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熟读经书，但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我所喜欢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反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
“《三国》、《水浒》这些小说中充满了战争的描写，加上《左传》中那些战争的记载，这对于毛泽东后来数十年特别是游击战争初期的军事生涯，显然是有启发和帮助的。例如《水浒》中洪教头的故事、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都在自己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中当作例证加以引用。可笑的是，十年内战时期的教条主义者，曾经这样挖苦过他：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治兵格言》，等等，来指挥战争。”
“毛泽东同志也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
毛泽东从《水浒传》中读出了什么治国谋略？
毛泽东对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情有独钟。
《水浒传》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主要是借该书中的人和事以喻事明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开始对《水浒传》的题旨大义、政治思想进行分析、评判、研究，体现出毛泽东对《水浒传》一书的深邃观察力、洞察力。
少年毛泽东在读私塾时，喜欢读的是《水浒传》一类的造反小说，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曾回忆起他少年时读造反故事的旧事：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少年毛泽东是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他自幼受母亲影响，同情受苦受压迫的人，他的家乡至今还流传一些他接济穷人、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他同斯诺谈到1910年长沙饥民抢米暴动遭到官府镇压的事时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始终忘不掉”。关于1866年当地一个哥老会首领彭铁匠造反，因而被捕斩首的故事，他的同学们议论，“都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样一个同情受压迫者的农村少年，自然喜欢读《水浒传》这类造反故事的书籍。
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领开玩笑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
早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英雄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了。《宋史》徽宗本纪、张叔夜传、曾蕴传中，有关于宋江等人活动的概略记述；《大宋宣和遗事》则开始有了关于宋江等人的较详尽的故事，起于杨志押解花石纲，止于征方腊。宋代画家龚开所作的宋江等36人像赞，完整地记录了这36人的姓名、绰号。在这基础上，元代杂剧中已开始较多地搬演水浒故事。直到明初，才由《水浒传》的作者撰述成书。
《水浒传》大致有三个版本。一种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一种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刻本；还有一种是《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回本，金圣叹评点。一百卷本除梁山聚义的故事外，还有征方腊的内容。而一百二十回的余象斗刻本中，还有征辽、征王庆、征田虎的内容。
其实，非独毛泽东的老师认为《水浒传》是邪书，明清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人民和驯服异族的需要，以“诲淫诲盗”、“不登大雅之堂”为由，对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等民间流行的小说戏曲采取禁毁的政策，尤其对《水浒传》禁得更是严厉。
明朝末年，从明思宗崇祯时起，《水浒传》开始被历代帝王列为禁书。这是由于明思宗时，山东有李青山等人的起义，聚众于梁山，攻掠城池，阻断漕运。起义被镇压后，兵部尚书等上书，将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归罪于始作俑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于是，“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勒石山巅，垂为厉禁。”
清朝时，对《水浒传》印行禁止更加严厉。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传》。咸丰元年那次严禁《水浒传》，起因还在湖南。“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
可是平民百姓全然不理会统治者的用心，他们只是喜欢听说人物生动、情节曲折的传奇故事，造反打仗，神仙鬼怪，最能打动人心。因此，几百年来，同《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小说传奇一样，《水浒传》在民间传播，历久不衰，许多故事还被编成戏曲演唱，更是家喻户晓。
毛泽东曾经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到他对多数中国小说的感触，他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毛泽东的这个想法显然同他的农家出身密切相关，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不开。与众多中国小说不同的是，《水浒传》专门描写并且颂扬一伙被逼上梁山、打家劫舍的普通百姓，这里面有打鱼的、打铁的、种菜的、卖膏药的……这自然让毛泽东特别感兴趣。毛泽东那异乎寻常的思考能力，终于得出一个道理。这个他早年得到的道理在他日后有明确的表达。延安时期，毛泽东看了杨绍萱、齐燕铭根据《水浒传》故事改编上演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立即写信给两位编剧：“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古谚说，“少不看《水浒》”，意指容易受小说感染，而效仿其中的作为。而毛泽东最早读《水浒传》时，正是易受感染的少年时期。对此，毛泽东曾对斯诺明确指出：“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水浒传》的确培养了毛泽东的革命意识，这在他后来的言行中有许多反映。
毛泽东并没有到专门的学校里学过军事，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水浒传》等书曾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
毛泽东非常喜欢《水浒传》，在写《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多次引用梁山故事加以说明。
在毛泽东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曾用《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来讲述“战略退却”的重要。他引述道：“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还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教育红军的指挥员中存在李逵式的领导作风：“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例举“矛盾的特殊性”中，引用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三打祝家庄是《水浒传》第四十七回到第五十回的那一大段。受毛泽东的启发，三打祝家庄还被编成了京剧剧本。
毛泽东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文章中，借《水浒传》故事告诉人们不要害怕敌人，他这样写道：“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在1955年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曾讲到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他说“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容人，搞孤家寡人，“也不要当《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57年3月，毛泽东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战争年代的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中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讲到当时有的干部为争名夺利，评级时竟闹得痛哭流涕，又讲到水浒戏：“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
为晚年患上眼疾的毛泽东诵读诗文的芦荻。
1974年春，毛泽东视力减弱，无法看书，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专门为自己侍讲古文。1975年8月14日，芦荻又一次到中南海侍讲古文，中间她和毛泽东谈起了《水浒传》。
芦荻问毛泽东：“主席，听说你讲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那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由此，芦荻请毛泽东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样，也就引发出毛泽东对水浒的一段评论。
毛泽东说，应该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门印行。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胜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芦荻忙于记录。她觉得毛泽东的见解，颇为深刻。
这时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问毛泽东：“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
毛泽东答道：“好”。
于是，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便在书房里把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择其主要观点，按照记录原文整理出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芦荻根本没有想到，这份谈话记录接着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运动”。
如果抛开“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背景，单只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来看，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论是他从自身的经验观感出发对《水浒传》别具慧眼的一种评论。
毛泽东从少年时就爱读《水浒传》，到老了兴味依然如故。不管今天的人如何看待他对《水浒传》的各种评论，但他确实是一位爱读《水浒传》的人，善读《水浒传》的人。
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读出了什么治国谋略？
毛泽东说：读《三国》，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还要看组织。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闪耀着三国的智慧，一个外国军事家曾经赞叹道：“毛泽东是靠了一本《三国演义》战败了蒋介石的800万大军的。”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自少时起就爱读的历史演义小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常常引用其中的故事，恰到好处地以古喻今。在新中国初期，他不仅继续沿着古为今用的思路，引用三国故事说明现实问题，而且从总体上论及作者罗贯中的思想倾向和曹操的人物形象。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和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
对于《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十分喜爱。他说：读《三国》，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还要看组织。早在井冈山那样斗争环境严酷的日子里，在打土豪时，他还希望在土豪家里能找到《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来读。在延安时，他作报告，多次引用《三国演义》的故事借古喻今。1936年，毛泽东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写信时，引用“《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借以形容国共两党的关系。在毛泽东的著作、报告、讲话、演说当中，引用《三国演义》的历史故事，赋予新意，可以说不胜枚举，多有所见。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范晔的《后汉书》以及《三国志平话》等史实和某些传说而创作的历史小说。小说主要的内容是叙述魏蜀吴三国相互之间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史实繁杂，故事曲折，人物生动，有声有色。
毛泽东比较《三国志》和《三国演义》
对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比较，毛泽东曾有一段评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罗！”为了说明演义和真实历史的差别，毛泽东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方法和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