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1920年7月，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就他在国外见闻中举出许多实例，深有所感地谈到四种迷，即属于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判断的四种错误：第一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这就叫“感情迷”；第二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推断全体，这就叫做“部分迷”；第三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判断结局，这就叫“一时迷”；第四是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这叫做“主观迷”，也可说是“信仰迷”。毛泽东在12月的回信中，对这种认识上的错误的指责：感情用事，时间与空间上的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极为欣赏。回信说：“四种迷，说得最透彻，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虽然这四种错误不属于一般理解的逻辑错误，却反映了毛泽东当年如何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辨别正误，从而发现自己的主观随意和对客观认识不足之处。
又如，在毛泽东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这样谈到逻辑问题：“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1959年，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一套“逻辑丛书”，严译名著有两种收入了这套丛书之中，那就是这部《穆勒名学》和英国耶劳斯的《名学浅说》。
他曾经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对时局的看法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约法，重行召集国会，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控制北京政权。于是南方的军务院于1916年7月15日宣布撤销。毛泽东颇厌恶南北分裂局面，尤惧内乱不已，因而反对种种暴力行为，希望大局早日安定，认为北京政府统一全国是可行的。毛泽东对时局的这种看法里面有严复的影响。严复同孙中山革命派是有分歧的，他们的分歧不仅体现在帝制问题上，如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也根本不同，他们害怕法国大革命那种暴力革命、长期“内乱不已”的局势。
多年之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高度评价严复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可见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了。
“时事通”的社会责任感
他准确预言了中日之间的战争。
他准确预言了后来的世界强国格局。
他准确预言了东欧诸国革命的胜利！
他就是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的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在家乡读书时，他是没有机会读到报纸的。他到长沙读书后，才第一次读到报纸。前文讲过，那份报纸的名字叫《民立报》，是同盟会员于右任办的一份宣传革命的报纸。
1950年的读报图。他从这份报纸上了解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他对那些英雄敬佩不已。
这份报纸使他了解到孙中山和同盟会，并影响他投笔从戎，弃学从军。他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他一个月的饷银是七元，伙食费两元，再除去其他的费用，剩下的钱就都用来订报纸了。
后来，他对斯诺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从此，他喜欢上了读报，读报和他的生命是不可分开的，他读报如同读书一样，成为一生的嗜好。
他在当时的《湘江日报》上，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这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于是同一些同学和士兵讨论起社会主义来。
1912年下半年，他寄居在新安巷湘乡会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步行三里路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在这自学的半年时间里，他不但看了各种新书，而且还阅览了北京、上海、长沙出版的各种报纸。
当时，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世界地图，他看到中外新闻报道中提到的不知道的地名，立即就从地图上去找寻，知道这新闻发生在什么地方。边读报边看地图，这成了他后来的阅读习惯。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后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开始向自己的同学介绍自己的阅读方法。例如，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了边阅读边看地图的阅读方法，他说：“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这种习惯对于他后来的军事指挥非常有益。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可以在学校里看报，他每天必到，据他当时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
“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几十个人同时看报的阅报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来这里看报的学生很多，而毛泽东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的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个多钟头；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大家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他不见，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正如周世钊所言，毛泽东对于长沙出版的几家报纸，都会仔细阅读，这同样可以从毛泽东在1916年7月25日给萧子升的信中得到印证，他在信中说：“湘城报纸近无虑七八家。《大公报》（按：湖南人办的民间报纸）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湖南公报》纯系抄录，然新闻为多。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湖南公报》载之，而《大公报》不见。又如《时报》著名访员之通函，该报亦向不录，为可惜也。此数日载有天坛宪法草案原稿，此可摘下，而议会之议事录，亦可注意焉。”
毛泽东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同学萧植蕃（萧三）后来回忆说：
“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年代。毛泽东就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国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5年1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第一师范教员石广权愤而将此事始末及日本侵华数十年史实，并灭亡朝鲜惨状、越南亡国惨状等，写成7篇文章，附录有中日贸易比较，辑成一书，由学校学生集资刊印，书名《明耻篇》。毛泽东读了这书，十分激动，他在书的后面写了跋语：“此文为第一师范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救国刍言》亦先生作。”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6月25日，毛泽东将《明耻篇》给友人湘生寄了一本，信中说：“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
辛亥革命之后，湖南成了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十多年中，南北军队来来去去，湖南战祸兵灾几无宁日，学校常成为驻兵之所。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多次蹂躏。这种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局势，自然使他更加关心时事。
1916年，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在1920年7月25日致萧子升的中，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十二日由湘潭发一函，十八日由校发一函，皆详述时事。”这封信特别谈到当月发生的“日俄协约”，关于满蒙权益的分掠。忧国之心，跃然纸上。请看，对于日本既定侵华政策，说得何等痛切：“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励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于国事如此忧虑，一种担当天下兴亡的强烈责任感，使他预感到同日本“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1937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时局的发展不幸被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言中。现在重读此信，不能不让人心生敬佩。
1919年7月，毛泽东主办《湘江评论》，他畅论时事的才能得到了最好的发挥。
《湘江评论》周刊共出了四期，由他执笔的大小文章约四十篇，长者近万言，短的不过几句话。他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引起了省内外的广泛注意。《各国的罢工风潮》长达3000余字。《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长达七八千字，毛泽东在文章结尾这样预言道：
“1919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1919年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
“1919年以后没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我们不要轻看了以后的德人。我们不要重看了现在和会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
能够作出这样透辟的分析和准确的预言，不仅要有丰富的历史、政治知识，尤须具有对政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青年毛泽东无疑具备了这一切高贵的政治品质。
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
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到他最早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情形。他说：“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江亢虎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有何区别？
毛泽东最早从江亢虎的学说里了解到了“社会主义”
1911年10月，毛泽东加入长沙起义新军，在此间他阅读到了《湘江日报》，并从江亢虎的学说里了解到了“社会主义”。
江亢虎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成立了中国社会党并鼓吹社会主义，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期舆论鼓吹的中心也转向了社会主义，并且宣称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两个原因的结合，就使社会主义的思潮由暗流转变为公开的潮流，这就不能不引起青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和注意。
1911年8月9日，江亢虎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他宣布该会之成立，“即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幕之始”，该地发行机关刊物《社会星》，以研究和鼓吹社会主义。
同年11月，江亢虎又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11月24日，在《天锋报》上颁布了《中国社会党章程》，1912年1月，社会党在上海召开联合大会，发行机关刊物《社会党月刊》，并于虹口海宁路12号设社会党讲演所，每星期一下午在该所讲演社会主义问题。
此后，江亢虎以中国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到处作讲演，发文章，与总统谈话，打电报致总统等，搞得不亦乐乎。当时的一些刊物，都刊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讲演、消息等，并且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讨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此时，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表示了极大的赞成，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接见江亢虎，详细地询问了中国社会党的组织情况，及他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江亢虎表示“嘉慰”，孙中山向江亢虎表示，自己早已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家”，对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他希望社会党对于社会主义能“广为鼓吹，使真理论普及全国人民心目中”。
1911年8月13~14日，宋教仁以“渔夫”的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派别，并讨论了在中国应实行何种社会主义的问题。宋教仁指出，当今社会主义派别有四种：“一无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各国之无政府党皆属此派”；“一共产主义”，“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一社会主义”，“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一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宋教仁认为，如果要在中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实行无政府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