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现在正处在丰盈时期，我本人身居将相之位，沅弟（曾国荃）所带领的人马有五万，季弟（曾国葆）所带领的人马有六千，近世像这种情形的曾有几家？沅弟这半年以来，七次拜受君恩，近世像弟弟这样的人有几个？可物极必反，我们家现在正是最高最满的时候了。管子说，斗解太满则人概之，人太满则天概之。我觉得天概人是无形的，依旧要假手于人来概。霍光家族太盈满，魏相来平灭他，汉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属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国君主也来平灭他。等到别人都来平灭，而后才大悟，那时太迟了。我们家正处在鼎盛的时期，不必等待天来平，人来概，我与诸位弟弟应当先想办法自己来概。自概的方法又是什么呢？我想也不会超出“清（廉）、谨（慎、谦）、勤（劳）”三字罢了。沅弟过去在金钱的取舍方面不太注意，朋友们的讥议批评，其根源事实上都在这里。去年冬天买犁头嘴、粟子山，我觉得没必要。今后应该不乱拿一分钱，不寄钱回家，不多馈赠亲友，这才是“廉”字功夫。内在的谦虚是看不见的，而其外在的体现主要有：脸色、话语、信函、仆从属员，以后该在这四个方面下点功夫，痛加改正，这是“谦”字功夫。每天临睡之前，默默地想一下本日劳心的事情有几件，劳力的事情有几件，就会感到为国家所做的事情还不多，应当更加努力地为国效劳，这就是“劳”字功夫。
同治元年二月，得知国荃弟与同事关系紧张，曾国藩立马写信批评他只看见对方脸色难看，看不见自己的脸色同样难看。又举出他的来信“常多嘲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明他的随员和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做何面目不言自明。三月后又去函，批评他不够廉，对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告诫说：“要想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殷厚，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肯定不能维持多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后来，不到一个月又写信过去，专谈听取指责，就算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指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八个字。
曾国藩的人生格言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鲜花全部盛开，便是凋落的征兆。所以，他时常告诫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称自己“平日最信奉的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做事，务必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刻刻谨言慎行，才不会铸成大错，招来大祸。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此外，他坚持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说道：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持久。这就是曾国藩中庸性格的精华之处，或者正是由于他的性格，使他在死去10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很多人仍然热衷和放宽他的原因。今天我们大讲要学会推销自己，理解曾国藩做人处世的中庸性格，对要怎样推销自己大有帮助。
曾国藩用宋明理学为指导思想，处理跟清朝皇室的关系，忠诚于朝廷、忠诚于皇帝：“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文正公家训》）。他在道光年间官运亨通，对道光皇帝十分感恩。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四日，又在家信中指出：“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家之私。”在这同时，他知道“伴君如伴虎”，“晓得上岸”，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大败局面已定，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太露。”
与同僚相处，曾国藩也表现出中庸豁达的个性。据说，有一次曾国藩去拜访左宗棠，看见左宗棠正在给如夫人洗脚，曾国藩便随口说出：“人如夫人洗脚。”心强气盛的左宗棠马上反驳：“赐同进士出生。”赐同进士是曾一生的遗憾！左正好触到了他的伤口，但曾国藩毫不在意。
左宗棠在用兵上相对机敏，常常兵分三路迂回包抄，使敌人不能首尾兼顾，戎马一生，少有大的过失和挫折。因此他对曾国藩用兵比较拘泥、死板，不善于打运动战，容易错过战机，遭到失败等弱点看得比较明白。早在咸丰二年，左宗棠即指责称：“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后又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云：“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靖港失败后，关于曾国藩的“愤极赴水”，左宗棠又当面指责曾国藩。对此，曾国藩自然承受不了，于是两人不再通信了，关系趋于紧张。
左宗棠在樊燮事件后，投入曾国藩幕府，这时，两人矛盾好像已缓和，但事实上，在一些军事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左宗棠曾数次建议曾国藩出兵入浙以抵挡太平军入苏，但曾国藩都未采用。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左宗棠又提出兵入浙，可曾国藩则觉得太冒险，决定集中兵力自进攻安庆着手，不为苏浙战场的暂时失利所动。站在清王朝的角度上，曾国藩的这一战略决策是对的。左宗棠寄身曾国藩幕府，没有直接对此提出不满，直到他担任浙江巡抚，独当一面的时候，才体现出来。在给骆秉章的书信中云：“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而筹饷亦非所长，近时议论多有不合，只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为将顺，然亦难矣。”换句话说，左宗棠一直未把曾国藩放在“眼”里。
即使这样，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应诏复出时，想到左宗棠才气超人，并世难求，后来路过长沙时专门登门拜访左宗棠。自此，疑虑因此冰释水解。
中庸的精华，好像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即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假如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
中庸豁达的性格，是一种具有中国本色的性格，这种性格的人常常能厚积薄发，以大气磅礴的气度来吸引追随者，建立起宽广的人脉资源，在此基础上完成稳固的事业。
把控情绪，保持警觉
要想把握自己，首先你必须控制你的思想，你必须对思想中产生的各种情绪保持着警觉性，并且视其对心态的影响是好是坏而接受或拒绝。乐观会增强你的信心和弹性，而仇恨会使你失去宽容和正义感。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你的一生将会因为不时的情绪冲动而受害。
情绪是属于你自己的，有时控制起来仿佛很难。
情绪是人对事物的一种最浅、最直观、最不用脑筋的情感反应。它往往只从维护情感主体的自尊和利益出发，不对事物做复杂、深远和智谋的考虑，这样的结果，常使自己处在很不利的位置上或为他人所利用。本来，情感离智谋的距离就已很远了，情绪更是情感的最表面、最浮躁部分，以情绪做事，焉有理智的？不理智，能够胜算吗？能占别人的便宜吗？看来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在工作、学习、待人接物中，却常常依从情绪的摆布，头脑一发热，什么蠢事都愿意做，什么蠢事都做得出来。比如，因一句无甚利害的谈话，我们便可能与人打斗，甚至拼命（诗人莱蒙托夫、诗人普希金与人决斗死亡，便是此类情绪所为）。又如，我们因别人给我们的一点假仁假义，而心肠顿软，大犯根本性的错误（西楚霸王项羽在鸿门宴上耳软、心软，以致放走死敌刘邦，最终痛失天下，便是这种妇人心肠的情绪所为）。还可以举出很多因情绪的浮躁、简单、不理智等而犯的过错，大则失国失天下，小则误人误己误事体。事后冷静下来，自己也会感到其实可以不必那样，这都是因为情绪的躁动和亢奋，蒙蔽了人的心智所为。
这些情绪实际上就是个人心态的反映，而这种心态有时将你作为完全掌控的对象。要想把握自己，你必须控制你的思想，你必须对思想中产生的各种情绪保持着警觉性，并且视其对心态的影响是好是坏而接受或拒绝。乐观会增强你的信心和弹性，而仇恨会使你失去宽容和正义感。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你的一生将会因为不时的情绪冲动而受害，
楚汉之争时，项羽将刘邦的父亲五花大绑陈于阵前，并扬言要将刘公剁成肉泥、煮成肉羹而食。项羽意在以亲情刺激刘邦，让刘邦在父情、天伦压力下，自缚投降。刘邦很理智，没有为情所蒙蔽，他的大感情战胜了儿女私情，他的理智战胜了一时心绪，他反以项羽曾和自己结为兄弟之由，认定己父就是项父，如果项某愿杀其父，剁成肉羹，他愿分享一杯。刘邦的超然心境和不凡举动，令项羽所想不到，以至无策回应，只能潦草收回此招。
三国时，诸葛亮和司马懿祁山交战，诸葛亮千里劳师欲速战决雌雄。司马懿以逸待劳，坚壁不出，欲空耗诸葛亮士气，然后伺机求胜。诸葛亮面对司马懿的闭门不战，无计可施，最后想出一招，送一套女装给司马懿，羞辱他如果不战则小女子是也。古人很以男人自尊，尤其是军旅之中，如果在常人，定会接受不了此种羞辱。司马懿则另当别论，他落落大方地接受了女儿装，情绪并无影响，而且心态保持甚好，还是坚壁不出，连老谋深算的诸葛亮也对他几乎无计可施了。
这些都是战胜自己情绪的例子，而生活中更多的是成为情绪俘虏的例子。
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便是一个深为情绪役使的人，他之所以不能胜诸葛亮，非命也，实人力和心智不及也。诸葛亮大军压境，孟获弹丸之王，不思智谋应对，反以帝王自居，小视外敌，结果一战即败，完全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孟获一战既败，应该坐下慎思，再出新招，却自认一时晦气，再战必胜。再战，当然又是一败涂地。如此几番，把个孟获气得浑身激颤。又一次对阵，只见诸葛亮远远地坐着，摇着羽毛扇，身边并无军士战将，只有些文臣谋士之类。孟获不及深想，便纵马飞身上前，欲直取诸葛亮首级。可想诸葛亮已将孟获气成什么样子了，也可想孟获已被自己情绪折腾成什么样子了。结果诸葛亮的首级并非轻易可取，身前有个陷马坑，孟获眼看将及诸葛亮时，却连人带马坠入陷阱之中，被诸葛亮生擒。孟获败给诸葛亮，除去其他各种原因，孟获生性爽直、缺乏脑筋、为情绪蒙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情绪误人误事，不胜枚举。一般心性敏感、头脑简单、年纪较轻的人易受情绪支配，头脑容易发热。问一问你自己，你爱头脑发热吗？你爱情绪冲动吗？检查一下你自己曾经因此做过哪些错事、傻事，以警示自己的未来。
如果你正在努力控制情绪的话，可准备一张图表，写下你每天的体验和控制情绪的次数，这种方法可使你了解情绪发作的频繁性和它的力量。一旦你发现刺激情绪的因素时，便可采取行动除掉这些因素，或把它们找出来充分利用。将你追求成功的欲望，转变成一股强烈的执着意念，并且着手实现你的明确目标，这是使你学会情绪控制能力的两个基本要件，这两个基本要件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其中一个要件获得进展时，另一要件也会有所进展。
喜怒不形于色
喜怒哀乐是人的最基本情绪，也是最容易暴露自己弱点的行为。如果喜怒哀乐表达失当，有时还会召来无端的横祸，所以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切记要时时克制自己，把喜怒哀乐放在暗处隐藏起来。
明末大将洪承畴兵败被俘。清军将领知道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所以给了他很好的礼遇，并多次派人对其进行说服，希望他归顺大清，为清军效力。可是洪承畴自视忠诚，视死不降，经过很长时间的劝说，还是没有办法使其更改初衷，渐渐使清军将领对他失去了希望。
后来，洪承畴开始绝食，以示忠心。有人提出要将他处死算了，这时孝庄提出，要再观察几日。在接下来的时日里，好饭好菜还是每日照送不误。不过孝庄命令送饭的衙役，要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这天衙役回报说，洪承畴不但不食颗粒，当他看到牢狱棚顶上的一只蜘蛛后，还叹息不已。孝庄开心地说：“他还是不想死啊？”后来果不出所料，在经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洪承畴终于还是归顺了大清，并为其平定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
喜怒哀乐是人的基本情绪，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人——心境一如止水，根本就没有一点喜怒哀乐。
没有喜怒哀乐，这种人其实蛮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对某件事的反应、对其他人的看法，让人面对他时，有种不知如何应对的慌乱。
其实，没有喜怒哀乐的人并不存在，他们只是不把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罢了。而在人性丛林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要把喜怒哀乐藏在暗处，不轻易拿出来给别人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人性丛林里，人为了生存，会采取各种方法来结纳力量、分享利益、打击对手。而任何人，只要在社会上做过一段时间的事，便多多少少练就察言观色的本事，他们会根据我们的喜怒哀乐来调整和你相处的方式，进而顺着我们的喜怒哀乐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可是谋取利益的另一面，有时却是对我们的伤害，就算不是伤害，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意志受到了别人的控制。
比如一听到别人奉承就面有喜色的人，有心者便会以奉承来向他们接近，向他们要求，甚至向他们进行软性的勒索；一听到某类言语或碰到某种类型的人就发怒的人，有心者便会故意制造这样的言语来激怒他们，让他们在盛怒之下丧失理性，迷乱心智，失去风度；一听到某类悲惨的事，或自己遭到什么委屈，就哀感满胸，甚至伤心落泪的人，有心者了解他们内心的脆弱面，便会以种种手段来博取他们的同情心，或是故意打击他们情感的脆弱处以达到某种目的；一个易因某事就“乐不可支”的人，有心者便可能提供可“乐”之事来迷惑他们，以遂行其意图……
若因喜怒哀乐表达失当而招来无妄之祸，那是很不值得的。一个人虽然没有必要做一个喜怒哀乐见不着痕迹的人，但把喜怒哀乐放在暗处还是有好处的。
这样做的好处共有两点：
其一，把喜怒哀乐由情绪中抽离，我们便可以理性、冷静地看待它，思索它对我们的意义，并进而训练自己对喜怒哀乐的控制，做到该喜则喜，不该喜则绝不喜。
其二，把喜怒哀乐放在口袋里就是不随便表现这些情绪，以免为人窥破弱点，给人以可乘之机。
要这样做很难，但如果想到人性丛林里的险恶，就不觉得难了。
《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