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抽厘筹饷是从同治元年开始的。其在湘抚幕中的办厘活动，拟归入骆秉章项下，此处不再述及。同治元年四月曾国藩将江西之景德镇、乐平、河口三卡划归左宗棠派人经收。左宗棠委周开锡办理此事，接手数月，收人大增，且越来越旺。其中河口一卡，三数月间增至原来的三倍，由每月收银五千两骤增至一万五千两，从而引发出曾国藩对江西厘务的大力整顿。不过为时不长，同治二年曾国藩即将此三卡收回，自己派员经收。这是因为左宗棠这时已经有了新的饷源。大约同治元年左宗棠借卡征厘不久，即委已革按察使段光清总办浙江捐输，并兼理上海盐茶丝捐事。这里的所谓盐茶丝捐当与厘金类似，或厘捐兼有。同治二年正月中英、中法洋枪队，即所谓绿头勇、花头勇攻占绍兴，控制浙东地区，左宗棠遂在绍兴设立盐茶支局，抽收厘税筹饷。并委派试用道叶熊才经理其事。同时，还委派周开锡赴温州督办官盐厘税事务，征收厘税筹饷。
至于用兵西北的粮饷筹办，据《续湘军志》的作者朱德裳称：“宗棠受命西征，自同治七年至光绪六年，先后十有三年，总计支出之数，约逾一万万二千万有奇。”其中“借外债者三百万，借内债者三百五十万，拨部款者二百万。”（《续湘军志》，岳麓合刊本，第279页。）而老湘营军饷则由金陵粮台协济。除此之外，概由左宗棠自筹。其数目之大，可能相当或超过镇压太平军、捻军期间湘淮各军所报军费的总和。
李鸿章抽厘筹饷，是在他同治元年春率淮军抵沪并署理江苏巡抚之后开始的。李鸿章的办厘机构是江苏牙厘总局与松沪厘金局，简称苏局、沪局，分别由陈庆长、薛书常主持，大约都是在同治元年抵上海不久设立的。据李鸿章称，初时每月可得银二十多万两（《淮军志》，第261页，注释6。）。现知其名目主要有茶捐、船捐、豆饼捐、房市捐、银钱业捐、洋药厘税等。同治四年五月苏籍京官殷兆镛、王宪乘曾国藩一一奏准停解广东、江西、湖南厘金之机，曾上奏攻击李鸿章沪苏厘捐之弊，希望一举结束这一弊政。不料恰逢僧格林沁在山东毙命，捻军声势大振，京津岌岌，清政府正赖淮军救护，遂下诏严责殷王挟私要誉，使李鸿章保住了这一饷源。同治六年五月李鸿章迁湖广总督后，不仅继续保有沪苏厘捐以充军饷，且同时接管湖北厘金得到新的饷源。及至同治七年剿捻战争结束，裁撤一部分淮勇后，李鸿章仍保有沪苏厘金，以充淮军饷源。其经理人员除薛、陈二人外，还有王大经、郭柏荫、王凯泰、蒯德模、蒯德标、何慎修、陈其元。
湖南厘金在曾国藩集团中是开征最早的，在全国也是较早的，仅次于江北大营与胜保。据《中国厘金史》的作者罗玉东称，早在咸丰五年四月骆秉章、左宗棠即开始在湖南设局征收厘金筹饷。倘按郭嵩焘的说法，湖南厘金开征的时间还要早些，似乎在咸丰三四年间。而若按骆秉章《年谱》，则事在咸丰六年。这年四月，“湖南照部议在郴、宜设局抽收盐厘、货厘”。开办之初，两广总督叶名深曾派员阻挠未果，此事遂成。“嗣后，岳州、澧、安、省城暨各府皆设局。每年共得厘金或八九十万至一百一二十万不等，湖南兵饷始觉稍舒。”（徐翰：《骆文忠公年谱》，光绪二十一年刊，上卷，第48页。）查《左宗棠年谱》亦同此说，当属确实，而郭、罗二说则仅供参考。湖南厘金的办理，主要由郭昆焘主持，无论骆秉章抚湘时期，还是后继者翟诰、毛鸿宾、恽世临、李瀚章时期，直到刘昆抚湘都始终如此。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咸丰八年夏秋间的数月。因此间郭昆焘被曾国藩拉到江西办理营务，不在长沙。另有重要人物则是黄冕，他也很少离开湖南。湖南厘局与东征局、西征局虽牌子不同，办事人员却是一套班子，为首的就是郭、黄二人。湖南是曾国藩集团的第一个基地，湘军四出赴援，遍及东南数省，广西、云、贵，凡由湘抚派遣，皆由湖南供饷，而厘金则是其最大饷源。照郭嵩焘的话说，“湖南亦恃此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玉池老人自叙》，第4页。）
曾国藩集团主管后勤供应的机构叫粮台，其中转粮台又叫转运局，故统以台、局称之。粮台不仅管钱粮，也负责军械、服装、军帐的供应，在物资短缺时还组织采购、制造，故军工厂、局及其附设的翻译、科研、出版、教育机构，皆归这一系统。洋务派设立最早的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可能就是由原来设置于曾国藩大营的内军械所演化而来的。此外粮台还管办理军费报销。通常情况下，一旦战事告一段落，粮台人员便着手整理账目，为这一时期自己所经办的钱粮事项办理报销。于是，粮台也就改为报销局，仍由原来的粮台提调或另委所在省份的布政使主持其事。所以，粮台与报销局实际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只是时间先后与所行使的职能有所不同。
关于粮台的种类与内部机构，前后有很大不同，实际上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最初，粮台设有文案、军械、火器、侦察、发审、采编及内、外银钱八所，有“条综众务”（《曾国藩年谱》，咸丰四年二月初二日。）之责，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整个湘军大营，其中包含了他的秘书处、政治部、参谋部、后勤部、军法处等一切办事机构。其后粮台与大营分开，在一定范围内独立行动，内部也仅设钱粮所、军械所等办理军需供应的机构。然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后勤供应线的拉长，粮台的名目越来越多，职能也有所不同。不过，这里讲的主要是曾国藩的做法，胡、左、李等人有何不同及细节上的变化，则不得其详。
设立粮台主持军队的后勤供应，并非曾国藩集团的发明创造，而是沿用清朝已有的做法，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性质有所不同。以往国家有事，命将出征，皇帝总要另委大臣主持粮台。他们二者关系是平行的，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共同对朝廷负责。这种粮台虽服务于战争，但不仅不受统兵将帅的管辖，还要代表朝廷从粮饷供应上制约统兵将帅的行动。而咸同以来清政府兵将无能，国库空虚，主要依靠地方勇营同太平军作战。这种以湘淮军为代表的勇营武装，自募自练，粮饷自筹，名为官军，实属私门。因其经办人员皆是地方督抚或统兵将帅的属员和幕友，只对统帅负责，遂使粮台失去独立性，不仅起不到制约作用，反如猛虎之翼，成为他们拥兵自是的经济基础。至于整个集团的粮台设置，拟大致以时间为序，分别将曾、胡、左、李的情况简述如下。
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移驻衡州后始设立粮台。起初未委提调，由自己亲自主持，仅有两名会计人员为其管理收支账目。咸丰四年东征之初，开始委任粮台提调以主持其事，并有后路粮台与行营粮台之分。后路粮台留驻长沙，行营粮台随曾国藩大营行动。军至湖北、江西之后，又曾先后在岳州、汉口设立转运粮台，南昌设立后路粮台。咸丰六年冬南昌后路粮台撤销，一切粮饷物资皆由江西藩库供应。为方便起见，他们又派员设置钱粮支应所，专司其事。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出领军，不仅恢复了长沙后路粮台和随大营行动的行营粮台，还分别在湖北汉口与江西湖口设转运粮台。其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军需供应线的延长，粮台的设置也越来越多。围攻安庆期间，曾在江西省城南昌设后路粮台，安徽祁门设山内粮台，东流江面设外江粮台，安庆城外军营设钱粮支应所。攻占安庆后，东流粮台移驻安庆，成为曾国藩所属各军的总粮台。原设安庆城外的钱粮支应所，仍随曾国荃的吉字等营行动，专为此军供应粮饷，曾先后驻扎无为等地。及至曾国荃率军围攻天京，在雨花台设立大营，钱粮支应所则移至船上，停泊于大营附近的江面上。湘军攻陷天京后，安庆粮台改为报销局，办理咸丰四年秋至同治三年夏的全部军费报销账目。原设天京城外的钱粮支应所则改为金陵粮台，总司曾国藩所属各军的粮饷供应。同治四年春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金陵粮台改为北征粮台，总司从事剿捻的湘淮各军的粮饷供应，月饷标准及发放时间也统为一律。同治七年剿捻战争结束，各地粮台纷纷裁撤，北征粮台改为军需局，负责当地驻军的粮饷供应，兼为远征西北的老湘营筹运粮饷。此时除与西北战事有关的灵宝等粮台外，原在战争期间设立的粮台都已先后裁撤了。为曾国藩经办粮饷、报销的人员主要有李瀚章、甘晋、李宗羲、李兴锐、张韶南、厉云官、胡大任、隋藏珠、王延长、孙长绂、洪汝奎等人。
胡林翼于咸丰五年三月署理鄂抚后设立粮台，委任湖北荆宜施道道员庄受祺为总办。咸丰九年又奏调户部主事阎敬铭来鄂，总司粮台，直至胡林翼去世。
左宗棠于同治元年进军浙江时开始设立粮台，由周开锡主持，初驻玉山，后随军行动，历经浙江、广东等地。同治六年奉旨远征西北，遂在武昌设立陕甘后路总粮台，以道员王加敏专司其事。抵陕后，复在西安设西征粮台，以袁保恒为总办，下设军需、军装各局，收入支出，各有专责。陕事平，移兵甘肃，饷道愈遥远，遂按行程设局，转运军需物资。迨及挥师出关，用兵新疆，设局而不设台，以道员沈应奎、知府陈瑞芝等督率委员办理，转道八千里，军需无误。
李鸿章自同治元年率淮军抵沪至同治七年剿捻战争结束，粮台设置情况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镇压太平军时期，曾先后设立行营粮台、前敌支应粮台和后路粮台，分别由徐文达、凌焕等人负责。剿捻期间，参与作战的湘淮各军粮台合并，统一供应。前期曾国藩统军作战，李鸿章司粮运；后期李鸿章统军，曾国藩司粮运。他们在江宁设后路粮台，称金陵粮台，由洪汝奎负责；在徐州设前敌粮台，称徐州粮台，先后由李鸿裔、吴世雄负责；在江苏清江浦、邵伯与河南灵宝设转运粮台，分别由钱鼎铭、杨觐宸、薛苏常负责。此外，他们还根据战争的需要分别在台儿庄、江宁、张秋、东昌等地设钱粮支应所。
为了便于粮饷供应，除设置上述粮台、转运局、支应所之外，他们还向各军派遣粮饷委员，作为粮台的代表，负责该军的粮饷分配。例如，林源恩就曾担当过这种角色。此外，湘淮两军的供饷办法也略有不同。在粮饷不足或一时供应不及的情况下，湘军往往采取拖欠的办法，直至裁撤或假归时才一总结算，由行营粮台发放票证，向长沙后路粮台领取现银，除报捐增广学额若干外，欠饷基本还清。而淮军则采取减成发放的办法，如每年十二个月，只发八九个月的饷。因发饷又称关饷，故有每年几关之说。曾国藩说淮军每年九关，即每年只发九个月的饷。而《异辞录》则称，“淮军自始至终每年皆发饷七关半”，即每年只发七个半月的饷，直至假归、遣散之时亦未还清，“遂积成巨款。李文忠直隶总督任内，银钱所专司其事，历王文勤、荣文忠两公。洎文忠复任，犹有五百余万两。文忠逝世，项城用以扩充新军至六镇之多。”（《异辞录》，第1卷，第39、40页。）还有人说，直至光绪末年仍余留巨款，并成为交通银行的启动资金。
§§§第三节 知人善用
要夺取战争的胜利，不仅要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才，攻必克，战必胜；还要有一批善长文案、营务的人员，保障指挥系统的畅通、有效；一批善长筹办粮饷的人员，保障后勤供应的充足、及时；更需要一批长于吏治、善理民政的人员，尽快恢复控制区内的社会与生产秩序，以保障粮饷有地方可筹。所以，在社会制度、方针路线确定之后，是否拥有与能否恰当使用足够质量与数量的人才，就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正是由于曾国藩集团极为重视并恰当处理了人才问题，方使他们雄心化为伟业，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军与捻军起义，也就是说，曾国藩集团所以能够在战争中取胜，不仅因其军事可恃、筹饷有方，还因为他们在人才问题上有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与政策，并在实践中取得较好的成效。
曾国藩集团，尤其曾、胡等人对人才极为重视，并对此作过大量论述。他们认为大至世之兴衰治乱，小至军事之成败、粮饷之盈亏、吏治之修否，皆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曾国藩从唯心主义的英雄主义史观出发，早在京宦时期就认为，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曾文正公文集》，第2卷，第2页。）又说：“世多疑明代诛锄缙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士实厚使然。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不尽关国家养士之薄厚也。”（《曾文正公文集》，第2卷，第70页。）从军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更把扭转时局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才身上。称“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曾文正公书札》，第7卷，第36页。）又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曾文正公书札》，第9卷，第22页。）胡林翼则称：“近时大局艰难，只求一二有心之士力济时艰。济之之法，壮者杀贼，廉者谋饷耳。”（《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18页。）又说：“为政之要，千条万缕，而大纲必在得人。”（阎敬铭编：《胡文忠公遗集》，同治七年醉六堂重刊本，第10卷，第13页。）譬如，“天下事固患贫且弱，楚祸尤甚。而所以贫弱之故，则正气不申，伪士得志也。”而破解之法，“求才是先务。理财亦须先求才也。”（《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4页。）又如，“天下以盗贼为患。而乱天下者不在盗贼，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酂侯治汉、文若佐许、武乡治蜀、景略图秦，其得力全在得人。盖无一时一事不以人才为念，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卫灵而不丧国，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睹矣。”（《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30页。）故“救天下之急证，莫如选将；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标，吏事如治本。”（《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16页。）他们有时甚至认为，人与法二者相较，人比法更重要。曾国藩与左宗棠皆以为，“用法不如用人”（《曾文正公书札》，第19卷，第10页。）。曾国藩并进而解释说：“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兵事无常者也，当先求人而后立法。”（《曾文正公书札》，第7卷，第37页。）他还在给胡林翼的另一封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咸丰四年寄公缄中‘种火’之说也。”“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借以报国者也。（《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第34、37页。）”总之，他们将人才问题看成了决定成败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