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是一座孤岛，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海明威
走出国花评选的“囚徒困境”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国花的大国，但中国国花的推选在梅花和牡丹的“两选一”上僵持不下，一拖就是三十多年。然而，形势逼人，时代召唤。
全世界约有花卉30000种，原产于我国的花卉有10000～20000种，包括梅花、牡丹，其栽培历史都很悠久。梅花与牡丹是中华大地孕育出的独特品种。从民族国家兴起后，中国“花”文化与审美在选择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903年，清朝敕定牡丹为国花；1915年版《辞海》载“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1929年，前国民政府将梅花定为国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两次评比高潮：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对国花的讨论中，兰花、菊花、荷花等也都曾被广泛讨论，但最后都集中在梅花和牡丹上。早在1982年，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花卉专家陈俊愉院士，首次发表文章倡议以梅花为中国的国花。1988年，他又主动提出以梅花、牡丹作为中国的双国花。1994年，根据1994年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第0440号“关于尽快评定我国国花的建议”，农业部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尽快评定我国国花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中国花卉协会负责评选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评选领导小组的最终意见是以牡丹为国花，其他呼声较高的兰、荷、菊、梅为四季名花。由于漏了梅花，引起争议，在1995年的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上没有结果。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2005年。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来自武汉的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议案，“将梅花定为中国国花”。而与此同时，来自河南洛阳和山东菏泽的全国人大代表则再度提出“尽快将牡丹确定为国花”。2005年7月22日，当时62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联合倡议，呼吁尽快确定中国的国花，并提出将梅花、牡丹确定为“双国花”的建议。双国花的签名支持者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方智远院士对双国花的好处做了较好概况：“梅花是坚贞不屈的精神象征，代表精神文明；牡丹意寓富贵，代表经济繁荣。梅花产于华南，牡丹生在华北。一南一北双国花，既有精神文明，又有物质文明，且有利于一国两制”。******参事，风景园林学家刘秀晨2009年建议，“一国两花——梅花和牡丹”。
可以说，我国过去两次国花评选高潮，牡丹、梅花胜过群芳，拥有前两名的呼声，而且梅花与牡丹的两花支持率总和高达80%左右，其他名花支持率仅仅在20%左右，可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但国花评选活动中，“梅花派”和“牡丹派”针锋相对，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又谁都无法让对方出局。这种僵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花评选上重复地上演着，成为经典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某个地区最佳选择并非国家整体的最佳选择。但可悲的是，为某个地区的利益选择一种花，不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导致社会福利严重损失。如果“美丽中国”和“和谐世界”迟迟没有国花点缀，不但是历史性的遗憾，也是软实力的悲哀。
怎么样解决国花评选活动的“囚徒困境”呢？从而达到“好”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而不是“坏”的纳什均衡，即“囚徒困境”。纳什均衡是指这样一种均衡：在这一均衡中，每个博弈参与人都确信，在给定其他参与人战略决定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最优战略以回应对手的战略。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战略都是最优的。
从博弈论角度，为达到“好”的纳什均衡，就必须增强“梅花派”和“牡丹派”双方的互相信任，或双方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认同。换句话说，解决国花评选困境出路在于不能“就花而论花”，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走出“囚徒困境”出路在于把国花与中华文化结合起来，放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和谐世界建设的大背景下，找到文化认同，从而增加互相信任，“相忍为国”，这样一来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国花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文化集体知觉不容易。所以，出现梅花与牡丹之间国花争议的“囚徒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自觉与认同还远远不够。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为丰裕的时代，但我们的文化意识却遭遇到了历史上最为迷茫的时期。
许多文化学者从文化角度对国花做了有益的探索。如程杰主张，“牡丹、梅花两花并仪，即两花并列为我国国花，这是由两花旗鼓相当的历史地位和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所决定的。追溯历史，牡丹与梅花的文化地位是分别由唐、宋两代奠定的”。
我觉得，因果关系必须正确。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感染力，春风化雨，创造着一代又一代美丽中国人。在《中华文化与中国人》一文中，钱穆认为：“本来是由中国人创造了中华文化，但也可以说中华文化创造了中国人，总之，中华文化在中国人身上。”恰是中华文化选择了梅花与牡丹，不是梅花与牡丹选择了中华文化。所以，选择国花必须先了解中华文化，要了解中华文化，必须回到远远早于唐宋的中华文化的起源。
任何文化基因，都深深埋藏于久远的历史之中。中华民族从远古时代走来，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那远古时空渐渐深邃暗淡，但历史的烟尘阻塞不了文明曙光。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中国与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中华大地创造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由于地理多样性，发生了“同源变异”，群星璀璨。相比较而言，地理简单的国家，往往文化比较单一，很容易评选出自己的国花，如澳大利亚的金合欢、荷兰的郁金香、法国的香根鸢尾花、德国的矢车菊、泰国的睡莲……钱穆曾形象地比喻，中国是一个大家庭，他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自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
国花的抉择是时代的呼唤。尽管“双国花”的建议还没有被接受，国人在梅花与牡丹上的文化审美偏好已经很明确，不会有第三种选择了。“梅花派”和“牡丹派”若都放弃各自的坚持，选择“梅花与牡丹”作为国花评选的最佳策略，就自然走出“囚徒困境”，达到“好”的纳什均衡了。还有什么比“梅花与牡丹”更好的选择吗？
梅花香自苦寒来，牡丹芳自包容出，这是祖先赐予美丽中国的两个多么相得益彰，两全其美的自然造化。中国人可以通过“梅花与牡丹”双国花来陶冶情操，“梅花与牡丹”可以在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认同中点缀美丽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开展“国花外交”，共同建设和谐世界。
我的祖国是花园
“我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这是20世纪70年代在幼儿园时耳熟能详的歌词，给当时的孩子们带来多少憧憬。美丽中国应是一个有美学意境的生态环境。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是有意境。梅树可丛植、群植，形成梅山、梅岭、梅溪等独特风景。中国的公园和庭院若没有梅花，就会在“************”中少了几分雪月空明的诗情画意。王安石的《梅花》一诗让人对这样一种隐逸审美文化的园林景观有强烈的憧憬，“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若没有缤纷盛开的牡丹装扮公园和庭院，少了几多花鸟缠绵、争奇斗艳的个性化浪漫，如唐舒元舆《牡丹赋》说描述，“美肤腻体，万状皆绝。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袅者如舞，侧者如跌”。梅花与牡丹，陶冶情操，培养情趣，静静融化在心底，绵延悠长。有梅花与牡丹点缀美丽中国，陶渊明有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走出史前时代后，中华民族就把“梅花与牡丹”的文化融入自己对花的审美选择中。梅花有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坚忍不拔、高洁傲岸的品质。南朝掀起了梅花欣赏的“第一次浪潮”。到了唐，经济空前繁荣，突然间产生了跨越地理环境和时代的文化魅力，牡丹热兴起，“使其花之如此而伟乎，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喧然而大来？”（唐·舒元舆《牡丹赋》），使中国人成为“唐人”，才有“盛唐牡丹”。白居易《牡丹芳》：“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让人梦回大唐，百转千回。“谁遗留下绝句，愿与你相遇，宣纸上盛放千年的繁华美丽”。
梅花点缀长江流域，南达海口，北以内蒙古为界，西北则以西安为限，现经抗寒引种和选育，已有梅花在超过北京的纬度露地开花了。牡丹装扮黄河流域。一乔木一灌木，一国两花，才能覆盖黄河长江的辽阔壮美河山。
若全国各地都精心栽培，成片种植，数千朵梅花与牡丹同期怒放，就会有强大视觉震撼，必然成漫山遍野燎原之势，或郁郁葱葱夹着万紫千红，或庭院深深落花缤纷。大规模种植梅花与牡丹，会有审美情趣和文化气势的双赢，自然就成了美丽中国的时代景观；有了全民“粉丝”的追捧的气氛，自然就成了“盛事丽景”。每年“双国花”时节，全世界的许多游客也会慕名而来。
美丽中国怎么能没有国花点缀呢？美丽中国会是一个郑重迎接国花盛开的国度，对梅花与牡丹的喜爱会更加成为一种国民文化情结，可能是中华民族审美情趣的巅峰体验。梅花花期从每年12月至次年5月，由南至北依次开花，观赏期可达5个月之久，从春节到五一劳动节可观赏梅花，人们携家带口或者呼朋引伴，在梅花树下占上一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牡丹通过现代科技，可以人工控制花期，延长牡丹花期和整体观赏时间到深秋。从五一劳动节到国庆节可观赏牡丹，在牡丹花丛边喝酒谈天载歌载舞，“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梅花绽开，独立风雪，“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牡丹盛放时的千姿百态，一朝然飘落，带来对绚烂归于平淡的生命感动。高铁贯通南北，何尝不会有“春风得意高铁快，一日看尽双国花”的盛世佳话呢？
“梅花与牡丹”会带来花卉产业和相关文化创意产业的跳跃式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一旦梅花与牡丹得到“国花”的尊荣，与其相关的音乐、绘画、工艺等文化创意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点缀和谐世界
“酒香也怕巷子深”。经济带来富裕，有输出途径的文化才能带来更多理解和尊重。梅花与牡丹产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潜力和空间是很大的，经济价值将十分可观。陈俊愉院士曾说：“在中国将一枝腊梅剪下来可能只能赚很少的钱，但如果把这枝腊梅装上飞机运到旧金山，运到巴黎去的话，那就可以价值几十美元或者几十欧元。所以我们要尽快启动和发展二梅产业。”中国的牡丹有一个国际传播的基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以中国人工栽培创造新品种为例，作为“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学说”的论证材料。世界各国人民也非常珍爱牡丹，在八世纪，已传入日本，1330年传入法国，17世纪传入西方后，被誉为“中国花”，至今已有20多个国家栽培中国牡丹。
继“中国制造”在全球崛起后，“中国服务”开始发展。一个文化强国必然是一个文化贸易的大国，文化的对外感染力要通过文化贸易来体现。如，韩国的《江南Style》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体现了韩国在文化上的努力。然而，中国国际收支账户中，商品贸易是顺差，包括文化等产品的服务贸易是逆差。随着中国服务业发展，有必要防止出现服务贸易特别是文化贸易逆差过大的不可持续情况。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说，“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并不缺乏勤勉，然而在文化拿来与文化输出的天平上，出现了惊人的失衡，由此导致的文化逆差令人扼腕。时至今日，中国如何向世界有效推出自己的整体文化形象？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无论如何，在全球化文化竞争与对话时代，有效输出中华文化、展现中国话语权和价值观，对一个经济总量十年后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的中国来说意义深远：一方面可以减少文化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世界不同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误读，并获得善意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