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向食淮盐，本为淮南盐场的引地。然自咸丰三年春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江路中断，淮盐无法上运，江西遂改食川、粤、浙私盐，致使盐课无收，这一财源也随之流失。咸丰五年四月曾国藩为挽回江西盐利，以筹集军饷，遂奏请借销浙引，在樟树镇设饷盐总局，由黄赞汤常住主持，负责承运、督销；万青黎驻守杭州，督办浙盐外运；另委万启琛、史致谔办理具体事务。同时，曾国藩还奏请借粤盐在湖南行销，因两广总督的反对而没有办成。不过，江西借销浙引之事很快办成，获利甚丰，仅万启琛经办之十余万引，即征得盐课银八十多万两，成为曾国藩与江西巡抚的重要财源。咸丰七年春曾国藩回籍守制，该事由赣抚继续办理，直到同治二年整顿两淮盐政，恢复淮盐引地，江西方停运浙盐。
咸丰四至七年，曾国藩共报销军费三百多万两，大部分是用上述方式筹集的。
二、常规财政收入，包括地丁、漕粮、盐课、常关税。这都是地方常规收入，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不论何人一旦获得督抚之位，也就可以支配这些款项了。由于开放口岸后，在开放口岸设立洋关，故有洋关、常关（又名钞关）之分。洋关收入由洋人经管，属中央财政。故地方督抚只能支配常关关税，不能支配洋关关税，如有特别需要，须向清政府奏准。
曾国藩有权支配地方财政收入，是在咸丰十年出任两江总督之后。但其所辖三省皆有巡抚，把持本省常规收入，而天京又在太平军手中，江宁布政使属地与两淮引地尽失，故在数年之内他没有从上述款项中得到多大好处。直到同治二年湘军攻占九洑洲，打通长江航路，恢复两淮盐场的大部分引地后，才重新获得两淮盐政的财利。及至湘军攻占天京，原由江宁布政使所辖各府的丁、漕收入，自然也落到曾国藩手里。不过，若与两淮盐课相比，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
两淮盐政由江督专任，以及淮南盐场行纲盐之法，淮北盐场行票盐之法，都是道光中期陶澍任两江总督时确定下来的，一直沿用到咸丰三年春。同治二年曾国藩整顿两淮盐政，主要就是恢复陶澍时的旧制，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一名，协理淮南盐务；在海州设盐务通判一名，受江宁藩司兼辖，主管淮北盐场。同时，曾国藩还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并公布了《淮盐运行西岸章程》、《淮盐运行皖岸章程》、《淮盐运行楚岸章程》、《淮北票盐章程》等新章，设立了一套相应的盐务机构，如泰州招商总局、南昌盐务督销局、汉口盐务督销局、大通招商局、淮北督销局及众多分支机构，分别办理招商、承运、抽厘、掣验、岸销、销售盐票等具体事务。湖南盐务由东征局兼理。其承办人员除历任两淮盐运使丁日昌、程桓生、忠廉等人外，还有李宗羲、杜文澜、张富年、刘履祥等分任要职。此外，为保障盐船行驶畅通，改变自由泰兴入江以来，河道浅窄、挽运艰难的情况，还在瓜洲附近之新河口地方，另建新栈。同治四年春瓜洲盐务总栈建成，大大方便了淮盐的外运，从而使江西、湖南、安徽三省引地很快恢复。这样，除湖北一省仍食川盐外，淮盐旧有引地也就基本恢复了。同治十一年正月曾国藩在临死之前，曾制定了一个分批恢复淮盐在湖北的引地的方案，上奏清廷，要求将湖北各府一分为二，先将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引地收回，严禁川盐销售；其余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州仍销川盐，但准淮盐设店销售，以明淮、川主客之份。其下文如何不得而知。不过，即使如此，曾国藩也从两淮盐政中获得巨利。自同治二年至十一年春，九年之中得盐课厘税银二千多万两，近于他镇压太平军期间开销军费的总和，等于湘、淮各军剿捻军费的三分之二。
至于地丁、漕粮、关税三项，其大致情形各省类似，数量虽有不同，但一旦位至督抚，也就成为自己稳定的常规收入。不过，因其数有定额，不能随意加收，要想既不直接增加农民负担，又要增加财政收入，就只有剔除浮收陋规，不令经办人员中饱私囊。于是，曾国藩集团首先从湖南开始，先后在两湖三江地区实行丁漕征收制度的改革，剔除浮收陋规，取得明显成效，基本达到减轻农户负担、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目的。
多年来，清朝地方政府中一直流行着一个不成文法，即征收地丁钱粮之时，准许经手司员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向农户多收百分之二三十甚或更多的钱物，名之曰浮收，号称中饱、陋规，除其中很少一部分用于补偿正常损耗外，绝大部分落入地方官吏的私囊。当时官吏薪资不多，养廉银亦有限，生财之道全靠钱粮征收中的浮收与司法诉讼中的敲诈索贿。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主要是从丁漕浮收中得来的。
这种因政治腐败而生出的毒瘤，久而久之，不合理变为合理，不合法变为合法，农户痛恨次骨，贤吏摇头叹息，人人视为陋规，但却无法将之除掉。左宗棠入佐湘幕之后，隐操一省大权，湘抚骆秉章对之言听计从，军事、饷事皆委之于他，遂二人联手，对各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往日丁漕征收中的种种陋规加以革除。
左宗棠在为骆秉章拟定的奏折中称：“湖南钱漕致弊之原，不外官吏之浮收与银价之翔贵。州县廉俸无多，办公之需，全靠钱漕陋规稍资津贴，沿习既久，逐渐增加。地丁正银一两，民间有费至数两者；漕米一石，民间有费至数石者。款目太多，民间难以折算，州县亦难厘清，一听书吏科算征收，包征包解，不餍不止。从前银价每银一两易钱一千文，渐次增长至二千三四百文。农民以钱易银完纳，暗增一倍有余之数。（咸丰）五年收成稍稔，谷一石仅值钱四百文。农民以谷易钱，以钱易银，须粜谷五石始得银一两。有田亩可收租谷百石者，非粜谷二十石不能完纳钱粮”，致使“农末交困，群情汹汹”。据《骆秉章年谱》载：“咸丰四五年间湖南谷价甚贱，每谷一石值钱五六百文；钱价亦贱，每钱一千换银五六分不等。楚南地丁（银）向来每两加五钱，漕米折色向来每石收银六两。（咸丰）五六两年谷价钱价贱，民间每年收租谷百石，须卖去谷三十余石方能完粮。佃户除纳租外，收得谷石不敷工本，以致纷纷退佃。”结果，农户抗交，钱粮难收，逋欠日积。如“湘潭是著名大缺，每年收钱粮四五万两。”而实际上，“咸丰四年只收四千余两，五年已交七月，未见完纳。”而当时战事正紧，须饷孔亟，有赖丁漕银两。骆秉章忧心如焚，遂“通饬有漕州县，裁汰漕规”，以济国事而纾民困。结果，农户欢迎而官吏反对。子是，以巡抚、农户为一方，以司道府县官员为另一方，引发出一场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骆秉章在《自订年谱》简述了这场斗争的大致经过：“未几，有湘潭县举人周焕南等赴藩司递呈，被押发回县。未几，赴院递呈。批司与粮道核议。十月，该举人周焕南等又赴院递呈，地丁自愿每两加四钱，漕米折色照部议章程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加纳银一两三钱助军需，又加银四钱作县费用。即批奖其好义急公，准其照自定章程完纳，限本年内将（咸丰）四、五（两）年钱漕埽数全完，不准蒂欠。”条件看似苛刻，实则农户负担大为减轻。按漕折部定每两征银六两计，减漕之后巡抚得银二两六钱，县吏得四钱，农户虽比部章多交一两七钱。仍有少交三两的实惠。结果，大吏收入有部定双倍之数，农户得减免三两之惠，唯司员中饱之数大减，由原来的四两数钱减至四钱。故消息传开，各府纷纷效尤，要求依例完纳。长沙、善化皆欲呈请照湘潭章程办理，但却遭到善化县令的反对。“一日掌灯时候，忽有善化绅民十余人到大堂递呈。巡捕询问其何以不按卯期，据云，善化县太爷派差拦阻，不准百姓赴院。初三日堂期，粮道谢煌当堂力争，谓即减少，百姓亦不能完纳；照湘潭章程即是加收，与部例不合，亦难出奏。语近不逊。”骆秉章反驳他说：“减少尚不能完纳，增多独能完纳乎？若不揣度时势，仍照向来如此加收，恐本年钱粮分厘不能上库，湘省兵饷凭何支发？”骆秉章见其态度顽固，难以转变，为克服改革阻力，遂采用强硬手段，作出一系列人事变动。“是时，臬司是粮道兼署，遂札谢道专署臬司，另委徐道署粮道，又将善化谢令撤任。初五日堂期，谢道到署亦不传见。官场为之肃然”，再无人敢于阻挠此事。“嗣后，长沙、善化、宁乡、益阳、衡阳、衡山等县钱漕较重者，皆呈请照湘潭章程，均已批准。闻湘潭举人周焕南回县，足穿芒鞋，手执雨伞，遍历各乡，语同县人曰：‘此次减钱粮，费尽抚台多少心，我等亦当拈出良心，不要令抚台作难。’到腊月中，该县已报收钱粮十万有零，批准减漕之州县，亦纷纷报解。”不久，就减漕一事，司道官员态度渐有转变，并得到清政府的批准。“文藩司对人云：‘此举实有益于大局。’闻粮道衙门之漕规，实亦稍减。”“嗣后亦将减漕情形入告，奉御批：‘览奏均悉。汝久任封疆，所陈皆历练有据之论，洵非以耳为目者比。’”（《左宗棠年谱》，咸丰五年十二月条。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48—50页。骆秉章：《骆文忠公奏稿》，第8卷，第12—17页。见《左文襄公全集》。徐翰编：《骆文忠公年谱》，光绪二十一年刊本，咸丰五年十二月条，上卷，第43—45页。）
至此，湖南的减漕工作取得各方满意的良好效果，对骆秉章、左宗棠来说，既得钱财，又得人心，复受到皇帝的好评，可谓政治、经济双丰收。骆秉章在奏报湖南“厘剔钱漕宿弊”的成效时称：“自（咸丰）五年以来，湖南钱漕始稍有起色，而元二三四等年民间积欠，率皆踊跃输将。国课不至虚悬，军储不至束手，州县办公亦不至十分拮据，而农民则欢欣鼓舞，举数十百年积累一旦蠲之，稍获苏息矣。见在各属田价渐增，农安畎亩，无复盼盼之意，向之藉钱漕聚众，动辄闯署殴吏者，自厘定新章以来，绝无其事。”（《骆文忠公奏稿》，第8卷，第15页。）虽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从其后湖南兵精粮足的历史事实看，骆、左的减漕除弊之举是成功的，不仅本省获益甚大，且为他省提供了先例和成功经验。不过，从骆秉章的叙述看，好像全是他的功劳，不见左宗棠的作用，实则并非如此谁都知道，自左人湘幕以来，凡事皆以左为主，骆秉章不过配合而已，此事岂能例外？否则，他哪有如此胆识与魄力！因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也就不再多加论述了。
湘军攻占武昌之后，胡林翼为了筹集军饷，减轻农户负担，也曾对湖北漕政进行过类似湖南的改革。据胡林翼奏秋，湖北漕粮有北漕、南米之分，每年征额北漕正耗十五万石有奇，南米十三万七千石有奇。其具体办法，实行统征分解，北漕运京，南米解交荆州旗、绿各营。其主要弊端，首在浮收太重。征本色者，每石浮收六七斗或七八斗不等，多者加倍征收，最多竟有征至三石有零者。其征折色者，每石收钱或五六千、七八千文，或十二三千、十五六千文，最多竟有征至二十千文者，如监利县，为通省漕弊之最。此外还有官吏敲索、刁绅包征等弊，农户苦不堪言。自咸丰七年十月起，胡林翼针对这些弊端，对湖北漕粮征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一面上奏清廷，要求革除漕弊、削减漕米定额，一面令省内司道官员严树森等彻查各属实情，制定漕务新章，在全省推行。新章规定，漕粮免征本色，一律按折色征收，每石折钱数额各属不尽相同，最少限四千文，最多限六千五百文。旗、绿各营兵米亦折银发放。同时规定，各州县衙门浮收一律革除，收余及节省银两归公，不得私吞。结果，行之甚有成效。至咸丰八年六月，北漕除明定缓征者外，均已全额完纳；南米向须迟延一二年始能征完者，本年已征至九成，为数十年所未有。同时，为民间省钱一百四十余万千文，为国帑实筹银四十二万余两，又节省提存费用银三十一万余两。大概除经办吏员外，也基本做到了皆大欢喜。（《胡文忠公遗集》，第23卷，第5—8页；第30卷，第8—16页。）
除两湖之外，曾国藩集团还在江、浙、赣、皖四省搞过减漕活动。据称，天下漕粮之重，无过于环太湖五府一州，包括江苏之苏、松、太三府州与浙江之杭、嘉、湖三府。此弊由来已久，源于朱明而清代承之。另外，还有大、小户之分。大户身份高贵，享有免赋特权，或折色减免浮收，或连正供全免之。而府县又不肯减少收入，遂将应收之税和浮收加征全部“飞洒”到小户身上，为绅为民均难幸免。再加上府县官员因财政亏空引出的摊赔各款，也要向小户征收，这就使他们实际负担的钱粮，大大超过清政府规定的数额。曾国藩为借革除弊政以号召民心，欲仿两湖之法，在苏、松、太三府州减免浮收，改革漕政。此事经过两年的酝酿，直至同治二年五月始由李鸿章出奏，清廷欲一劳永逸，并常、镇、杭、嘉、湖五府一起令所司议之。“户部议苏、松、太三分减一，常、镇减十分之一，杭、嘉、湖如之，奉旨如议。”（《庸闲斋笔记》，第6卷，第17页。）此举甚得民心，当时苏、杭、宁三城未下，于湘淮军的胜利进军或许有些作用。至于说“江浙百姓欢声雷动，五百年民困一旦以更生”，则似有些夸大其词。因为李鸿章的减漕新章，直至镇压太平军的战争结束后始行实施。而战争压力一旦解除，清政府各级官员的腐败风气也随之恢复，要想取得有如两湖那样的成效，也就不可能了。例如，部章规定漕米一石折银一两三钱，新章折价定在每两四千文上下，“米贱之年以收三千八九百为率，米贵之年亦收至四千二百为止”（《曾文正公书札》，第31卷，第38页。）。而州县官不顾此规定，随意增价。赵烈文曾当着曾国藩的面指出：“下游连年丰稔，米价贱至一千五六百文一石。而州县收折价至四千七百文之多，是三石输一也，民何以堪！”曾国藩解释说：“减赋后大户如潘曾玮、冯桂芬等仍抗租不完，故州县亦不得不略与沾润，以资弥补耳。”（《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而他在另一封书信中则说：“苏省减漕一案，初次疏稿渗漏原多，比来斟酌减赋分数，苏、松、太三属似应于三分减一之外再减一成半成，使最重之则不过半倍于常州，再倍于镇江，孰于部议‘不甚相悬’之义为近。”（《曾文正公书札》，第28卷，第45—46页。）这就是说，新章原本粗糙，实施成效更差，大户特权没有取消，折价限额也未能坚持。原来的弊端一项也没有彻底消除，仅减额三分之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