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乱的中国，如此一点一滴的新事物，就像春天里的野笋一样拔节生长。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操作不操作，这些自然而然的生长都意味着改变。纷乱中，其实也孕育着很多机会，也哺育着很多机会，只不过由于自己的错误，人们并没有梳理出线头，从而没有机会抓住罢了。与此同时，缺乏必要的耐心和智慧，也是走入更纷乱道路的重要原因。人们从未静下心来想一想，实际上社会并不是非得通过破坏和激越的方式才能获得某种改变，每时每刻的世界都在变化，都在改进。很多人不懂，也不愿意承认这个道理。
呼唤革命时代
1921年7月11日，六十二岁的杜威在中国巡回演讲两年后，从上海启程回美国。就在他启程的那段时间，也就在这座城市，诞生了后来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了中国走向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时间和地点的偶然巧合，似乎有一些意味深长，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后来的历史学家无可争议地认为，1921年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自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历史真正地步入了有组织的革命阶段。不过在当时，人们显然没有意识到1921年的特别作用，只是觉得，辛亥革命爆发后的这十年，走得如此艰难，也如此没有方向感，江河日下，体统败坏，一切都变得混乱和粗鄙。四川省长刘湘痛心疾首地写道：
中国自辛亥革命后，称共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宪法尚未成立，国会到处搬家，少数高等流氓，挂起中央政府的招牌，天天卖国肥私，几个无聊军人，顶着督军巡阅使的头衔处处杀人越货，自谋生活，彼此不通商量，甚至同室操戈，不惜糜烂天下，这种局面还算是一个国家吗？
1921年1月1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发布总统令，正式公布《卿云歌》为中华民国国歌。此前，围绕着国歌的定夺，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于1912年2月发布征集国歌的广告，众议院议员汪荣宝(衮甫)的《卿云歌》入选。其歌词是：
卿云灿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卿云歌》相传是《尚书·大传》中虞舜所唱，即所谓“卿云聚，俊土聚，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灿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汪荣宝的《卿云歌》后两句是他个人加上的。在汪荣宝看来，《卿云歌》“气象高浑，超越万流。而卿云兼象国旗，光华隐寓国号，播诸管弦，尤足动人爱国之思……似于民国教育大有裨益，惟歌词太简，不便长言，拟于歌后取当时持衡枕首之语，用相增益，或更叠其词，以明咏叹”。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平开幕，按照各国惯例，开幕典礼应奏国歌。大典将近，内务部急忙转请教育部将《卿云歌》交由侨居法国的比利时作曲家约翰哈士东作曲，并在第一届国会开幕时演奏。随后，这首歌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所以既未正式公布为国歌，也未流传开。音乐界称此歌为第一次《卿云歌》。
袁世凯时代曾采用以荫昌作词的国歌，词为：
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
袁世凯考察采取帝制时，曾将此歌词的“共和五族开尧天”改为“勋华揖让开尧天”。由于此歌曲全曲采用过多的休止符，把起伏悠扬的昆曲音调一再割裂，唱词支离破碎，缺乏国歌应有的庄严宏伟气魄，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未能流行。袁世凯去世后，这首“国歌”自行废止。等到徐世昌上台，确定国歌已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国务院特地在教育部成立了“国歌研究会”，采纳了邓萃英的建议，将原汪荣宝创作的《卿云歌》末两句删去，作为新国歌，公推萧友梅、杨仲子、王露、吴瞿安等四位音乐家分别作曲，最后确定以刚从德国留学归国的古琴名家萧友梅的曲谱为国歌曲调，并请萧分别制定钢琴伴奏乐谱三种。虽然《卿云歌》的公布引起了一片纷争，不过终于将中华民国国歌定夺下来，徐世昌也算是做了一件大事。
同样是1921年的开年，孙中山又有了行动——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在此之前，老资格的岑春煊在孙中山的打压下，离开了南方的政坛，孙中山从上海重新回到了广州。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京政府。孙中山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对于孙中山要在南方选举民国大总统的行动，陈炯明等人不以为然，在陈炯明等人看来，依据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五百八十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尚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并且实行记名投票，这样的行为，岂不是自毁法律？一旦在广东成立正式中华民国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不过孙中山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说明，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二百一十八票，陈炯明得三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不到两个小时，称得上世界上最快的一次总统选举。
进入3月后，北京政府财政危机再一次爆发了。徐世昌上台之后，由于日本对华借款削减，北京政府遭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压力。五四运动发生后，由于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以及欧美主张停战和谈的压力，日本债款之余额已停止拨付。财政、交通两部收入本来就少，一些有限的财政，还遭到了不公平的挪用。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税款，不仅不向中央政府交税，而且还催索军饷。之前所借的大量外债又先后到期，债权国催债急切，国库空空无法应付。北京政府只得拆东墙补西墙，连公职人员和北京八所国立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都很长时间没有发放了。从3月开始，饱受欠薪之苦的北京高校教职员工多次上街游行抗议，推举北大马叙伦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携带呈文多次去国务院递交抗议。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国立八校教职员曾宣布全体辞职。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廉、次长王章怙也提出辞呈。北京八所高校罢课运动又波及到北京各公立中小学，一时间北京的教育陷入瘫痪局面。
进入6月之后，由于工资发放一直没有结果，北京各高校的罢课热潮持续进行，总统府和内阁所在地有教师和员工静坐，有的还对政府官员进行围堵。经八校教职员联席会商议，6月3日，八高校校长和部分教职代表赶往教育部，经过一番动员，教育部代总长同意和学校代表一起到总统府向徐世昌请愿。请愿队伍来到总统府时，新华门已关闭，请愿人群与警卫发生了冲突。当日的《政府公报》这样描述事情经过：“马叙伦紧拥马次长身后，并用扬声器号令大家打进去。其时守卫队兵正欲设法制止，即见在后之教员学生等，群拾马路石块，向前攒击，一时石子乱飞，秩序紊乱。卫兵等奋力卫护马次长，救入新华门内。马次长头戴绒帽遗失，腰背等处均各受伤。……纷乱之际，马叙伦等先行抽身潜逃。似经兵警弹压，始各陆续散去。”
事后北京八高校的联合声明中，表达了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同人等请次长、八校长及八代表并学生代表等人入府，讵卫兵不准通过，蛮横异常……卫兵不但不许通行，并用枪柄刺刀乱加刺击，知机之马次长，稍受微伤，立即声言：我是次长。卫兵等乃许其通过，彼遂独自入府。卫兵更继续痛殴同人及学生等。是时天方阴雨，新华门外，血肉横飞，同人及学生等，相继伤仆，枕藉于泥泞之中者，不计其数。最痛心者，十余龄之男女学生，亦均遭蛮横军卒之痛击。”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次游行示威中，游行组织者李大钊在冲突中头部受伤，以致未能出席一个月后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