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原因，丁玲被剥夺了写作权利达20多年。1978年，丁玲复出后，发表了《杜晚香》。这篇小说描写了新中国一位平凡、勤劳、贤慧、本分的劳动妇女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受到了锻炼，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当丈夫由一名军人转业到北大荒垦荒时，他只身离乡背井，来到北大荒，和丈夫一起。但人们习惯于将她视为随军家属，而忽视她的劳动热情。于是她带动其他家属每天为家属区打扫卫生，帮助带孩子，给职工缝补衣服，最后，终于带领这群家属欣慰地加入了农场的劳动大军，成为社会主义时代富于理想与忘我劳动、克己奉公、乐于助人的新型劳动者。丁玲怀着十分诚挚的情怀，真切、细腻地描写了这位普通劳动妇女如何从“一个孤零零，只知道劳动，随时都
要避免恶声的叱责和狠毒的打骂的可怜人”，发展到从平凡的言行中隐隐闪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新人崇高品格的标兵和英雄。丁玲赞美她从自强不息的奋斗叶中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决心和勇气。
从杜晚香这个形象中，显示了在寻求妇女解放这一课题中作家给我们的深刻的启迪，它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妇女解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妇女的真正解放，有待于妇女自身的奋斗，有待于女性“强己”精神的不断发扬。有待于女性自己救自己，不断地抛弃旧的观念，与怠惰、自卑、缺乏理想、胸无大志、婆婆妈妈、唠唠叨叨，东家长，西家短等恶习作斗争。
曾有人认为：阶级解放了，妇女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严格地说，阶级斗争并不解放妇女”、“推翻资本主义可以立即创造有利于妇女解放的条件，但要真正获得解放，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德]爱丽丝·史瓦兹：《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中国友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
今天，当我们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丁玲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探索时，我们不但看到了一个倔强的探索者形象，而且感到她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显示了丁玲的洞察力和超前意识。
如今，当新中国已经走过了50年风风雨雨的历程之时，我们再来回眸丁玲对于女性解放道路的寻求，体味更为深刻。尽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但妇女仍未获得彻底的解放，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当前我们社会上所出现的“享乐依附型”的女性，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些人将美貌视为资本，换成金钱，还美其名为“有魅力”，其实是十足的奴隶和附庸。试想，连人的尊严都没有，还谈得上女性的自我价值？还有，当今社会上出现的“皈依传统”型的女性，她们放弃事业，放弃自我追求，一味地操劳家务，成为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的自身价值，必须通过丈夫、儿女身上才能折射出来，当丈夫升官发财、或晋升职称之时，或当儿子出国留学之时，做母亲的、做妻子的脸上才有了光彩，这就是女人所谓的“价值”。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今天妇女的问题还须要特别地被提出来。
丁玲在20世纪生活了82年，却有半个世纪在探索妇女解放之路。在半个世纪的沧桑血雨中，她始终以她的真诚和执着，思考和探索妇女解放之路，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寻求答案，并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精神已化为丁玲的行动。湖湘学子的“经世致用”原则已化为丁玲的灵魂。
3—3“蛮”、“倔”、“辣”——丁玲个性气质的文化内涵及其丰富、发展
湖南古称“三苗之国”，从远古起，即为多民族错杂聚居之地，长期以来聚居着汉族与苗、瑶、侗、壮、回、维吾尔、土家族等8个少数民族。据统计，全省一百多个县（市）中有68个县（市）居住着少数民族。他们与汉人互相影响，相互联姻，因而作为他们后裔的湖南人无疑注入了他们的血统、生机和活力。吸收了这些少数民族强韧、犷悍、刻苦耐劳的遗传基因与习性，从而熔铸成一种特殊的有别其他地域的文化个性。
俗话说：“江西老表，湖南骡子”。为何湖南人有“骡子”的雅号？它有什么特性？
原来，骡子是母马和公驴杂交的产物。其体形扁似马，叫声似驴，且有驴子的倔劲、执拗与忍耐力。人们习惯地称呼驴子为“倔驴”。因为它有个怪脾气，它越拉不动，越是拼命用劲拉，骡子也有这种精神。骡子堪粗食，耐劳苦，抗病力和适应性强，挽力大且能持久，寿命也长于马和驴，因而深受老百姓喜爱。那么，湖南人为什么会有这种“骡子”的文化个性呢？
从地理环境看来，湖南西部、南部广大地区重山迭岭，滩河峻激，顽石赭土，地质刚坚，在这种土地下讨生活，必然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也会练就劳动者顽强奋斗的精神，因而民性多流于倔强。钱基博认为：湖南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如此看来刻苦耐劳、倔强、执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是湖南人的鲜明特点。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长沙人）说了这么的话：“我们湖南人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这是对湖南人群体性 格特征的绝妙概括。
湖南人又是热情的，对人火热火热的，直爽、泼辣，天不怕地不怕。
湖南妹子宋祖英的《辣妹子》、湖南著名歌唱家何纪光的《辣椒歌》，唱出了湖南人的这一个性特点。湖南人以爱吃辣椒而闻名，许多外省人闻风惧怕。它能辣得你眼泪鼻涕一大把。但湖南人不怕，越辣心里越快活。“辣味”，这是湘菜的标志，也是湖南人秉赋个性的主调。《辣妹子》这首歌这样唱道：
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怕不辣，丢一串辣椒碰咀巴。……辣妹子说话不怕辣，辣妹子做事不怕辣……辣妹子从来不怕辣，辣妹子生性不怕辣……。
这首歌道出了湖湘妹子说话、做事、待人、接物的火辣辣情怀。她们既热情扬溢，又泼辣、能干。丁玲的个性气质中显然也具有湖湘文化“辣”、“倔”、“蛮”的遗传基因。诚然，丁玲身上没有沈从文的苗人血液，也没有近代湘西凤凰名人熊希龄江西祖藉、苗族母亲那种苗裔血统。但湖湘文化在丁玲身上的积淀，却是很深的。湖南人的朴实勤奋、火辣热情、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怕鬼，不信邪，甚至流于偏狭任性的乡俗民气，在丁玲身上有最为明显的标记。丁玲是一个典型的火辣的湘妹子，她最为多情；她又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湖南骡子”，
吃得苦，耐得劳，霸得蛮。丁玲还是个“倔驴”，只要她认为是正确的，就一条道走到底，十头牛也拉她不回。她勇于坚持真理，百折不挠，乐观洒脱，刚毅勇悍，好胜任性，有时甚至有点偏激……所有这一切，包括优点和缺点，都有其遗传的文化基因。
那么，丁玲的这种个性、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丰富和发展的？
一般说，人的气质是一种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和灵敏性方面典型的、稳定的心理特征。人们的心理气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其长期的生活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但这并非意味着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是永远不变的。因为社会生活是十分复杂的，变化繁多的，各种人际关系也是纷繁多变的。因此，人的个性特点也必然随着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而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
童年的丁玲，长得可爱，胖胖的脸，大大的眼睛，话泼、灵巧。4岁时父亲去世，她不得不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母亲在外边工作，经常不在家。孤独、寂寞、痛苦，使这个天资聪慧的小女孩的心理抹上了一层阴郁的“底色”，当她心中的寂寞和苦闷无人倾诉的时候，只能在内心沉淀、郁结。于是，为了寻找心灵中的平衡，她不得不从现实走向内心，这样，便养成了一种内向的、沉默的个性气质。在她早期的几乎每_二篇作品中，都有这种个性气质的投影。丁玲在以自己的母亲为模特儿的小说《母亲》和带自叙性质的短篇小说《过年》中更直接地刻划了一个小女孩“小菡”（丁玲有一个笔名叫“晓菡”），这个小女孩可以说是幼年丁玲的投影。小菡寄住在舅舅家，孤独凄冷，觉得舅舅“尊严”，“高不可及”，舅妈客气地款待她，但又“藏不住使小菡害怕的冷淡的神情”；她的：“神经非常纤细，别人以为她不够懂的事，她早已放在心上不快活了”。
童年时代的丁玲，也是这样敏感、孤独、沉默而内向。另一方面，母亲毅然冲破封建束缚，放足上学，走自立的道路，这种坚毅的性格和奋斗的精神，对丁玲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丁玲说过，“我虽然从小就没有父亲，家境贫寒，但我却有一个极为坚毅而又洒脱的母亲，我从小就习惯从痛苦中解脱自己，保持我的乐观……”。（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5卷第8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母亲的刚毅和奋斗精神赋予丁玲以洒脱、乐观的气质及倔强地反叛世俗的叛逆个性。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丁玲参加了反对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解除由外婆给她与表兄私订的婚约，公开揭发三舅父腐化的生活……，这些都表现了她火辣的个性。
“五四”运动后，为了“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她“像一个灯蛾，四处乱闯地飞，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她赴上海，到南京，又重回上海，往北京，四处寻找出路。但在那样的时代，哪里有路可找，有光明可寻呢？这样，她的幻想终于一次又一次地被黑暗的现实所撞碎。于是，如她自己所说的，“我到今天还不愿仔细地去回忆那可悲的青年时代，应该像春花一样美丽的时代，却填满了忧愁，愤慨，挣扎和反抗。”（丁玲：《中国的春天》，《丁玲文集》第4卷第2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那么，青年时代的丁玲，有着怎样独特的个性气质呢？
首先，看看作家的自我感觉。如丁玲所言，“青年时代我表面温顺之下是掩藏着一种倔强高傲的气质”。
在《我与雪峰的交往》一文中，丁玲又说道：“我这个人有点倔脾气，湖南人的倔脾气。”（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文集》第9卷第16l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湖南人这种倔傲的脾气在曾国藩编练湘军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倔傲强悍的风气：指划天下，物议朝野，尚勇好武，指点江山。丁玲也自然而然地被湖南人这种“时尚”所濡染。
值得注意的是：丁玲个性气质中的这种湖南人的倔脾气，是十分可贵的，它能帮助丁玲战胜挫折、艰难、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最能体现丁玲的倔强、刚毅性格的，莫过于对待胡也频被捕与牺牲这件事。当时年仅27岁的丁玲，不像一般女人那样哭哭啼啼、束手无策，而是四处奔波，到处找人，想办法营救丈夫出狱。当这一切努力落了空的时候，当得知胡也频牺牲不在人世的时候，仍然能要强自持。沈从文在《记丁玲》中这样写道：
当海军学生（指也频）死去消息证实时，她在任何熟人面前，并不滴过一滴眼泪……对每一个来见她对她有所慰藉表示同情的人，还只是抿着嘴唇，沉默的微笑着，让各人在印象中，各留下一个坚忍强毅女孩子的印象。
……
几个极熟的朋友，就可以看得出她这种不将悲痛显出。不要人同情的怜悯的精神，原近于一种矜持。她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情善怀的女子，而且也不把这样一个女子在这份不幸生活中所应有的哀恸抹去。但她却要强，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结实硬朗的女人。因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不至于徒然糟塌自己，她便始终节制到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当时她既不作儿女妇人的哭泣．便是此后在作品上，也从不做出那种自作多情儿女妇人的陈述。（沈从文：《记丁玲续集》第109一110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
如果说，在别人面前，尚易控制自己的感情的话，那么当文说，如果没有这些原因，在1927年到1930年之间，她的作品在数量方面，应当超过目前所见到的一倍。究其实，这些出版商也许从销路方面、从商业利益方面考虑得更多点。
这就是丁玲的“倔”和“傲”。从作家的自我感受中，从人们对于丁玲的认识中，达到一致的评价。但是，这只是青年丁玲的一面，丁玲还有另一面。沈从文在《记丁玲》一书中这样写道：
朋友们所得于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实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面。她能给朋友的是亲切洒脱。她既不习惯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份做作。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极容易忘掉了她是个女人。
……她爽直并不粗暴。她无时髦女人的风韵，也可以说她已无时间去装模作样的学习那种女性风韵……她没有二九年华女人那分浮于眼眉形诸动止轻佻风情罢了。认识那灵魂美丽天分卓绝的，只是很少几个朋友，一般人对于她的美丽与长处的认识，则必需数年后从她作品上方能发现的。（沈从文：《记丁玲》第103一104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朋友们印象中的丁玲：“女性而 非女子气”，且爽直、洒脱，这也是丁玲个性气质中较为稳固的方面。
关于这方面的印象，王映霞（郁达夫妻子）女士也有同感。1929年的一天，姚篷子带丁玲第一次上郁达夫家，丁玲给王映霞的第一印象很深刻，后来王女士回忆道：
丁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直爽，大方，没有一点旧式女子的扭捏。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而且是往后梳的，像个男青年，我一看这种发式，就知道她的思想一定左倾。她人长得比我胖，比我矮，长得很结实，头几次来说话比较少，只是坐下专心搓麻将，后来来的次数多了，我发现她非常健谈，有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几乎是听她一人说话。她当时大约在编《红黑》杂志，所以常和郁达夫谈稿子，杂志等事，有时也谈谈吃什么菜的生活杂事。她是湖南人，但和我们说话时，说普通话……丁玲吃菜不挑剔，能喝酒，但酒量不大。……（见《王映霞自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王映霞对丁玲女士的第一印象是“直爽、大方，没有一点旧式女子的扭捏”。而且与人混熟了还很“健谈”。
与王映霞同样的感觉的有关露。据她回忆：大概是1932年中秋前后，左联领导开了一次会议，有冯雪峰、丁玲、周扬、胡风、张天翼等，还有她自己。会上大家吃
水果、吃糖，很随便，有人提议每人要报告自己的恋爱史，轮到丁玲，她说：“我，没什么说的，谁也知道，跟胡也频在一块儿过，生过孩子，也打过胎。”（关露：《女作家印象记——女战士丁玲》，载1939年《上海妇女》第2卷第8期。）关露认为：像她写小说那样，她竟敢说别的女人所不敢也不愿意说的话。这种勇敢和大胆，坦白明朗的个性，在那时，即使是在男性中也是少见的。恰如丁玲所言：“我是一个比较豁达，比较自由舒展，无所顾虑的人”。
（丁玲：《风雪人间》．《丁玲文集》第8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事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