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的精神上坚守的都是中华民族的魂。
——习近平
“人类是多么伟大的杰作！”当哈姆雷特的朋友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来监视他的时候，他发出了如此感慨，“理性多么的高贵！禀赋多么的无穷！行动多么的迅捷，外形多么的可赞！举止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上帝！”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有300万年历史，绝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文字的历史。可做个形象的比喻：如果用现在的一年代表5000年，人类到目前为止相当于60岁。人类在58岁之前，都是处于旧石器时代，却在58岁时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活动，59岁才发明文字，如此推算，工业革命经历的时间还不到1个月，信息革命经历的时间还不到1天。所以，人类文明是大器晚成，而且过了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为主的旧石器时代。
中国远古人类在这片“巨型孤岛”上繁衍生息，过着以采集、狩猎、群居为主的生活。旧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布全中国，甚至香港也有人类足迹。距今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有西侯度文化、元谋人石器、蓝田人文化以及东谷坨文化。距今100万年以后的遗址更多，在北方以周口店北京人文化为代表，约在距今50万～100万年前；在南方以贵州黔西观音洞的观音洞文化为代表。中国旧石器时代生活方式与世界其他地方基本没有太大区别。蓝田人虽然在陕西蓝田发现，但其故乡却可能在茂密的秦岭中。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有西方的阿舍利文化。一般来说，阿舍利石器集中在非洲、西欧、西亚等地。2013年1月25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在陕西省商洛市洛南盆地郭塬、十字路口和张豁口南等6个旷野型旧石器地点的发掘过程中，发现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阿舍利石器工业类型的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等工具组合。这是迄今在我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阿舍利工业器物最为集中的发现。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发现，说明阿舍利石器是当时原始人类普遍使用的工具。
但旧石器时代仅仅是一个铺垫，是历史拉开的序幕。与其他各民族文化一样，中华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张光直指出，“‘中华文化’有这样的认识，我想是从有农业以后开始的。就是说一个族群有不同的语言，有特别的思考方式，有特别的物质文化上的表现”。
以磨制石器为主新石器时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7400多年至2200多年不等。根据近十几年来地理和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得知新石器时代早期曾出现过世界性气候回暖时期，在中国大致相当于以陕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时期，故亦称为“仰韶温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黄淮海平原）在五千年前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中。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距今5000～3000年，黄河流域的年均温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相当今长江流域。
就在这个时代，部分人类幸运地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将植物的果实加以播种，并把野生动物驯服以供食用，人类不再只依赖大自然提供食物，其食物来源变得稳定。1928年，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他认为由农耕、畜牧而达到食物生产，是人类自掌握用火以来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唯有近代的工业革命可相比拟。由于欧亚大陆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自然界动植物品种属性方面均得天独厚，欧亚大陆的居民通过野生动植物的驯化，较早进入农业经济，从此以后，原始人类在全球的发展开始出现破天荒的大分化。
效仿黄仁宇，我在这里依然倡导《重燃中国梦想》一书中经济大历史观。历史太复杂，同样的事件，经过历史学家重新组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于是人们很难形成一个共识。经济大历史观，就是用数字作为理解真实的历史的现实基础，从而找到一条清晰客观的线索，得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忽略”。人类学高度重视人口规模。戴蒙德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强调，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数量上由两个数值相乘而得，即：人口数×人均环境影响。后一个值“人均环境影响”，按农业经济的最高水平，应在人均GDP 100美元以下。在史前时代，使用木器的可耕地有限制，关键是人口规模。
美国人类学家约翰·博德利在《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中估计，全球人口有五次扩张。第一次是10万年前，全球智人约100万；第二次是从10万年前到公元前12000年，全球采集和狩猎人口约1000万；第三次是从公元前12000年到公元前8000年，新石器部落人口约8500万，明显发生了人口爆炸；第四次是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600年，农业文明人口约2亿多；公元1200年，全球农业人口达到3.6亿；第五次是从公元1400年，全球进入商业世界，1826年全球人口增长到10亿。可以说，一万年前地球上疏散地分布着一千万原始人类。人口数量不能超过由狩猎和采集获得的食物所能承受的界限，人口增长缓慢。
本章在国际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采集狩猎时代和农业革命前后（公元10000年左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情况进行了猜想，推断出中国第一次人口大爆炸，导致“万邦时代”的诞生，探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革命及其扩散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争执不下的“一元说”还是“多元说”都忽视了一个农业扩散过程。“多元说”假设了中国有多个农业起源，这在统计概率上不可信，因为发生农业革命的条件很综合很难。“一元说”在时间上有错位，首先是农业革命在一个地方爆发，其次从该地方扩散，然后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一颗“种子”开始发芽，因水土不同，长出不同的植物来了。所以，中华文化是先一元，后多元的。我这里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理论——同源变异说。《淮南子》曾载：“今夫万物之疏跃枝举，百事之茎叶条，皆本于一根而条循千万也。”由于中国巨型孤岛的地理环境多样性，文明的种子开始发育，并具有不同特色和演绎路径。虽然中国各区域文化都有着各自的特征，但都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从而解释了中华文化起源的统一性（即梅花精神），并能够形成包容多样的文化形式（即牡丹精神）。
一元说与多元说
一元说
“一元说”认为，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线性的发展模式。也即中华文明孕育后，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以华夏民族为中心。灿烂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和英俊的龙山文化（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都是在中原。仰韶文化以河南为中心，东起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于是，考古学界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念：中华文化的原生地一定是在黄河中下游，这是早期文明的腹心地带。这就从本土说自然地引出中华文明的“一元说”。但“一元说”与在中国境内后来相继发现的数千座新石器遗址相矛盾。典雅的红山文化（公元前47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不在中原，而在辽河流域，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杭州附近发现的良渚遗址（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有诗人的浪漫情怀，是中国长江地区的文化代表。
多元说
多元说认为，中华文明起源是多源的，而非来自一源。来自多源的文化，不断交融、吸收、贯通，最后形成大统一的文化体。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晚年特别关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起源，提到这是如同“漫天星斗”般的发现。考古学家夏鼐在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隐晦地提出“多元说”：“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也有这种反映。”夏鼐于1977年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系统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亦即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在此文章中，他指出所谓文化类型的不同是“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
考古学家苏秉琦的中华文明起源分布的“六大区域”说就是突出的代表。苏秉琦的《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提出“区系类型”说：就是各地的考古遗址，以及从中反射出来的古文化特征，有着不同的区域特点。苏秉琦对整个中国范围内的考古遗址进行划分。其总体可为六大类：一是以辽河上游、燕山南北、内蒙古中南部、长城沿线的北方文化区；二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部文化区；三是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四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五是以鄱阳湖、珠三角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区，六是以洞庭湖、蜀中盆地为中心的西南文化区。苏秉琦将其置于中国考古地域而言，南方和北方不同，黄河流域与辽河流域有异，山东与河南各殊，陇东与陇西有别。这些种种差异，不仅在时间先后顺序上有所表现，而且在同一时间内的不同地区，即便是相邻很近的地区，都明显的存在。中原与两广文化不同，闽浙与关陇风俗各异。
2010年8月21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新闻聚焦——《中国考古学》（Archaeology in China）。聚焦由7篇新闻特写组成。第一篇文章——《黄河之外：中国如何成为中国》中说，中华文明的摇篮长期以来被认为位于黄河中游地区，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并不仅限于黄河流域，而在长江流域（例如良渚文化）、珠江流域、西部地区（例如三星堆）都曾出现过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的文明中心。这篇文章首先记述了浙江良渚文化的发现过程，并称类似的发现过去20年来在中国不断出现，挑战“一元说”的观点。
但是，将多元说置于各个文化区，就与中华文明统一性这个人类学证据相矛盾。我们说各个文化区有自己的特点，与他们都具有整个中华文明的共同特征相矛盾。林语堂认为，“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敏锐地观察到语言的高度一致性，“近代民族大熔炉这一普遍现象的重大例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的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或是语言上似乎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至少在外行人看来是这样。它在公元前221年就已在政治上统一了，并从那时起在大多数世纪中一直保持着统一的局面。自从中国开始有文字以来，它始终只有一个书写系统，而现代欧洲则在使用几十种经过修改的字母。在中国的12亿人中有8亿多人讲官话，这是世界上作为本族语使用的人数最多的语言。还有大约3亿人讲另外7种语言，这些语言和官话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一样。因此，不但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而且连提出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这个问题都似乎荒谬可笑。中国一直就是中国人的，几乎从它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早期阶段就是中国人的了”。在今天的欧洲，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语言，与中国语言统一形成极大反差。
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承载人口
人类先祖，无论是居住在欧亚大陆的，还是生活在非洲、美洲、大洋洲的，最早都站在以狩猎采集维持生活这个同一起跑线上。中国远古人类在中华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与世界其他地方基本没有太大区别。人口的密度决定于食物的供给量，而后者又受到自然资源开发技术、运输及食物贮藏手段的制约。在采集经济中，人口总体非常稀少。这样，我们就需要对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进行估计，并以此估计当时中国“巨型孤岛”可能容纳的人口数量。
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Lewis Binford）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通过研究全世界的狩猎采集者和通过模拟的方法，在2001年完成了巨着《构建与参考框架》，将人口因素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将量化了的人口密度作为狩猎采集者生计选择的标志。根据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的研究，在土着美洲，一般没有得到改进的土地，其承受能力似乎每平方英里只有0.05～0.10人。只有罕见的比较优越的条件下，太平洋西北岸的捕鱼部落才能达到每平方英里1人的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