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丑陋，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美丽。
——作者
中华文化唤醒时间
文化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民族可以暂时经济落后，但不能没有文化和历史的记忆，如果失去了文化之根，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周易》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一百多万年的生存历史，一万年的文明历史，有五千年的有文字历史。重视文化的力量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文化是中华民族永不褪色的名片、永不贬值的“硬通货”。林语堂强调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用，“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团结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着名书画大师、国学大师范曾2006年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炎黄二帝坛所作《炎黄赋》中称，“天不欲亡我中华，必不亡中华之文化。中华文化，有源以之开流；神州百族，有秩以之共理”。2013年3月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有一段精彩的总结，“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
梅花与牡丹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文化气质的民族。对这种气质的把握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一首诗词可以感动一个民族。公元675年，王勃远行交趾去探望老父，路过南昌，在滕王阁上，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王勃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佳句。次年，王勃从南海乘船返回时，不幸遇风浪被淹死，时年只有26岁。后世只知《滕王阁序》文采的不朽，不知王勃早有数百首佳作。乾隆皇帝在位63年，总计写下了43000多首诗，平均每天写诗近两首，其诗词创作的总量已接近于整部《全唐诗》，表明乾隆精力充沛且勤奋过人。但乾隆写那么多诗，很不幸运，一句也没有流传下来，不如清初诗人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一句动人心弦。早知万诗无佳句，乾隆应花更多功夫研究海洋上。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人均收入从贫穷跨越式迈向中等收入水平。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仅为190美元。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人均国民收入2013年已突破7000美元。继狩猎采集的“原始丰裕社会”消失后（1），“丰裕社会”一万年之后在中华大地上以14亿人口规模壮观回归！经济和物质的发展伴随着文化的发展。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着《文明的冲突》中写道，“汤米·高大使1993年注意到，‘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做必然是最好的’。这一复兴表现在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这种文化复兴的意义体现在东亚两个主要国家与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变化上”。中国已经逼近刘易斯拐点，经济结构调整加速，消费正在逐步提高，大众文化消费崛起趋势不可阻挡。同时，服务业也将会大发展。在服务业中，文化创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大众文化消费崛起和文化产业发展面临一个相得益彰、互增光彩的机遇。
文化唤醒是在“地球村”里有自知之明，也对全球化时代可能出现的“认同危机”防患于未然。毋庸置疑，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可闭门造车，也不能有盲目模仿的邯郸学步。
中华文化的“阐释焦虑”
美国人常常说，美国没有昨天，只有今天和明天。中国不光有今天，还有昨天和明天。所以，要了解中国比了解美国难得多，因为还要了解中国雄厚历史的昨天，稍纵即逝的今天和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明天。但遗憾的是，在流连忘返的“昨天”，激动人心的“今天”和如诗如梦的“明天”中，中华文化反而显得模糊而朦胧，让人无所适从。中华文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应该是“阐释的焦虑”（王岳川语），是指如何精准阐述中华文化内涵和立场，然后顺利流畅且平和地完成“国际表达”。
中华历史文化着述浩瀚深邃，常常陷入“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不明白”的表达性“内外交困”。王岳川在《中华文化的战略远景展望》一文中说，“在近现代中国，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或所谓西化的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gaze）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华文化被屡屡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的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同时，中华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清除自我文化镜像焦虑的关键。只有破除这种阐释的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每个人在文化层面上都面临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人文拷问和纠结。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但我们是否明确地理解并阐述我们自身深厚的文化？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就会始终停留在世界文化互动中话语权孱弱的状态，甚至于出现“认同危机”，更谈不上主动引领人类社会时代精神。
只有增强中华文化身份的渗透力和共鸣性，才能够真正做到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乃至自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需要简洁的但有渗透力的代表。在解决“阐释的焦虑”时，应避免盲人摸象的片面性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解释，需要对文化身份的聚焦性精准定义，从而有个“一言以蔽之”的简单且准确的轮廓。我国国花的缺失是文化“阐释的焦虑”的一个典型例子。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确立了自己的国花，中国是唯一尚未确立国花的大国。我国国花评选，牡丹、梅花胜过群芳，拥有前两名的呼声。但在梅花和牡丹的“两选一”上僵持不下。由于国花的空缺，成为许多重大仪式和庆典的遗憾。“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国花选择的尴尬说明我们也不一定了解自己的文化内涵，或者了解了也说不清楚，甚至是处于集体文化无知觉状态。
过去对中国人的个体文化身份以自我否定居多。“丑陋的中国人”是近几十年来国内媒体和舆论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很高，与之相关的便是“国民劣根性”等批判，从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到鲁迅的《阿Q正传》、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再到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等。事实上，这种贬低中国人的做法，一直延伸到连同文化传统都彻底否定。“丑陋的中国人”预期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美丽的中国人”的预期也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良性循环。中国在人均收入100美元的阶段停滞不前了几千年，长期处于物质极度匮乏的状况下，此时的“国民性”中的一些行为，是人类为了生存普遍会做出的经济行为，与中华文化不必然存在关系。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是“蛇的传人”。“盘古开天地”神话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据明代董斯张《广博物志》中引三国吴人徐整《五运历年纪》的说法，“盘古之君，龙头蛇身。”南通市委党校教授、图书馆馆长黄杨翻阅古代中国有关‘羊’的文献资料，发现它被赋予了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在语言文字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义、善、美、吉祥和榜样的象征，提出中华民族更应是“羊的传人”。
在中华民族面临文化复兴的肇始时期，找准文化身份，并与世界文化平等对话，就变得十分重要与迫切。中华文化身份的定位需要大众化，更加贴近生活，讲好故事。很多功底深厚的文化大师描写中华文化很深奥，一般人不大容易看懂。
“阐释的焦虑”还有一个国际表达问题，即国际性的文化身份认同。进入了21世纪，当代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千个民族。在国际性表达上不能漠视宗教与文化的相关性。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预测，到2050年，世界各派基督教总人口将从1990年的17.47亿上升到30.52亿；******教徒将从9.62亿上升到22.29亿，印度教徒将从6.86亿上升到11.75亿，佛教徒将从3.23亿上升到4.25亿，犹太教徒将从1320万上升到1670万。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各个宗教之间和平共处、相互理解包容是主流，而包容开放恰恰是中华文化的独一无二的优势所在。
虽然“饺子与功夫”被视作中华文化的典型之一，但显然饮食与武术的深度和穿透力有限，无法准确代表中华文化的内涵。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迅速提高，海外并购的案例越来越多，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就越来越重要。中国迫切需要“对外文化投资”，增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一般地说，没有在中国生活足够时间，外国人很难懂中华文化。一百多年前，英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的《导言》中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困惑，直至今天，依然有一定的代表性：“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我们都会发现，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被看做是压服不了的、具有神秘的韧性。的确，除了在中国，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直至今天，外国人对中华文化印象要么感觉太复杂，要么还停留在形象化的代表“饺子和功夫”上。
时代呼唤对中华文化身份凝练性定义。例如，在2012年********上，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建议，在全国开展提炼和评选中国精神活动。全国人大代表、泰州中学校长蒋建华也建议征集评选“中国精神”，进而以“中国精神”助推中国发展。两位代表呼吁尽快填补“中国精神”的缺失，期盼“中国精神”的诞生。
可见，中华文化的“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可以说，对这个中华文化身份“阐释的焦虑”的解答，是关乎中华文化发展前景的历史性回答，也是全球化时代攸关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性回答。但这个回答并不容易。在“中国立场”上，应简单准确，而且在传统和现代上寻求平衡，让中国人有“根”的稳重感，又有“叶”的繁茂景；在“国际表达”上，中华文化身份要有跨文化的国际眼光，在中国和平发展中塑造“中华文化形象”，让中华文化在全球互动与合作中赢得主动性。同时，中华文化身份还要注意保持低调谦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天获得的影响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在当时和今天都难以想象的。如果中华文化身份过分高调和强势，必然会给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带来不必要并且巨大的阻力。
中华文化的双重性
传统哲学观认为一个文化模式不能同时是它自己的对立面，没有双重性。例如，在经典力学中，研究对象总是被明确区分为两类：波和粒子。19世纪的机械物理学认为，要么具有波的特征，要么有粒子的特征，这两种特征在一种物质上不能同时存在。但是，传统世界观是片面的，在自然科学里我们发现了惊人的意外。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光电效应的光量子解释，人们开始意识到光同时具有波和粒子的双重性质。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是指某物质既具有波的特征又具有粒子的特征。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一种客观的世界观，是20世纪世界观的一个重大飞跃。文化模式可能有“波粒二象性”，即特征是相反的和矛盾的现象可能同时出现。例如，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人类学早期研究方法，把日本文化模式归纳为《菊与刀》。恬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爱美而黩武、尚礼且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又不驯等。
中华文化具有非常明显的双重性。这些文化模式体现在中国人表面上相互矛盾的行为方式上。比如，中国人一方面沉稳坚毅，另一方面热情洋溢；一方面勤俭节约，另一方面时尚现代；一方面有铮铮傲骨，另一方面雍容华贵；一方面注重长远，另一方面敢于创新；一方面有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有张扬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