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毛泽东重病在身，还用颤抖的手在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由于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所以，他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了解得也最深，所以，他才会在自己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崇高的评价。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在上海辞世。22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名发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对鲁迅革命战斗的一生给予崇高的评价，提出了一系列纪念鲁迅的方式或措施。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论鲁迅》的讲演，第一次公开而全面地评价了鲁迅，号召人们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
毛泽东说：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
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因此，他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概括了鲁迅精神：
第一，“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第二，“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
第三，“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
毛泽东阐述鲁迅精神时，还具体联系列举了鲁迅1936年6月9日《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的信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表明他对鲁迅著作和思想的熟谙。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新民主主义论》讲演时，进一步强调“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指出：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如果有人说毛泽东在1937年的《论鲁迅》一文中对鲁迅的评价较概括、较抽象的话，那么写于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则对鲁迅进行了更加全面具体的评价。毛泽东首先强调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这样评价鲁迅是前所未有的。从新文化运动起直到鲁迅逝世以后，人们只讲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文学家，而对思想家特别是革命家的鲁迅讲得很少，有些人甚至不承认鲁迅是革命家。而毛泽东以他对鲁迅的深刻研究，最先把问题提到了这样的高度，这是一般的鲁迅研究者相形见绌的。其次，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人格。指出他骨头最硬，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第三，评价了鲁迅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指出他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一连使用了五个“最”字，并指出他是“空前的”民族英雄，给了鲁迅前无古人的最崇高的历史地位。这和他1937年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是一致的，又是一个发展。最后，指出鲁迅对于后人的伟大的启示作用，“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从文化史的高度，指出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毛泽东的话虽然文字不多，但“给了鲁迅最深刻、最科学、最全面、最崇高”的评价。从现已发表的文字看，在毛泽东谈到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中，讲得最多而又评价最高的要首推鲁迅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充分说明了他对鲁迅先生极为深刻的理解，极为深厚的感情。
在延安整风中，整顿文风是整顿三风之一，毛泽东号召学习鲁迅，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他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这表明他读过鲁迅《伪自由书·透底》一文，正是此文及其附录《回祝秀侠信》，鲁迅认为“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因而提出“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毛泽东在历诉党八股之八大罪状时，又引用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名言批判党八股之第二大罪状：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1961年毛泽东翻阅《鲁迅全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散发了经他审定的题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包含四篇文章，其中第三篇就是从《鲁迅全集》选出的《答北斗杂志社问》—文。这是1932年12月27日，鲁迅答复北斗杂志社“创作要怎样才好”的提问而写的一篇短文，一共谈了八条。毛泽东在讲演中解说了四条，即第一、二、四、六条。
鲁迅第一条是讲“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点就写”。毛泽东说，这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是讲“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毛泽东说：“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便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讲的是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边，要毫不可惜地删去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可将小说材料编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毛泽东引孔子“再思”、韩愈“行成于思”说：“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上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有必要指出，毛泽东本人正是这样做的。
第六条讲的则是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毛泽东深有所感地说：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达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许多“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顺便说说，要是鲁迅和毛泽东都还活着，看到现在某些文学作品中那些堆满迭加形容词之类的数十字乃至上百字的长句，该又作何感想！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又具体分析了鲁迅的杂文笔法。他认为鲁迅处在“没有言论自由”的“黑暗势力统治”下，“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杂文时代的鲁迅并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毛泽东特别强调学习鲁迅，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提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白云黄鹤的武昌住所给江青写了封信，他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晚年的毛泽东—直坚持鲁迅是圣人的这个说法，1971年11月20日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他进一步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质调拨。
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
——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958年夏，北戴河会议前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多次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作了批注。到了11月上旬的郑州会议，为纠正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一类错误，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的批注和讲话，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些混乱认识，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与全党同志思考、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成败得失，从而开创了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篇读书笔记至今仍然是理论界研究的大热点，在毛泽东建国后大量著作中居于最前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它何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代表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斯大林就很重视苏联科学院开始着手改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事。1951年，在斯大林倡议和指导下，联共（布）中央评定书稿，于11月召开经济问题讨论会，许多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针对不同意见的—些观点特别是流行的错误观点，斯大林于1952年2至9月间，写了《对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答亚历山大·伊电奇·诺特京同志》、《关于尔·德·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答阿·荷·萨宁和荷·格·温什尔两同志》三封信，发表之后结集出版，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力图从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
斯大林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同其他社会经济规律一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过程。人们包括苏维埃政权和它的领导人在内，都不能“消灭”、“制定”、“创造”或“改造”经济规律。但是，人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
斯大林强调，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
斯大林论证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仍然需要保留商品生产。他认为，只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改变，“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他还指出，认为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是错误的。他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相反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作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存在着。但是，斯大林否认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他只承认消费资料是真正的商品，认为生产资料不是真正的商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
斯大林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仍然作为客观规律在起作用。他指出，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不会产生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相反地，它可以教育经济工作人员合理地进行生产，精确地计算生产，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遵守纪律，获得盈利。但是，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流通有调节作用，而否认它对社会主义生产也有调节作用。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斯大林认为，基本经济规律是决定社会生产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规律，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是由生产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构成。他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