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说，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人，必经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确，很多事情都是在蓦然回首之际间做到的，正所谓“铁鞋踏破处，灯火阑珊中”啊。
南怀瑾先生曾说，我们做人做事不必去强求结果，那是因为结果其实就蕴涵在平日的努力当中，等你努力去对待生活的时候，一切就会豁然的开朗了。让我们多重视“事”，而少注意“利”吧。
凡事不要强求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道德经》
这句话的意思是，安于应处的地位，心要像深渊的水那样清静，与人交往要像水那样亲近自然，说话要有诚信，为政要像水那样自然有条理，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把握行动的时机。正因为不强求结果，才不会招致怨恨，不招致怨恨，才最终能够取胜。
老子这番话对人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然而，南怀瑾先生说：“老子讲了这一连串人生哲学的行为大准则，如果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完整而完善，实在太难了。不过，能有一项美德，也就可以树立典范而名垂千古了。所以说，老子所说的‘夫唯不争，故无尤’，反倒是给所有的人生准则最有力的指导。”
做人要力争上游，但要以善道行之。如果所要求的事不是自己力所能及的，那还是安心处于自己的位置比较好。如果非要强求，那就很可能不走正路，最终害人又害己。
唐朝诗人宋之问有一外甥叫刘希夷，很有才华，是一年轻的诗人。一天，刘希夷写了一首《代白头吟》的诗，到宋之问家中请舅舅指点。当他诵读到“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宋情不自禁地连连称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希夷告诉他刚刚写完，还不曾与人看。
宋之问于是说：“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让与我吧。”
希夷说：“此二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万万不可。”
晚上，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只念这两句诗。心中暗想，此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名扬天下，一定要想法据为己有。于是顿起歹意，命手下人将希夷活活害死。后来，宋之问获罪，先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刘禹锡说：“宋之问该死，这是天之报应啊。”
自古以来，胸怀大志者多把求名、求官、求利当作终生奋斗的三大目标。三者能得其一，对一般人来说已经终生无憾；若能尽遂人愿，更是幸运之至。然而，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有取必有舍，有进必有退，就是说，有一得必有一失，任何获取都需要付出代价，问题在于付出的值不值得。为了公众事业、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了家庭的和睦，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付出多少都值得，否则，付出越多越可悲。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个叫塔尔达利亚的数学家，在国内的数学擂台赛上享有“不可战胜者”的盛誉，他经过苦心钻研，找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
这时，有个叫卡尔丹诺的人找到了他，声称自己有千万项发明，只有三次方程式对他是不解之谜，并为此而痛苦不堪。善良的塔尔达利亚被哄骗了，把自己的新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
谁知，几天后，卡尔丹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将成果攫为己有。他的做法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欺瞒住了人们，但真相终究还是大白于天下了。现在，卡尔丹诺的名字在数学史上已经成了科学骗子的代名词。
宋之问、卡尔丹诺等也并非无能之辈，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很有建树的。就宋之间来说，纵不夺刘希夷之诗，也已然名满天下。糟糕的是，人心不足，欲无止境啊！俗话说，钱迷心窍，岂不知名也能迷住心窍。一旦被迷，就会使原来还有一些才华的“聪明人”变得糊里糊涂，使原来还很清高的文化人变得既不“清”也不“高”，做起连老百姓都不齿的肮脏事情，以致弄巧成拙，美名变成恶名。
求名并无过错，关键是不要死死盯住不放，盯花了眼。那样，必然会走上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路。有时，既未沽，也未钓，更未盗，美名便戴到了自己的头顶，这又当如何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与日军在依洛吉岛展开了激战，最后将日军打败，把胜利的旗帜插在了岛上的主峰，心情激动的陆战队员们在欢呼声中把那面胜利的旗帜撕成碎片分给大家，以作终生的纪念。
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场面，后赶来的记者打算把它拍照下来，就找来6名战士重新演出这一幕。其中有一个战士叫海斯，是一个在战斗中表现极为普通的人，可是由于这张照片的作用，使他成了英雄，在国内得到一个又一个的荣誉，他的形象也开始印在邮票、香皂等上面，家乡也为他塑了雕像。
这时，他的内心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陶醉在赞扬中，一方面又怕真相被揭露，同时，由于自己名不副实，又总是处在一种内疚、自愧之中。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他每天只好用酒来麻醉自己。终于，在一天夜里，他穿好军装，悄悄地离开了对他充满赞颂的人世。
还是东坡先生说得好：“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美名美则美矣，只是对于那些还有一点正义感和良知的人，面对不该属于他们的美名，受之可以，坦然却未必办得到。得到的是美名，得到的也是一座沉重的大山，一条捆缚自己心灵的锁链，早晚会被压垮，压得喘不上气来。因此，凡事不去强求，人就会活得真实，活得轻松，活得自在，活得安然。
考虑长远，莫重眼前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失孰病？是故甚受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是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老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名声与身体，哪一个更亲近？身体与钱财，哪一个更贵重？获得与丧失，哪一个更有害？所以过分爱惜，必定会造成极大的耗费；储存丰富，必定会招致惨重的损失。所以，知道了满足，就不会受到羞辱；知道了停止，就不会碰到危险，这样就可以保持长久了。
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光看到眼前，而是要看重长远。那么怎样才能够保持长久呢？就是说要懂得满足，不要刻意过分地追求得到。
老子说的这番话，是说在人的一生当中，名誉、名声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呢？自身与财物相比，哪个是第一位的呢？得到名利地位与丧失生命相衡量起来，哪一个是真正的得到，哪一个又是真正的丧失呢？所以说，过分追求名利地位，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就算是有庞大的储藏，如果一旦有变，则一定会是巨大的损失。我们对于追求名利地位之类的东西，要做到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受到屈辱，丧失你一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
《周易·系辞传》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这句话指出了社会是一般人的法则：如果得到了就以为是吉，失去了就会以为是凶。南怀瑾先生说，其实失去与得到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此，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楚人失弓”的故事，来说明中国文化的另一面。
春秋时期，楚庄王的一张宝弓不见了。当时的宰相和大臣们都惊慌得不得了，这个消息甚至让全国人都非常震惊。为了寻找这张弓，直弄得全国上下鸡犬不宁。
这事被楚庄王知道了，他便告诉部下们说：还是不要找了吧，我丢了一张弓，别人可以得到一张弓，这不是不得也不失吗？一张弓，我用或他们用没有什么差别。他还说：“楚人失弓，楚人得之。”都是我们自己人啊，这没有什么不好的。部下听到都很高兴，都认为楚庄王度量大，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国君。
之所以说故事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另一面，是说如果从哲学的思想来看，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得失之分，当然也就无所谓吉凶了。但大多数人却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这只是少数品德高尚的人才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确实是我们大多数人应该学习的。淡看得失，如果我们都有了这种认识，就没有了吉凶的困扰。
老子的话可以说极具辩证法思想，他告诉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看待得失的问题。也许一个人可以做到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是如果事事吃亏的话，总觉得自己在遭受损失，这样的话，人渐渐就会心理不平衡了，于是就会去计较自己的得失，再也不肯忍气吞声地吃亏，凡事一定要分辩个明明白白，最后的结果是弄得朋友之间与同事之间是非不断，自己也惹得一身闲气，而所想得到的还是照样没有得到，这是失得多还是得的多？
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他在做单父宰的时候，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单父地区推进。
当时正值麦收季节，地里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了。可是战争来了，眼看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给抢走。当地的一些父老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要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老百姓赶紧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这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另外的一些人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给养，而齐国的军队也抢不了麦子作军粮，他们没有粮食，自然也坚持不了多长的时间。”
尽管乡中父老们再三请求，宓子贱却一直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过了一些日子，齐军来了之后，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为了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因此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宓子贱说：“我们今天没有了麦子，明年我们还可以再种。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令，让人们去抢收麦子的话，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就有可能不劳而获了，得到不少的好处。单父的百姓们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就会年年期盼敌国的入侵，这样一来，我们的民风也会变得越来越坏了。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强弱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鲁国不会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更强大，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就此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整个鲁国的老百姓都存有这种借敌国入侵而能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才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啊，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一旦有了，以后是很难整治的，那才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呀。”
宓子贱自有他的得失观，他之所以拒绝父老的劝谏，让入侵鲁国的齐军抢走了麦子，是认为失掉的是有形的、有限的那一点点粮食，而让民众存有侥幸得财得利的心理才是无形的、无限的、长久的损失。人们常说的得与失应该如何去舍取，在这里宓子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做人做事都需要能忍一时之失，才能有长久之得，能忍小的失，才能有大的收获。
北宋时期的孙伯纯，曾以史官的身份出任过海州知州。海州是一个靠海很近的地区，当时朝廷准备在海州设置三个大盐场。孙纯伯一直很关心百姓的疾苦，而且为政清廉，善于审时度势，又能权衡利弊，所以，他很得民心。
针对海州设置盐场这件事，他思虑再三，还是认为不妥，于是便上书朝廷，反对在海州设盐场。当时的发运使派人到海州，坚持要在海州设立盐场。而孙伯纯则直据理力争，且力陈利弊，丝毫不肯妥协。当地老百姓大多不同意孙伯纯的意见。他们都认为一旦盐场设立了，大家都可以获利和就业，能够多得一些收入。
于是，人们就来见孙伯纯，劝他放弃。而孙伯纯却从长远的大局考虑，他坚持己见，对乡亲们说：“如果在我们这里设盐场的话，那只能是在短期内获利，大家也许暂时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可是，如果当前的盐太多了，运不出去也卖不出去的话，我们的大患也就要来临了，到那时咱们的损失会更大啊。”
由于孙伯纯的极力反对，在海州设盐场的事也只好搁置下来。在孙伯纯被免职以后，朝廷还是在海州设置了三个盐场。不过，盐场设置了以后，当地的百姓们并没有获利，反倒是被派的徭役和税收比过去繁杂多了。没过几年，盐场的盐都堆积如山，卖也卖不了，运又运不走，朝廷本想以此获利却大亏了。由此引发当地的富豪们纷纷破产，而那些盐民也大都失业，当地的社会也越来越不稳定了，这时候，人们才怀念起孙伯纯来，但已经为时太晚了。
孙伯纯作为一地方长官，在分析了全国食盐产销状况以后，认识到不能盲目地增加投入，或者是扩大生产，以获眼前小利。这种境界当时不为人们理解，但我们知道，他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他的后任却是不能忍一时名利，只看重眼前的局部利益，最终贻害了百姓，并使国家遭受了不少的损失。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注重长远的话，他就不会正确处理得与失的关系，这样一来，必然会贻害无穷了。
《老子》说：“祸与福往往会同在，福中往往就潜伏着祸。”这就是我们都熟悉的那句“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由此我们知道，得到不一定就是好事，失去也不见得就是坏事。生活中，如果我们都能正确地看待个人的得失，不去患得患失，才能真正有所得。
而且，我们也不应该被一些事物表面的得到而沾沾自喜，不论是认识人还是认识事物，我们都应该去认识其内质和根本。也就是说，就算要得，也应该是得到真的东西，不要让那些虚假的东西迷惑我们的双眼。终究还是一句话，我们要多从长远考虑，而不要太看重眼前的东西，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变得更为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