实质上也就是以《周易》为法。可以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产生和形成与《易》有关，《周易》的文化精神是孔子儒家学说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思想文化背景。
二、孔子儒学的思想源渊与《周易》
从孔子儒学思想的源渊来看，孔子的儒学思想与《周易》有着密切之渊源关系。关于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渊源，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其以“祖述尧舜，彰显文武”尤具代表性。《大戴礼记·诰志》言：“子曰：‘巍魏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说苑·君道》言：“子曰：‘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以武王、周公为子，以泰颠闳夭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周公戴己，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孔子自己也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矣……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说明孔子言必称尧舜，行必法文武。然而，笔者以为，探讨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源渊，必当从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实质出发。
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实质莫过于孔子所倡导的“忠恕”之道。《论语·里仁》言：“子曰：‘参乎，吾道一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谓之“忠恕”？所谓“忠”，《论语·雍也》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论语·卫灵公》言：“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记·中庸》亦言：“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可以看出，“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就是孔子儒家学说的实质和核心。而作为孔子儒家学说的实质和核心的“忠恕之道”却与《周易》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首先，“忠恕”是对人对己的态度。《论语·颜渊》言：“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言：“子贡问仁，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事实上，孔子对“忠恕”之道的论述是通过答“仁”而得以展现的。何谓“仁”？《论语·颜渊》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亦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可见，孔子的忠恕之道以“仁”为本。即“仁”者爱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