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所有中国人血管里的每一滴血，都混合着炎黄部落的基因。
——作者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两本书《文化模式》和《菊与刀》把文化模式的概念阐释得很清楚。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写道，“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既不是历史学着作，也不是社会学着作，而是人类学早期着作。本尼迪克特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本身就是要以超越历史的视角来整体性地把握人类文化中不变的概念和结构，对影响人类文化行为的深层结构进行挖掘。但是，我们也不能局限于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也不能限于她的故事分析法，因为当时人类学刚刚萌芽，更何况她也从来没有去过日本。
自本尼迪克特后，人类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其中，人类学家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认为，人类社会中权利与技术的歧异无法反映文化或种族上的差异，而是来自于被各种不同正回馈循环强力扩大的环境差异。《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里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是从环境地理的角度，展示一系列文化形态是如何从兴盛走向衰亡的。本章就是把本尼迪克特的部落研究方法与戴蒙德的地理环境方法结合起来，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华文化模式的起源。
为什么最后在万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竟是炎黄联盟，而不是黄河下游的蚩尤部落或长江三角洲的良渚部落？中华民族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两个相对独立又相邻的平原，即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处于华北平原的黄帝部落由于要应对黄河泛滥成灾的艰苦环境，必须艰苦奋斗，铸就了梅花精神；处于关中平原的炎帝部落由于要应对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来发展农业，必须创新，由此铸就了牡丹精神。后来，炎黄部落联盟把两个不同部落的文化基因结合在一起了，在有文字出现的史前时代，造就了华夏族“梅花与牡丹”的独特文化模式。与个人来说，梅花与牡丹是一种生活态度，与国家和民族来说，梅花与牡丹是一种文化和精神。
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说，“中国一直就是中国人的，几乎从它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早期阶段就是中国人的了”。由于文化的路径依赖和历史惯性，中华民族的这种具有双重性的文化模式延续至今。
中西文化模式为什么有区别？这个区别不是今天的区别，而是很早以前的。大约在10000年前，冰川大量融化，气温回升，开始了狩猎、放牧向农耕的过渡。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初始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中华文化与其他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
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它相当于一个“巨型孤岛”，并且具有天然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因而中华文明能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条件下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巨型孤岛”仅仅是中华文化繁衍的大环境，不是中华文化起源的“初始环境”。我借助经济人类学的方法，发挥一个经济学工作者善于观察的职业特点，从黄河流域“两个平原”的“初始环境”出发，提出中华文化模式起源新说。文化基因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而正是文化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集体价值观。
初始地理环境：两个平原
地理环境对任何文化起源和发展至关重要。众所周知，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历史上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齐名，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但是，也许许多文化和考古学者都忽视了中华文化起源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初始环境：在黄河流域上有两个相对独立又相邻的平原。一个是黄河中游地区的关中平原，另一个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北平原。
与希腊半岛、尼罗河谷及两河平原相比，中国不是一块“新月沃地”，而是有两块“新月沃地”。两个平原的共同点是半干旱地区常见的肥沃的土壤，即风吹来的厚厚的尘埃沉积层，黄土覆盖厚度一般在100米以上。只要有足够水，耕种是容易的。两大平原面积广达41万平方公里，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分布范围不超过20万平方公里，古埃及文明不及10万平方公里。更晚期的古希腊、古罗马乃至中美洲文明，其分布范围则更为狭小。中国农业在两个平原上很容易开展起来。
从时间次序上说，中华文化最早发祥于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包括汾河、渭河、泾河等大支流的河谷，也就是后来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
从关中平原向东，要经过艰难险阻的地理走廊，即陕晋走廊。河段内支流绝大部分流经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粗泥沙的主要来源；峡谷下段有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如果是走陆地，从西安往东，过函谷关沿黄河南岸行进，可以顺利到达辽阔平坦的华北平原。
华北平原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国古代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耕地严重不足。2011年，学者王建华估计，龙山晚期河南为209.4万、陕西为275.5万、山东为161.4万，所以龙山晚期河南、陕西和山东三地总人口竟然多达650万左右，占中国当时总人口三分之二左右。与希腊半岛、尼罗河谷及两河平原相比，黄河流域高五个纬度，更寒冷，生活更艰辛。
英国着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文明发展阶段。对中华文明的诞生他将其套入文明起源的“挑战与应战”模式，阐述为：“我们发现人类在黄河流域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我们所能肯定的仅有这么一点，就是在黄河岸上居住的古代中华文明的祖先们，没有像居住在南方古代中国的人们那样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照汤因比的说法，较之长江流域，中华文明之所以首先在黄河流域诞生，是由于这里的居民遇到了艰苦环境的挑战，而他们也成功地应对了挑战。长江流域文明应是“黄河农民”带来的。
两个平原有各自不同的初始地理环境和挑战，而且相邻，由此产生了不同但又能融合的文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