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秦对秦国以“并诸侯、吞天下”相期许，这直接道出了秦国可以担负起统一的重任。而遍索先秦史籍。于秦之外的列国，从无任何人对它们有过如此的期盼，作过类似的预言。即使雄强如齐、楚，也至多许以霸业。由此看来，秦国最后能打败列国，统一天下，绝非偶然。
“什居其六”的雄厚国力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富有成效的政策，这就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
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就是发展农业的理想之地。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取“赐爵”、免除徭役等方式，鼓励人们努力从事农耕，从而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后来郑国渠修成，又进一步改变了农作的条件。这些为秦国在战争中走向胜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秦取得了巴、蜀地区。这也是一块自然条件极好，并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的地方。经由秦国中央的正确政策和前后数任蜀郡守的积极治理，特别是兴修都江堰，开凿栈道，巴蜀地区迅速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秦国还是中国较早使用牛耕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将秦国的农业生产推上一个新台阶，并为秦国增添了威力。在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之前，赵国大臣赵豹曾力图劝阻赵王与秦开战。理由之一就是“秦以牛耕”，即秦是用牛耕田的。对于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的耕牛，秦国上下都对它十分珍爱和重视。秦国法律规定，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政府要对各地喂养耕牛的状况进行调查。谁的牛养得好，有奖；否则，予以处罚。
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积极的人为因素，使秦国在战国晚期发展为“超级大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国做过这样一个估计：“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是说秦国的人口不足全中国的3／10，土地却占了1／3，而财富则占60％。正是在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秦国得以用武力兼并天下。
七世而胜
秦国走向兴盛并统一天下的原因，除了以上所述，还有许多。对此，我们将逐方面地加以评说。这里，只就秦国统治者的作用，提纲挈领地说一下。
自秦孝公到秦王政，秦国共经历了七世君主：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庄襄王（公元前249~前247年）、王政（公元前246~前221年）。除孝文王即位才3天就一命呜呼，可以不予置论，其余包括在位仅三四年的武王和庄襄王在内，这些秦国国君都是有所作为或在大臣们的辅佐下有所作为的。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形成了秦国由贫弱走向强盛的一个转折。惠文王杀死与自己宿怨极深的商鞅，却在总体上保留了商鞅推行的政策。这使秦国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继续飞速发展。惠文王还对商鞅变法的部分措施予以调整、修改，比如对游说之士开禁，从而吸引了一批人才人秦，有名的如纵横家张仪，墨家的代表人物腹黄享、田鸠，等等。这多少又可看作是对商鞅变法“矫枉过正”的一种反正。
古代兵器武王虽然缺少惠文王那般智慧和卓识，却也雄心勃勃，在武功上有所建树。昭王登基后，出现了外戚专政、魏冉专权的局面。不过魏冉执政期间，秦国也曾一度在对外军事活动中取得胜利，大大地削弱了齐、楚和三晋的势力。所以，宋代司马光曾评论说：“使天下诸侯稽首（叩头）而事秦，秦益强大者，襄侯（即魏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年）公元前268年，魏人范雎入秦，昭王在范雎的建议下翦除外戚势力，加强了王权。同时还明确了“远交近攻”的方针，这大大地加快了秦国在兼并战争中走向胜利的步伐。
庄襄王在位以及秦王政亲政以前，秦国处于受吕不韦控制的时代。在这期间，秦国既有出色的武功，又有成绩斐然的文治。亲政后的王政，奉行“独治其民”的原则，平定嫪毐（音涝矮）之乱，又迫使吕不韦自杀，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起用李斯、尉缭，发动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在以前数代君臣业已筑就的基础上，如秋风扫落叶般消灭东方列国，统一中国。汉代贾谊说：“（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功业），振长策（马鞭）而御宇内，吞二周（指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而亡诸侯，履至尊（意谓加强君主专制）而制六合（指天、地、四方），执锤拊（一种刑具）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唐代大诗人李白则在《秦王扫六合》诗中咏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自孝公以下的七世君主，将秦国一步一步推向胜利，推向灿烂的顶峰。
较之东方国家的楚怀王、齐王建之辈，秦国的这些君主，均不失为“明主”。他们是秦国统一大业得以完成的重要保障。
流星，一闪而过
公元前221年，庞大、统一、高度集权的秦帝国，宛如横空出世，降生于亚洲大陆的东部，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像秦王朝那样拥有辽阔疆土，并在其上设置宏大而严密的统治机构，推行各种“大一统”的措施，在当时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不仅如此，即使近代国家产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之外，也是少有能与其相匹敌的。在这个意义上，秦王朝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大创举。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被惊叹为世界“第八奇观”的陕西临潼秦兵马俑，便是人类文明史上这项重大创造的一个物化形态的缩微记录。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观”的长城，也折射着它雄浑壮阔的景象。今日所见万里长城。虽非秦长城，而是建于明代，可是无论就其物质形式还是象征意义而言，都与秦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兵马俑和长城，将秦王朝的那种气派和空前盛况，穿越时空，活脱脱展现在今人面前，让世人叹为观止！
可是，从秦王政称“始皇帝”至子婴投降反秦起义军，才仅仅相隔15年。
秦王朝，就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在放出一阵耀眼的光芒以后，就迅速地消逝了。
自掘坟墓的“二世而亡”
嬴政自称“始皇帝”，原指望嬴氏的家天下可以由此而“二世”、“三世”以至传之永远。然而，皇帝的宝座却仅传至“二世”。秦二世胡亥自杀后，子婴即位，但子婴称的是“王”（这意味着秦试图割据称王），而不是“秦三世”。子婴设计杀死了赵高，可面对汹涌澎湃的反秦浪潮，他无力回天，仅在位40余日，就向刘邦交出了国玺。秦朝彻底覆亡。
由于子婴并非称皇帝，又即位不过1月余，所以历史上有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说法。
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一直吸引着古今中外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他们的见解当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二世而亡”与秦朝的暴政有关。
本来，秦王朝建立后，久厌战乱、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对秦始皇抱有很高的期望。这正如西汉贾谊指出的：“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过秦论》）
可是，秦始皇并没有认识到统一的实现，是因为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历史潮流，也没有意识到，秦初定天下，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安其性命”。相反，秦始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圣明德智”，并错误地以为这就是秦王朝一切成就的来源。因而，他毫不爱惜民力，动工修建许多规模浩大的工程，横征暴敛，将人民群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秦二世胡亥篡位后，秦的暴政更甚于往昔。年少无知的胡亥，既无统治经验，在残忍昏暴、穷奢极欲以及搜刮民脂民膏方面，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失去生路的民众只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立即使“天下云集而响应，赢（担负）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当时“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这充分反映了秦王朝已被天下的人民所抛弃，从而，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人民的力量：水能载舟，亦可覆舟
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它狠狠地打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表现出人民群众高度的勇敢、智慧和创造精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一声呐喊，既是对剥削阶级鼓吹的“君权神授”论给予的当头棒喝，也是代表着人民群众自我觉醒的一声长啸。从今而后，这一口号为所有受欺辱、受压迫的民众奋起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由他们引发的反秦武装斗争，却最终推翻了秦朝的腐朽统治。不仅如此，由陈胜、吴广树起的“张楚”大旗，在反秦斗争的过程中，始终不倒。陈胜、吴广的精神激励着各路起义军前赴后继，顽强战斗，直至将秦朝的统治势力消灭干净。
秦朝的覆亡，成为以后地主阶级政治家都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经验教训。他们从中咀嚼出的味道，大概苦、辣、辛、酸都有。但有一点他们都不能不重视，那就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具有重要的作用，任何轻视民众的力量，都将重蹈秦的覆辙。
唐代的李世民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就将君主比作舟，而将民众比作水，以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
长城长城：无尽的思索
秦朝一转眼就灭亡了，但最终形成于秦始皇之手的统一帝国的国家形态，却一直延及清末。它既对古代中国的繁荣和文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毒瘤，就是生长在这个皇权高度膨胀的专制体制的躯体之上。
所以，与秦帝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万里长城，留给后人的就不仅是骄傲和自豪，还有思索。
其实，中华民族对长城的思索，早就开始了。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影响之大，以至在一些地方还为孟姜女塑像修庙。
从前，有一对新婚夫妇范喜良和孟姜女。范喜良被强征去修长城，后来，终于在沉重的劳役中被折磨死去。孟姜女思夫心切，饱含深情地做了寒衣。她带着寒衣历经艰险，跋山涉水，满怀希望与丈夫相会。可是，当她来到长城边，才知道丈夫已死。她放声痛哭，哭声震动天地，泪水四溅，把长城也给冲塌了一道40里长的缺口。
但愿我们以后再站在长城之上时，会对它多一点认识，多一点感受，多一点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