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已是绿肥红瘦之时。岳麓山下桃花坪那枝叶纷披的桔树，它的洁白芬芳之花，已结下小指头大小的绿色之果。拙著——《丁玲与湖湘文化》也已搁笔，终于结下了一个小小的“青色果实”。这是我研究丁玲的第2本专著。
从80年代初至今，我研究丁玲已有20个春秋。
回想当初研究丁玲，只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并非有心插柳。
那是万象复甦的1982年。丁玲已经复出，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其党籍、政治名誉和工资级别。年初，北京的某家杂志登刊了一个青年给丁玲的信，信中言及丁玲复出后的作品似有“趋时”之嫌。不久，丁玲在该刊发表复信，表明自己并未趋时，而是由衷之见。本来，在我心目中，丁玲好像一件出土文物，我对她并不了解，因为她运交华盖，戴上“反党”帽子的时候，我还在读中学。现在刚刚得到解放，复出不久为什么又有人批评她？出于好奇，我开始读丁玲的作品，了解丁玲其人其作。过了一年，我发表了学术论文：《试论丁玲创作道路的重要特色》，文章先在本校学报发表，后为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后又收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丁玲作品评论集》，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1984年6月14日，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我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结识了丁玲，并和丁玲交谈过，对她的为人、作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面对着这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满面笑容的老太太，我觉得她慈祥、和蔼，平易近人，她不像莎菲，更不是莎菲；她的脸上那深深的皱纹，记录了她的种种苦难和不幸；她那满面的笑容，表达了她的豁达和乐观；她那双大大的灰色的眼睛，仍炯炯有神，而且深邃，似有许多奥秘和遐想。
丁玲复出之后，厦门大学聘她为名誉教授。为庆祝丁玲八秩寿辰，厦大校、系两级领导决定召开一个丁玲创作讨论会，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作家前来参加，共襄斯举，因而，才有此次的盛会。参加此次讨论会的著名作家有魏巍、马烽、马加、杜宣、杨沫、陈登科、峻青、刘真、周良沛等。舒群、杜鹏程、雷加、刘绍棠等写了贺信，来自国内外研究丁玲的学者、专家第一次聚会于厦门大学，对丁玲的作品的时代精神、风格特色和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等作了探讨。此次讨论会，初步形成了丁玲研究的队伍。就在此次会议上，一些代表倡议成立全国丁玲研
究会，并决定1986年在湖南召开“丁玲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因为我来自湖南，所以大会委派我回湖南后向当时省作协主席康濯同志汇报。他很支持，并以省作协、文联的名义向省政府报告，又得到省里首肯与资助。
在厦门大学讨论会闭幕式上，丁玲讲了话：“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以后更不容易有大的成绩了，因为我已经八十岁了。你们把八十岁当好事，我们把它当坏事。如果现在我是七十岁，六十岁该多好？八十岁，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很短了。你们祝愿我长寿，怎么能长寿呢？长不了多少了。（大笑）我只能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丁玲：《在丁玲创作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丁玲创作独特性面面观》，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这话不幸被丁玲言中。1986年3月4日，丁玲去世了。她走了！原定的“丁玲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仍如期于1986年6月6日一6月13日在长沙召开。痛惜丁玲、怀念丁玲的诚挚感情，认识丁玲、研究丁玲的热切愿望把大家召唤到一起，共同探讨“丁玲与中国新文学”这一中心议题。会后，由我写了《丁玲创作六十年学术讨论会述略》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上。该文总结了这次讨论会的成绩，并作了展望。
自厦门大学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到现在，已经召开了八届“丁玲文学创作研讨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地拓展、深化，我作为一个丁玲研究者，20年来其研究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横向开拓式的研究，从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
此阶段对丁玲的研究，由《试论丁玲创作道路的重要特色》起步，而后主要是对T玲的《母亲》《意外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严寒的日子里》《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进行研究，并对丁玲早期小说的外来影响、小说的审美特质、对解放区文学的独特贡献等发表了一些意见。写下了lO多篇丁玲研究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并未停留在翻案层面上，也没有从单一的社会批评出发，而是多个侧面、多个角度地对丁玲及其作品进行横向研究，既有一定的广度，又有一定的深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好几篇。例如对于丁玲被国民党囚禁于南京时所写下的《意外集》，过去因为批判丁玲时说她是“叛徒”，而当“叛徒”时写下的文章，就一定是“毒草”了。这样，对《意外集》的研究，倒成了个“禁区”。1984年4月，我所写的论文——《沿着（水）和（奔）的现实主义方向前行——评丁玲的（意外集）》一文发表在学报上。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惠芬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近年丁玲研究述评》一文，其中对拙著作了这样的评价：“以往不被重视的作品如《意外集》，也被纳入了研究的范围，指出《意外集》在丁玲的创作中虽然算不上佳作，却应视为丁玲整个创作的有机部分；而从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则可以看到，继《水》和《奔》以后，作者的视线仍然注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种种社会矛盾，这些作品尽管写于‘极不安和极焦躁’的心境之中，未免‘充满一种阴暗的气氛’，但基调仍然和《水》《奔》一致，是同一旋律奏出的又一组谐音。这样的分析或许还有所疏漏，但也已经为历来的丁玲研究弥补了一项空白，使人们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丁玲的创作倾向。”（陈惠芬：《近年丁玲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又譬如对拙作《从审美的角度看丁玲对解放区文学的独特贡献》一文，华东师范大学林伟民先生在撰写的评论文章中这样说：“值得一提的是，彭漱芬从审美角度审视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认为丁玲小说里富有一种深邃美，体现在作品形象所包含的深远含义和作品思想意蕴的深刻性以及作家审美体验上的深度性上”。
（林伟民：《丁玲小说研究六十年述评》，《武陵学刊》1991年第16卷第1期。）
第二个阶段是整体综合性的研究，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1989年5月，全国第四次丁玲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这次讨论会，思想活跃、气氛热烈。大会就丁玲的艺术个性进行了争鸣。1988年《上海文论》第5期上刊登的王雪瑛的论文《论丁玲的小说创作》，“成为引发与会代表展开不同观点争鸣的一个契机”。与会者大多认为“那种认为40年代的丁玲作品不再有艺术个性的看法恐怕是相当简单化的。”（严家炎：《全国第四次丁玲学术讨论会闭幕词》，《延安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
如何探讨作家的艺术个性？丁玲是否除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外的小说都是公式化概念化之作？这些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而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势必对丁玲的小说作整体的、宏观的研究，而不宜将各个时期割裂开来。在此次会议之前，我正在构思一本著作，也已经写好了全书的大纲，想对丁玲的小说发展轨迹作整体的勾勒，并梳理出作家的艺术个性的形成及其发展的轨迹。经过两年的努力，1991年4月，我的第一本丁玲研究专著——《丁玲小说的嬗变》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拙著从丁玲小说嬗递演变这个切口人手，着重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探讨她的小说嬗变的轨迹。书中1—6章，从纵的方面探讨丁玲是如何从《莎菲女士的日记》走到《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分析丁玲各个阶段的创作成就与不足，从其发展趋势中，找出丁玲小说发展的承续性与整体性嬗变发展的轨迹。书中7—10章，又试图从一个个横切面上，如丁玲的审美追求、个性气质、风格特色、艺术个性等不同侧面，部析其嬗变的轨迹，给读者一个轮廓式的印象。
诚然，在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中，也有过曲折。在某一时期的某些作品中，由于种种原因，其艺术个性也曾有过某种淡化，甚至迷失。但是，这只是探索申出现的失误，并不是作家有意丧失自我，总结了经验教训，她的艺术个性又得到回归并且得以拓展。《丁玲小说的嬗变》给读者描述了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一迷失——回归——拓展的轨迹。
著作出版以后，得到了同行专家及评论界的一些好评。有10多家报刊，如《上海文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理论与创作》等，发表了消息报道、作者专访及书评。
华中师范大学林伟民先生发表了《重要的在于超越自己——读彭漱芬（丁玲小说的嬗变）》（见《上海文论》1992年第1期。）一文，他这样说：
无疑，这是新时期以来丁玲小说研究领域里的一部力作。……一如果要说从理论、识实到创作整体性研究，那么彭著不能不是国内第一部……《嬗变》纵横捭阖式的结构设计上凝聚着彭漱芬作为批评主体的时代意识和历史眼光……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丁淑芳女士这样评价道：“您的‘纵剖’和‘横切’的分析很彻底周到，对丁玲女士个性、气质的形成与发展也很有深刻的了解”。
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丁玲研究会会长严家炎先生在百忙中为拙著写了《序》，他这样说：
《丁玲小说的嬗变》这部二十万字的书稿，不但理出了丁玲创作的曲折历程和发展脉络，而且细致考察了丁玲各阶段小说的特色；不仅对一些重要作品做了具体周详的微观剖析，还从总体上对丁玲小说的嬗变作了宏观把握。书稿吸取了前人研究丁玲包括近十年国内外研究丁玲的成果，同时也力图在一些方面有新的进展和突破。书稿最后两章讨论的内容，尤其令人感兴趣。像小说家丁玲的个性、气质对其作品究竟有何影响，这样的问题在过去虽也有人涉及，往往语焉不详，彭漱芬同志却对此作了较认真的探讨。”
“彭漱芬同志还从母亲、师长对丁玲的影响，考察了丁玲反叛世俗的叛逆性格的形成及其对作品的渗透；从丁玲参加革命后性格‘由倔强高傲变为喜群，由愤懑感伤变为开朗热情’，考察了丁玲小说风格的变化。丁玲成为尼姆·韦尔斯所说的‘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这使她的小说‘能够留在我们脑海里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是梦珂、莎菲、曼贞、阿毛、陆萍、黑妮等脱尽了脂粉气与闺秀气，具有现代人的意识，对鄙俗和虚伪的社会充满着反叛情绪的女性形象’。作家的气质、历练、才能、学识，综合形成了丁玲后期创作既有女性的温柔、细腻、沉静，也有男子的洒脱、豪放、雄浑，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从而迥异于‘五四’以来冰心、庐隐等女性作家笔下的温婉风格。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颇有见地的。”（严家炎：《<丁玲小说的嬗变>序》，见彭漱芬著《丁玲小说的嬗变》，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严先生既肯定了拙著，也对书中的一些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使我十分感动。我十分感谢严先生对我的鼓励与帮助。
第三阶段是文化寻根式的研究。从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新时期以来，当“新方法热”升温之时，、也掀起了一股“文化热”。1985年5月，北京大学学报刊登了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这可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导向性的一篇论文。1987年1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张恩和先生的《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考》，这也是一篇颇有见地的论文。接着，不少研究者试图在文化视角的审视下去研究现代作家作品。如从“文化伟人”、从家庭、伦理、个性、气质等方面探讨鲁迅，还有将鲁迅的小说与中国历史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进行比较，从中探讨鲁迅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的联系等等。
除此之外，从文化视角审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作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4年，严家炎先生主编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这是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例。严先生说：这“并不是要为各个地区撰写20世纪文学史，而是要选择那些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文化怎样渗透进了这种文学，为这种文学打上了多么独特的印记……20世纪中国文学出现过不少流派或作家群体，其中区域文化特征比较鲜明的，是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京味小说等……湖南作家很多，但如果研究湖南文学与楚文化，那么恐怕应该抓住几位典型的作家如沈从文、叶蔚林、古华以及50年代的周立波等，有些作家可略而不谈”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严先生的论述，给我启发很大。我想到了丁玲。丁玲是一位湘籍作家，虽然她不属于乡土派作家，但是，她与楚湘文化的联系却是很紧密的，她是一个典型的湘籍作家，湖湘文化不仅影响了她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而且她的精神个性也明显地打上湖湘文化的印记。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选择了从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丁玲，对丁玲作文化寻根式的研究。研究课题定名为：《丁玲与湖湘文化》。通过申报批准，此研究课题列入了“湖南省属高校1998年度科研计划”，并作为省重点科研项目，资助研究经费8000元。学校还给了相应的补贴。
今天，拙著顺利出版问世，首先要感谢湖南省教委和丁玲研究会的朋友们。
我还要特别感谢湖湘文化研究专家、湖南师大著名教授马积高先生对拙著的热情指点。感谢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王先霈先生在百忙中为拙著写了《序》。
本书在写作中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 者
千禧之年仲夏于湖南师范大学桃花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