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不但在先秦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中也享有很高地位，是中国诗歌的发轫，也是当时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
孔子与《诗经》是有密切渊源的。据说，原来诗经有3000首，经过孔子修订，凡305首。精选之后的《诗经》才如此流行，还是精选了之后使大量的诗歌流失，不再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得而知。在孔子眼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具有唤起人心、教育人心的作用。
1.孔子非常重视诗的作用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孔子说：“诗可以感发人的意志，礼可以使人能够立足于社会人生，音乐可以成就人的道德品质的修养。”
兴，是起的意思，与我们讲“赋比兴”的“兴”字义相同。这里孔子是讲人的心志道德的修养常常是起意于诗的感发，实际上是说，人常在读《诗经》作品的时候，受到感发，而起意于心志道德的修养，故曰“兴于诗”。诗，指《诗经》，古代学者常用“诗”表示《诗经》。礼是教人恭谦辞让的，人能立身社会而有坚定的处世原则，不为世事的利害所动摇，靠的是礼，故曰“立于礼”。音乐歌舞既可以劳人筋骨，教人俯仰进退之节，又可以使人受其教育，修身养性，达到人性的完善成熟，故曰“成于乐”。
治国之道离不开乐，《乐记》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一个国家的政治搞得如何，通过民间的音乐就可以表达出来。如果音乐所表现出来的是安详、和平、快乐，那么就说明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祥和，一片国泰民安的景象。如果是乱世之音，大家都在发牢骚，音乐里处处都在影射和发泄对国家的不满，那就说明国家的政治有问题。如果是亡国之音，国家就危险了。
当年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三省在一个月内相继沦陷，几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前后长达14年，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在当时唱遍了大江南北，听上去让人感觉到悲愤、哀怨。
由此可见，声音之道的确是与政事相通的。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兴：朱熹解释为感发意志，托物兴辞；引人联想，催人振奋。
观：观察社会，反映现实，考察政治、人心的得失。
群：使人和谐、团结。
怨：美刺现实，批判社会不良现象，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
孔子说：“同学们，为什么不学诗呢？学诗可以激发热情，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团结群众，可以抒发不满。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多知道些鸟兽草木的名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孔子的心得，是孔子对学生的启发。孔子说这句话时，是对“诗三百”在欣赏之后达到的一种更高的超越诗文本本身的境界，无可厚非。这时的诗还是单纯的唯美的，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真实情思，吟诗诵诗唱诗，人们得到的是美的享受，诗所代表的是人们的心声。
诗可以兴，“兴”只是一种美的形式，在我看来，就如现在我们唱流行歌曲一样，是一种释放，或忧伤或欢乐，诗是人们用来抒发感情的一种途径，是没有功利无关政治的一种直接又有效的途径。
诗可以观，由于诗是人们感情的直接抒发，它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一定是真实普遍的。所以，自然而然的，诗也会成为统治者的一种参照，通过诗考见得失，也是当时一种朴素的统治思想，有关政治，但无关统治，只是一种参考。
诗可以群，当然是孔子的一种书生意气，觉得诗对社会团结教育会有作用，这是文人的一种美好愿望，至于诗在这方面的具体社会功用，我觉得未必有这么重要，诗可以怨倒是现实一点，民众对于现实不能奈何，唱诗发泄一下也是最实在的做法了，虽然不能跟《诗经》这种经典作比，但我觉跟我们现在的KTV发泄相似，尽管几千年过去了，但这种纯本能的怨的方式背后人们的心境应该很相同的吧。
总之，我们以为，这时的“诗”才是最本真的最美的“诗”，“诗”代表的还都是人本性的自然的东西，有的社会功用也是最单纯的社会教化作用。
可是，后来，当“诗”成为《诗经》之后，它也慢慢从单纯的私塾教材变为经学教材，然后成为儒学教材，直至成为科举教材，彻底沦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这时的《诗经》表面上还是教化民众的，实际上它的政治作用已经远远大过了它的教化作用。
“诗”还是那些诗，它所承载的社会功用已经大大不同了，先秦之时，人们赞颂的是“诗三百”本身的魅力，而这时，人们只是专注于征服它之后那些物质的东西，“诗三百”本身的魅力已经在政治的打磨之下渐渐隐退在功名利禄的光芒之下，被传诵的多了，被研读的频繁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意境却越来越难完美重现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成为统治者的借口，本来纯洁的《诗经》也拜这句话所赐，必须在功利窝里摸爬滚打，成为人们向上爬的工具。
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把《诗经》奉为教条，《诗经》也摆脱了统治者统治工具的身份，但我们也不知道《诗经》在当今社会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幸运的话，也许它是某一个国学爱好者苦苦钻研的经典，这样当然最好，《诗经》终于能寻回它还是“诗”时的单纯美好的小幸福了，但倘若又不幸沦为某位所谓的大家获取名利的工具，《诗经》倒不如做无知者漠不关心的随便任何东西。
2.孔子大力倡导读《诗经》
推介《诗经》，孔子先对自己的儿子“直销”。他曾问儿子孔鲤学习《诗经》了没有，孔鲤说没有，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就是，不学《诗经》，没法讲话。他对孔鲤说，人如果不研读《诗经》里面的“周南”“召南”，就好像面对墙壁站着一样，寸步难行。
当时，《诗经》也是有志从事外交工作的年轻人的必备教材。有人学得好，有人学得不好。怎么算好？考试得100分算好，还是背诵得熟练算好？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熟读《诗经》三百首，交给他政治，不会搞；让他出使各国，不能独立应对；读得再多，又有何用？
原来孔子反对读死书，掉书袋，强调学以致用。应该说，他的这个看法，让学生明确了学习目的，倡导起来就有了效果。
3.《诗经》人人应读，但并非人人可与之讨论子夏是孔子认为可以与之言诗的。为什么？有一天，子夏问孔子，《诗经》里面有句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先有白底子，而后才画画。子夏又问：“那么礼在后？”孔子大为赞赏，说，启发我的是你呀，这样才可以与你讲诗了。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倩：笑貌，指面颊酒窝。巧笑：巧好的一笑。兮：语气助词。美目：眼美。盼：美目转动灵活，黑白分明。素：是指面颊与美目。绚：是指笑倩目盼的姿态。有此好面目始有笑目盼之美。绘：绘画。起：启发。予：我。
子夏问：“‘笑脸真灿烂啊，美目真妩媚啊，天生丽质打扮得真高雅啊’。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先有宣纸，然后才能绘画。”子夏问：“先有仁义，后有礼法吗？”孔子说：“子夏，你启发了我，可以开始同你谈诗了！”
这里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节选自《诗经》中的《卫风·硕人》。
在诗中描写一位女人的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她的手就像柔软的小草，她的肤色就像那凝结的玉脂。她的脖颈洁白丰润，她的牙齿像那瓠瓜的籽。丰满前额弯弯的眉，迷人的笑好漂亮啊，美妙的眼睛眼波流动。
同样是从各个部位去描写美女，再看看现代人都喜欢用些什么词汇。玉腿粉胸、带电的眼神、翘臀……两者相比较，打趣地借用孔子对《诗经》的一句评语，那可真是“思无邪”与“思有邪”啊！
正因为“思无邪”所以子夏才敢跑过来，向孔子请教这句描写美女诗句的内在寓意。
这是一首赞美山歌，赞美的是卫庄公夫人庄姜。
为什么要赞美她呢？仅仅是因为她的美貌和富有就值得赞美歌颂吗？其实不是如此。歌的前三段均是赞美之辞，而点题却是落在末尾上。喧闹的水声使她心绪烦乱，她一方面希冀那姜水（爱情源泉）缓缓流来，浇灌她已干枯的爱情心田，另一方面她又希冀那个读书郎快走，远远地离开她，不要扰乱她宁静的生活。最后这一段充分表现出她的这种矛盾心理。
人们为什么要说这个事，而且还要编成歌吟唱？其实整首山歌所赞美的是她恪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的是最佳行为方式，尽管她渴望爱情，渴望被爱，但她却压抑了内心的冲动，没有去乱爱、泛爱。比起春秋时期卫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来说，庄姜也就显得高尚得多了。这在当时淫乱之风盛行的卫国是很难得的一个人。
礼乐是仁义的形式，只有实行仁义大家的欲望才可以都得到满足，如果把欲望作为一种资源，那么仁义道德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理论。“绘事”就是实行礼乐，“后素”实行礼乐要符合于仁义。就像诗歌中的美女卫夫人。她所选择做的事情，其德行正如她的美貌一样啊，因此卫国人编制这首诗歌来传唱。
孔子在这里不但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还给了我们另一个启发，那就是他善于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抽象的哲学道理。由此可以看出，一种思想要想很好地流传，不但思想本身要有价值，还需要有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贡说：“修养的完善，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切了再磋，琢了再磨，对吧？”孔子说：“子贡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说到过去，你就知道未来。”
国学大师钱穆认为：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四字分指平列，谓非加切磋琢磨之功，则四者皆不能成器，盖言学问之功。
4.孔子评价《诗经》
孔子这么重视《诗经》，又不遗余力进行推介，那他是怎样评价《诗经》的？
孔子论诗，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三百，《诗经》有305首，三百只是举其整数。
孔子说：“《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思想纯洁’。”
季札论诗，和孔子非常接近，注重文学的中和之美。
所谓中和美，正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美学上的反映。孔子认识到任何事不及或过度了都不好，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衰落，所以他就“允执厥中”。在个人感情上也不能大喜大悲。
龚自珍的“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就不合孔子的中庸标准。《世说新语》雅量门谢安听到“淝水之战”晋军胜利的消息，强制欣喜之情，以致折断屐齿。顾雍丧子，心中很悲痛，可他强自克制，说：“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
体现在文学批评中，就是推崇抑制过于强烈的感情，以合于礼，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对古典诗歌含蓄委婉风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要抑制感情，所以往往是一唱三叹，而不是发露无余。文学的意境也因此深长有味，颇耐咀嚼。但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像古希腊那样的悲剧的原因之一。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哀：怜悯，同情。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快乐却不淫秽，悲哀却不悲伤。”
《关雎》：《诗经》的第一首诗，其中经典名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中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等生动地描述了君子追求淑女的过程及心情、状态：在河边初见面时，一见钟情，然后梦寐以求；追求不成，昼思夜想，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情形。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写得非常生动巧妙，既充分表达了对美女一见钟情而发起追求的快乐之情，而不会使人感觉到轻浮和淫秽；既生动表达了追求过程的曲折反复、求之不得、欲罢不能之情形，从而引起人们的共鸣，不免有同情之心，而又不令人感到很受伤。
孔子在《礼记》中指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即生存和爱情，是人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欲望。他用一句话来评价《诗经》——“思无邪”，也就是《诗经》能正确引导人们思想，使人思想健康，不会有邪念。他认为追求女孩是人之常情，只要发乎欲，止乎礼，追求时遵守礼节，做到真心实意，规规矩矩，是值得提倡的。因此，他把《关雎》作为《诗经》的开篇之作，开门见山地提示出《诗经》“思无邪”的中心思想。
可见孔子原本是一个多可爱的老头儿，多么懂得人情世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神仙。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雅言就是正言，是说官方语言，孔夫子不仅会讲鲁国的地方方言，也会讲周王朝的官话。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所”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以”的意思。我还是主张小孩子应该多背诵，为什么呢？小孩子，记性好，悟性差。古人在12岁之前就要小孩子将四书五经背得熟烂，设杏坛之盛，开风气之先，家学的功底尤其重要。
周王朝的京畿之地在今陕西地区，以陕西语音为标准音的周王朝的官话，在当时被称作“雅言”。孔子平时谈话时用鲁国的方言，但在诵读《诗》、《书》和赞礼时，则用当时的陕西语音。此处，“雅言”即当时的陕西语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