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互市
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由来已久。自唐以来，大批回族商人组成组成骡帮、马帮，往返于内地汉江和广袤的西北大草原，从事历史著名的“茶马互市”为主的商贸活动。如川西北地区的回族商贸经济，到明朝时就已达到了最高峰，当时茶马互市的茶叶由陕西汉中和四川供应，来自四川的茶叶每年50万公斤，占整个汉藏茶马互市的98%，除了茶马交易外，盐、丝绸、布匹、铜铁制品等也是主要的交易商品，回族商人们将这些商品从内地或甘肃等驮运至松番主，或者直接驮运至各部落进行交易，并从反收购这些部落中的皮毛、药材、酥油等，主要以洮州和河州为主。虽然整个商贸属于朝廷管辖，但经手人、尤其是贩运、交易、驮运者，绝大多数是回族人。可以说在“茶马互市”的孕育下，回族与藏族的民族贸易逐渐繁盛起来。也正是这一民族贸易的繁盛，从而开始了回族人作为中间商的使命。
“茶马互市”：“青藏的皮毛云南的茶，茶叶哗啦换了个骏马……”一首花儿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古老的茶马互市中，“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源于唐代，到宋朝才进一步完善，成为定制。宋时，太祖皇帝赵匡应胤虽然先后平定荆南、南汉、江南等处，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局面，但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公元963年用兵契丹，使太祖皇帝深深感受到战马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在唐朝已有以茶易马的事实上，于是治令置“提举茶马司”实行以查茶易马。随着宋、辽、夏战争连年，军需缺乏。为了大宋王朝的发展，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行茶马法，在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熙宁九年（1076）在河州设立了官办的买卖市场——榷场，招募各地的商人进行市场交易活动，中原与边疆的商贸活动逐渐展开，中原的农产品、民族地区的畜产品、南方的茶叶和西部的马匹都是大宗生意。并且秦州（天水）、熙州（临洮）、河州（临夏）、岷州（岷县）等处的牙行们，还组织民族地区的物资到专门的市场上交易，吸引各地买卖人互通有无，获取较多的利润，以备战争之需。加上历史上“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洽之，以其腥肉之物，非查不清；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所以，茶叶成为藏民的生活必需品，民间流传“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以日无茶”之说。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开始在今天的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金、元时期，统治者是游牧民族，鼓励畜牧业经济，耕地和战马不却缺，但他们需要茶叶和农产品，还需要交易活动，但规模远不及宋代。到了明代，茶马互市进入她的高峰时代，其规模化、制度化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明朝建立。为巩固政权，明朝开始北征，当时强敌在北，虎视眈眈，明王朝连连用兵，战马消耗巨大，数量锐减，为了源源不断的征集军马，明王朝继承了唐宋以来行之有效的马政管理手段，从吐蕃一带大量征集军马，设立专门的机构，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完整的制度和措施。
洪武四年（1371），户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不仅如此，还采取了国家高度集权下的垄断管理，主要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巡茶有御史，中茶有引由。出茶有地方税，贮放有茶仓，管马有苑马寺。岁遣钦差近使要员榜文于行茶所在悬示，禁约私茶出境。拨派官军把守巡视。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设立庞大的机构，制定严密的制度。由于茶是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统治者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并严禁私贩。明王朝的茶马互市，在满足国家军事需求的同时，也成为了加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这项制度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虽然茶马互市衰落了，但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他密切了农业与畜牧业的交流，促进了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民间的友好往来，密切了汉族与兄弟民族的关系，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尤其是在西宁、河州等地设立茶马司，使甘肃临洮旧城、河州、西宁等地的回民，通过“茶马互市”，将茶叶、布匹、百货等从内地贩来，运往藏、蒙牧区，换来马匹、皮毛等，有销往内地，为促进内地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中间商作用。培育和发展了以河湟地区为中心的民族贸易的市场，增加了这一地区各族人民的商品意识和价值观。
随着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发展，民间茶马贸易愈来愈兴盛。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内地与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回藏贸易。
回藏贸易
这里的回藏贸易主要指的是河湟地区的回族和青藏高原的藏族。想要了解神秘的回藏贸易就先要看看孕育着回藏儿女的这片土地。
河湟——回藏贸易的土壤
河湟地区主要包括大夏河流域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湟水流域及青海东部农业区地带。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缓冲地带，基本上南倚青藏高原而与之毗连成一体，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一条走廊。自唐宋以来，回族先民就入住这里，至元明时已发展成为这一地区在人口最多的民族，他们以农为本，在河湟谷地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地方从事农业生产，但多山的谷地、耕地面积的狭小，使这里的农业生产的收入远远不足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但这片热土却给于了他们生活得的希望，自汉代以来，河湟地区就成为了丝绸之路的的重要商站，有着天然的商品流通地位和基础，给有着传统经商经验的河湟回族提供了有的条件。再者，就是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高寒的气候，使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一直保持着千百年来的牧业经济，正因为如此，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他们需要粮食、茶叶等日常的生活用品，而他们又不能适应海拔较低地区的生活，也不习惯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只有通过处于汉藏两大民族之间、处于农牧区的过渡地带、处于农牧产品的贸易集散地的河湟地区来解决，这片土地上回族运用他们出色的经商手段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充当了他们之间商品流通的重要媒介，成就了一段辉煌的回藏贸易史。
茶马贸易——回藏贸易的孕育者
回藏贸易开始于何时，历史上已无从考证。相传始于宋代，盛行于西北的“茶马互市”。如果说茶马互市孕育了回藏贸易，而回藏贸易延续了茶马贸易生命。我想并不为过。上面已经简单叙述了历史上中国的茶马贸易，在西北地区，茶马贸易由来已久。宋初在熙河（河州）设立“提举盐茶司”，专管茶、马、盐交易，通过以茶易马，从甘肃、青海牧区换取大批良马，以充军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在邈川（今乐都）、讲朱（今循化、华隆一带）等地也设立了茶马互市；元符二年（1099年），宋军攻占青唐城（今西宁一带）后，曾将熙河路贮存的茶集中到湟州（今乐都），专攻从青海牧区换取马匹之用；明朝洪武年间，在秦州（今天水），河州、洮州、设立“茶马司”，专管以四川、汉中等地出产的茶叶，换取西宁卫、河州卫、甘州卫等地出产的马匹，随后为进一步从青海腹地换取良马，将远离甘、青牧区的秦州茶马司撤销，改设西宁、河州、甘州、洮州四个茶马司，茶马贸易十分繁盛，“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鸡豚之畜”，“西宁逐部落，无不以马易茶”。河州、西宁地区成为当时西北地区农牧产品的集散地、茶马贸易的中心。而这一区域也正是宋、元以来形成的回族聚居区，建立茶马司后，更是如鱼得水，商品流通更为活跃。回族在茶马贸易中将茶、粮食等日常生活用品，贩运到青海、甘肃牧区与藏民交换，到明清时期，回藏之间的民族性交易越来越频繁，回族在这农牧交界的的区域充当起了中间商的媒介作用，奠定了清末民国时期回藏贸易的鼎盛。
回藏贸易的鼎盛
回藏贸易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清末民国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深入西北地区的市场中，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在东南沿海地区兴起，到清末民国时期开发了西北地区这块市场，进一步刺激了这一地区的商贸的发展，尤其是外商进入边疆省份开设洋行，从牧区大量收购皮毛，从而使皮毛生意在甘、青回藏贸易中跃居首位，甘肃青海商人从牧区收购皮毛、牛、马、鹿茸、麝香、药材等，贩运到西宁、兰州、河州、西安、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地出售，然后再从这些地方购回藏区所需的茶叶、丝绸、土布、瓷器等生活必需品，到西宁、河州等地或直接进入牧区出售或交换。进入藏区的商号越来越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西道堂经营的“天兴隆号”，在藏区设立分号，并专门组织人员进行专业性的皮毛贸易。这种群众性回藏贸易的大发展，形成了甘肃的临潭旧城、夏河拉卜楞，青海的西宁、四川的松潘等多个商贸中心。
临潭古称洮州，地处甘肃南部牧区与农区交界地带，回、汉、藏各族杂居，有新、旧二城，商贸历来繁盛。临潭旧城位于洮河上游，西通拉卜楞，与藏区黑错（今合作）、陌务相连，南至双岔、郎木寺、拱巴寺，北接申藏、甘藏、北山旗，东距卓尼仅40里，被藏区所环抱。虽然旧城与内地交通不便，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因接近藏区，回藏贸易十分繁盛，清代后期已出现了数十家较大的回族商号，如义兴公、天兴隆等。民国时期，临潭回藏贸易更趋繁荣，旧城于民国6年（1917）就成立了商会。据民国30年（1941）统计，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资金在2千元以上的商号有38家。
旧城回族商人大都娴熟藏语，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旧城紧接藏区，回藏两族接触交往频繁，所以有不少人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藏语；二是因为他们要深入藏区做生意，若不懂藏语，势必非常地不方便。他们的经商形式有两种：一是坐商，开铺面旅店或摆摊，二是行商，主要往来于藏区，以藏区所需之物往，而易其所产之物归。临潭回族商人走藏区者，除以集体经济见长的伊斯兰教派西道堂有相当规模之组织外，均为单家，资本大多在千元至5千元之间，搭帮而不合股，合股者仅偶而有之。每帮在10人至20人之间，以牛驮货，携帐蓬、炒面、米粮、使用器具及自卫枪枝等，路上同行，至交易地点后，则各投主家，由主家介绍或直接进行交易，交易用货币或物品交换均可。远赴藏区，千里经商，因当时交通条件限制，一年只能往返一两次，并备尝风餐露宿之苦，但所获之利颇为丰厚，千元资本可得五百元之利。民国18年（1929）前，约有千余家单帮，回藏贸易势极发达。民国18年，临潭地方变乱，旧城等地回族死难约万余人，直至民国21年（1932），地方才恢复稳定，旧城的回藏贸易又逐渐兴盛起来。旧城回族商业中，西道堂尤为成功，其商业资金雄厚，不仅执临潭一地商业牛耳，而且是整个回藏贸易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他立足归城，面对广大藏区，远及全国主要商业城市，从事坐商和行商活动。他们既开设商号，又组织商队，先后创办了天兴隆等15个商号，组成了20个商队。截止1949年，仅旧城就有铺面s1间，旅店2处，行商驮牛最多达2000头，骆驼60峰，驮骡40多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