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盐业经营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虽然政府一直主张和实行盐业官营，但民间仍旧出了不少盐商大贾，犹以明清时期为甚。如清乾隆时期的徽商江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布衣盐商交天子
今日的扬州市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街，叫康山街。三百多年前，曾名噪天下的“康山草堂”就坐落在这条街上，当时它的主人就是号称“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扬州盐商——江春。
江春字颖长，一字鹤亭，生于清康熙59年（1720），卒于乾隆54年（1789），原籍徽州歙县江村。他生于盐商世家，祖父江演、父亲江承瑜都是扬州盐商。家底甚为富足，少时好学，家人欲栽培其将来为官光耀门楣，他也勤于读书，22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虽名落孙山，但于诗文上颇有心得。曾与当时名诗人齐次风、马秋玉齐名。有史书又称他长得体貌丰济，美鬚髯，为人含养圭角，风格高迈，遇事识大体，故有不少文人墨客如袁枚等与之交往甚密。
乾隆早期时，当地官员曾举荐他做官，但因名额已满，终未被录用。遂弃仕途而继承家业，其行盐的旗号曰“广达”，因其勤于经营，又“练达明敏，熟悉盐法，”颇得当地监管盐业的官员器重，也得盐商们爱戴，遂被推为总商。一朝有权在手，他便大加施展经商才略，一时间成为扬州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歙县志》中称其：“才略雄骏，举重若轻，四十余年，规划深远。”
江春极会经商，数年间便富甲一方，于是建名园，购豪宅，为扬州一时之盛。其早期居所“水南花墅”，其中亭台楼榭、绿池花径，颇有雅情；又在东乡建别墅，谓之“深庄”；后移家观音堂，便又购明代状元、翰林院编修康海的故居“康山草堂”，并在其中增建许多建筑。其规模和工艺丝毫不下于当时的晋商之“大院”。另外他还在南河下街建“随月读书楼”，选时文付梓于世，名《随月读书楼诗文》；因爱好玩乐，又专门建“秋声馆”，还在徐宁门外购隙地修射箭之所，人称“江家箭道”。他为名留后世，表现得很急公好义，建宗祠，盖书院，养老济贫，为时人所称颂。其财力之雄，可见一斑。
乾隆皇帝在位时曾6次南巡扬州，就经常居住在江春的康山草堂之中，还游其园林，留有诗作和题字。江春也乘机鞍前马后，扫除宿戒，为皇帝和朝廷服务，深得乾隆好感。如1784年正月，乾隆帝又一次南巡，当时的两淮盐政司伊龄阿奏称：“据淮南北商人江广达（指江春）等呈称，恭逢翠华南幸六举时巡，商等情愿公捐银一百万两以备赏赍之用。”其个人就捐银30万两。此疏上呈后，乾隆批道：“不必复经伊龄阿，于山东泰安行在面奏。”这就是说，皇帝要亲自会见一个做盐业生意的商人了，这在当时是一种难得的殊荣！由此亦可见江春之财资和影响力。
乾隆帝好大喜功，在江南游玩之时耗费甚巨，江春为此出力不少，家财花费甚多，但乾隆高傲之主，自然也不会让江春吃亏。除给江家园林赐名题诗外，还赐金玉器玩，御书“怡性堂”额，加授布政使、奉震苑卿等衔，荐官至一品，后并赏借白银55万两，老年时，乾隆还准其进京赴皇家“千叟宴”，待遇和官职可谓居扬州盐商之冠，其以“布衣上交天子”之事也被传为佳话。
布衣盐商的经营手段
江春之为人，有儒风，懂经商，善交际，办事能力十分高强。这几点长处，使得他在盐业经营上如鱼得水，钱财滚滚而来，并且在两淮盐商中享有很高威信。分析其盐业经营之手段，大致有以下几点：
立足盐业宝地，占地利而为商贾
古代扬州是我国华北和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也为长江流域的重要市镇，四方财源、货物都在这里集散，此地利之便实为经商之佳所，这首先催生了商业的繁荣。
而扬州商业的繁荣又首先得自于盐业的繁荣，这里距海不远，沿海所产之盐大都先汇聚到这里，再由这里发往全国。江春出身盐商世家，他的家族创业时从徽州“担囊至扬州”，见盐业有大发展前景，遂“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至江春时，由于其过人的经营才华，其家族终成为两淮盐商的翘楚。
地利是经商者发财致富之极重要的便利条件之一，关于此项本书前面已有不少表述，如范蠡、卓王孙等篇章都曾讲到，这里不在多说。
敢于冒险，善抓机遇
古代盐商都是以创办实业发家，在国家严格监管的情况下，盐商们需要打通各个渠道才能合法经营，所以盐商的创业自始至终都极富冒险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既包含着丰厚的利润，也潜伏着危机。但江春是个敢于冒险，善抓机遇的人，他既勇于进取，敢于冒险，又善于审时度势、抢抓机遇，一旦机遇出现，就大胆出手，若失败就吸取教训，从头再来，这种强烈的进取意识和坚韧精神，很值得我们佩服和尊敬。
敢于冒险，善抓机遇这一点也反映在他对朝廷的大手笔投资上，据嘉庆年间成书的《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6次南巡驾临扬州期间，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估计其中江春至少占五分之一，实为清王朝效尽了犬马之劳。
但江春的投资并没有白费，他的大手笔惊动了乾隆皇帝，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巡盐御史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于是江春成了当时朝廷与两淮盐商之间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其商业也从中得利不少。
因商而官，以官养商
在中国，自古以来官商之间总是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为一旦当了官，或者有官员有亲密联系，那么有等于有了权力去大手笔地做些有利益的商业活动。所以吕不韦才不惜血本地投资于异人，沈万三拼了老命去巴结朱元璋，盐商江春也不能免俗，他深谙官商结合能发大财的道理，于是他在经商过程中始终不忘和官府搞好关系，并且以大投资谋得官职。
在他的经商生涯中，他不仅遇上乾隆6次南巡，还有清廷数次对边疆用兵，庆祝皇太后万寿节典礼，以及许多大工程和大灾的赈济等，每次的费用支出都很浩繁，江春虽家资巨万，但树大招风，每次都要出不少钱财，但他为筹措经费尽心尽力，出谋策划条条是道，很得朝廷和地方政府的信赖。并且他也因商而官，以官养商，生意也越做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各级各地部门都有很多的官员因贪污腐败落马，也有很多大企业家行贿而被查办，而他们之间所进行的，无非是拼命为着自己捞利益的权钱交易，有权就想捞钱，捞钱就得有权，这些因素使得官员与商人互补性地走到了一起，要杜绝这一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现象，就要杜绝廖现象产生的根源，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灵活而沉稳的商业交际手段
江春在经商方面有狡黠而不失诚信，大胆而不乏沉稳的个性。这种个性使他无论在经商上还是在求官上都能顺利达到目的。
扬州有一个形容江春灵活应变的传说即反映了他的这种个性，即江春“一夜造白塔”的故事。该故事出于《清朝野史大观》。据说有一天，乾隆在瘦西湖中游览，船到五亭桥畔，忽然对陪同官员说：“这里多象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啊，只可惜差一座白塔”。江春听在心里灵机一动，连夜派人搬运食盐，用盐包为基础，以白纸扎为表面，从而在一夜之间堆起一座假塔。第二天清晨，皇帝开轩一看，只见五亭桥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以为白塔是从天而降，吃惊不小，身旁的太监连忙跪奏道：“是盐商大贾，为弥补圣上游西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的”。尽管只可远视，不可近攀，但乾隆不无感慨地说：“人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
乾隆离开扬州后，江春又在堆盐塔的位置上赶建了一座白塔，以示自己没有欺君蒙上，此塔即为现今之扬州瘦西湖白塔。
找到靠山——与皇家关系密切
江春与皇家关系密切，其目的无非是要找到经商和家业的靠山。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在场伺候，徘徊接驾，跑前跑后，花钱如流水。但同时朝廷也待他不薄，他也受了乾隆的许多恩赐。
据史载，乾隆帝在金山游玩，曾经让江春陪行，并把自己佩戴的荷包赠送给他，还赐予他“内务府奉宸苑卿”的官衔，赏戴孔雀翎，成为当时盐商中仅有的一支孔雀翎。另外诸如被赐御书、福字、貂皮、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柱杖等物更是不计其数。
乾隆50年（1785），朝廷在北京举办“千叟会”，特邀江春兄弟赴宴，并予赐杖之荣。而他最感荣耀的事是乾隆帝两次“赏借”给他55万两帑银。所谓帑银，用盐商的话说就是“万岁爷发的本钱”，供周转用的。尽管帑银是要还的，但获利还是很多的。
由于与皇家关系密切，江春之盐商地位不可动摇，故能担任两淮总商前后达40多年。乾隆27年（1762），江春又因捕获销毁宫内金册而逃逸的太监张风，被乾隆赐予“布政使”衔，这样江春既是商人，又是儒者和大官，集三者于一身，由于官不是实缺，故江春在很多场合是以儒者面貌出现的商人。江春能“以布衣上交天子”，也充分体现了其杰出的经营和交际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