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直奉大战
直皖之战之后的局面变得让人恐慌，如果说之前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独立性，那么，战争之后的政府，更多是军人干政的影子。为了笼络人心，梁士诒内阁在1922年元旦发布赦令，赦免了直皖战争后遭到通缉的皖系要人段芝贵、曲同丰、陈文运等，随后又安排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复出。梁士诒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向日本示好以重新借债。不过借债实在不易，虽然日本方面对于梁士诒内阁的示好表示赞许，有关承诺却一直难以兑现，也因此，梁士诒答应拨给直系军队的三百万欠饷落了空。吴佩孚本来就不满内阁对于皖系的宽大，现在钱又兑不了现，不由恶感倍增，寻找时机要将梁士诒赶下台。
华盛顿会议传来的消息是：经过激烈的外交谈判，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本答应退出山东，不过胶济铁路须中国用钱赎回，赎回之前日本有权进行管理。梁士诒内阁表示同意，准备想尽办法筹钱以使胶济铁路回归。消息公布之后，吴佩孚对梁士诒内阁以钱赎买的方式十分不满，吴秀才电报仗的兴趣又上来，先后六次通电梁士诒内阁，强硬表示“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并发出恐吓，“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复演于今日”，要梁士诒一周内下台，“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吴佩孚的咄咄逼人，让北方的张作霖看不下去了。对于桀骜酸腐的吴佩孚，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一直心存不屑和排斥。在此之前，张作霖一直以自己的地位自矜，电商或会谈都跟曹锟接洽，以示轻视吴佩孚。这一次，张作霖站出来通电支持梁内阁，指责吴佩孚“是非不问，辄加攻击”。吴佩孚丝毫不让步，将矛头对准张作霖，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国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双方一来一往打起了电报仗，电文内容同步在当时各大报刊出。几回合下来，更加熟稔电报仗的吴佩孚频频用“爱国大义”这一独门暗器点中张作霖要害，很快占据上风。北京国民外交联合会以及江苏督军齐燮元、陕西督军冯玉祥等诸多地方势力都站出来，积极支持吴佩孚，声讨梁士诒罪状。大总统徐世昌眼见两人越斗越激烈，只好请出北洋系元老王士珍、鲍贵卿等人分别去奉天和保定劝导张作霖和曹锟，请他们以黎民性命安危为重，不要激化矛盾，以免社会动荡。
直奉相互攻讦相持不下，夹在中间的梁士诒顿感压力倍增。1922年1月25日，梁士诒在组阁仅仅一个月后，托病请假离任出京。梁士诒一走了之，徐世昌想请王士珍组阁，王士珍一口回绝，徐世昌又只好请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梁士诒被逼离京，激怒了支持他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张作霖两次去电大总统徐世昌，敦促昭示梁士诒关于胶济路案有无卖国情形以示公证，以为吴佩孚等人如此从中作梗，明显想切断奉系与中央的联系。张作霖还派代表李梦庚到南方会晤孙中山，商讨联合对付吴佩孚的可能。张作霖的提议，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他随后派代表伍朝枢去了沈阳，进一步相约北南夹击共同对付直系。伍朝枢离开沈阳时告诉沈阳美国领事馆副领事，已与张作霖商妥，在击败吴佩孚和直系后，以孙中山为总统，段祺瑞为副总统，梁士诒为内阁总理，另组新国会；张作霖还答应拿出两百万元以支持孙中山。
1922年4月10日起，奉军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关内，更名为“镇威军”，一路进驻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到德州附近；另一路于17日进至京汉铁路的长辛店一线。4月19日，张作霖通电声明，奉军之所以入关，期望以武力作为统一之后盾，凡有干政乱纪者，即视为统一和平之障碍。同一天，吴佩孚复直隶省议会电，主张奉军退出关外，撤销北京奉军司令部，否则直军唯有自卫，并斥张作霖把持中央政局，为梁士诒保镖。
战争打响之前，吴佩孚发出通电，这同样是一篇文字异常讲究的檄文：
国民苦胡逆张作霖久矣。曩以国家多故，犯而不校，启大盗自新之路，存上天好生之德，涵育包荒，以有今日。斯因父老昆仲夙昔所怨责，而佩孚等所内疚神明也。狼子野心，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语不能感，矫命乱纪，犯阙称兵，罪恶贯盈，末日已至。长此容忍姑息，既无以拯国民水火之苦，更无以答友邦希望之诚。用敢厉兵秣马，整饬戎行，直揭罪魁，昭告中外。张作霖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盗取图谋统一之名，阴行破坏统一之实。曩岁国民大会，原期排难解纷，而张则力阻其成。比年西南北犯，无非增长内乱，而张则甘为作伥。近复勾结叛逆，四出构兵，障碍统一。其罪一。
梁士诒洪宪祸首，张作霖则举为总揆，张勋复辟罪魁，张作霖则要求巡阅，倒行逆施，危害国体。其罪二。
害莫大于祸国，奸莫甚于通外，张作霖兼而有之。蹙使耿玉田运械俄人，诱致蒙匪。袒护梁士诒直接交涉，断送青胶。勾通外人，贻祸祖国，稍有人心，何忍出此！其罪三。
华会告终，友邦劝裁无用之兵，而张作霖则招匪以为兵。青岛收回，吾国视为新硎之试，而张作霖则运匪以扰鲁，伤心病狂，负罪友邦。其罪四。
国之与立，惟在法纪，破法乱纪，张实作俑，以法令为刍狗，视元首若牟髦，法纪荡然，政纲解纽，擅调军队，挟制中央，垄断政权，屡召会议于京津，威迫河间，突然进兵于浦口，兹复陈师入关，危及元首，破坏法纪。其罪五。
京师首善之区，中外属目，秩序森严，自张派奉军盘踞，白昼劫掠，跋扈恣睢，闾阎则一夜数惊，商贾则谈虎色变，政以盗成，贼为民害，豺狼当道，狐鼠横行，纵匪殃民。其罪六。
设官守土，各有其责，疆域攸分，界限斯判。特别三区，原属直省管辖，京兆、津沽，原为直军驻守。乃以德报怨，任其宰割，既占察哈尔，复据热河。京畿首都，乃成盗匪之外府；津沽要地，尽为盗匪之防区。既让小站、马厂，又让静海、天津，彼竟得陇望蜀，占据永清、霸州，进窥保阳。让之不已，无所逃避；守土保民，义无反顾。彼先开衅，黩武逞兵。其罪七。
昔截秦皇岛军械，今劫三家店军火，攫取饷糈，则竭泽而渔，剽窃金钱，则囊括以去。致使陆海各军饷糈无着。曩昔叶恭绰长交，则受贿三百万。近今梁士诒入阁，又报效四百万。张弧发行公债，则更所入无算。劫掠饷械，行同盗匪。其罪八。
帝制安福之党，则盘据要津。梁、叶、张弧之辈，则援为护符，所有作奸犯科，亡命盗匪，无不收纳。关外为胡匪发源地，辽沈为罪人逋逃渊薮，招亡纳叛。其罪九。
次山、金波、有恒义父也，而背叛之。阁忱、曙村、香岩兰友也，而驱逐之。孙烈臣、汤玉麟贫贱之交也，而猜疑之。秘使耿玉田诱致蒙匪，乃毙之于狱以灭口。狼若吕布，凶逾朱温，残杀同类。其罪十。
人心厌乱，天意亡胡。从此残暴既除，和平可睹，障碍既去，民国以安。仅此露布，中外共鉴！
通电凿凿列举了张作霖十大罪状，完全可以想象绿林出身的张作霖读过后的心情。4月28日，张作霖通电宣战，战争打响，炮声隆隆，连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由东路、西路同时发动进攻，吴佩孚指挥军队进行反击，双方呈胶着状态。从直奉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各列强掌控的报纸竭力表达自己的倾向：西方力量说直军肯定会胜利，日本力量则说奉军必定会赢。吴佩孚指挥七个师、五个旅约十万人，与奉军在马厂、长辛店一带展开激战。奉军以重炮轰击，吴佩孚军帽落地，副官被弹片击中身亡。吴佩孚发动反击，动用飞机轰炸长辛店奉军总司令部。战斗过程中，吴佩孚出奇兵绕道攻击奉军后方，奉军腹背受敌；加上奉军第十六师临阵倒戈，全阵崩溃。隶属直系的冯玉祥部也兵分三路向奉军发起攻击，大破奉军，有效扭转了战局。尽管张作霖的部队在武器装备和人数上占有优势，但由于部队不及直军训练有素，加上临战经验的缺乏，最后遭到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与南方孙中山已商讨好共同出手，孙中山也在南方建立了北伐大本营。不过战争爆发之后，由于南方陈炯明与孙中山政见不合，私下与吴佩孚联合，暗中进行阻挠；湖南督军赵恒惕又不肯为北伐军借道，孙中山只得将大本营从桂林移至韶关，企图从江西北上。这个时候，张作霖大势已去。缺乏南方的有力支持，也是张作霖兵败第一次直奉大战的重要原因。
奉军失败，是大总统徐世昌不愿看到的结局。在徐世昌看来，比较起吴佩孚的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张作霖还要好合作一些。奉军退出长城之后，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所控制。大总统徐世昌无奈下达四道命令：1.缉梁士诒，解散梁内阁（梁士诒早跑到日本去了）；2.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3.撤销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听候中央查办；4.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张作霖也发布通电，表示遵守元首和平解决之意，已令各军撤退，请令直军不得追击。几天后，张作霖自滦州通告各国公使领事及外侨，宣布独立，不受中央拘束，所有三省地方之收入，全数划充三省政费。奉天省议会推张作霖为东三省总司令兼省长，实行联省自治。在此之后的政治格局变为：直系即中央，中央即直系；吴佩孚直接控制直、豫、鄂、苏、皖、赣、闽七省富庶地区，附庸者有鲁、晋、陕、甘、湘、热、察、绥八省，川、黔也一度唯其马首是瞻。吴佩孚变得“如日中天”，更急切地期望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呼唤“好人政府”
直奉大战的胜利，轮到意气风发的吴佩孚掌控正局，为中国的走势寻觅出路了。在吴佩孚看来，徐世昌这个又奸又滑的老官僚已不可能担当重任，必须下台。同样，带有段祺瑞印记的新国会，也即安福国会必须解散。有了如此坚定的想法，曹锟、吴佩孚、田中玉等人通电各界人士征求是否恢复民国六年国会，也即民国第一届国会；或召集新国会，或国民会议，或联省自治的意见等，实际上纯属姿态。通电很快得到回应，很多人都明白曹锟和吴佩孚的意思，通电赞成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其中以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蔡元培、王宠惠等一干人表现得最为坚定。
通电咨询的同时，吴佩孚还秘密联络蔡元培等一干知识人，谋求南北统一及新形势下的政局安排；同时派人跟孙中山联系，试探合作的可能性。蔡元培提出方案，由孙洪伊组阁，办理南北和议；与孙中山联合，在孙中山宣布下野后，由吴佩孚统领军队，孙中山管理党务，蔡元培主政。这一格局，意味着南北政权的联合，中国分裂的状态得到根本改变。当然，曹锟、吴佩孚与孙中山试探性的联合，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外的压力，以及某种程度的利益驱动——曹、吴与孙的联合，可提高曹、吴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借款机会。不过，这种方案很快为形势否决——此刻南方政权正出现重大反复，陈炯明部叶举率万余部队进入广州，要求孙中山复任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并免胡汉民职。孙中山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吴佩孚与孙中山联手一事也不了了之。
吴佩孚秘密规划政局未来的同时，直系另一股力量想拥戴曹锟当总统，不过曹锟当总统有两个障碍：一是现任总统徐世昌尚未下台，二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以何种名义上台。吴佩孚的看法是，如果曹锟及直系对权力表现得过于急切，极可能将自己暴露在各种势力的火力之下，也会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并且，以曹锟的声望和能力，似乎很难获得西方和日本对他的支持。另外由于安福国会解散，原来的国会议员又很难聚集，若是按照程序选举，需要很长时间准备。因此，曹锟想一步成为大总统，难度很大。
这时候曾经南下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跟孙中山闹翻后北上，适时提出了个“法统重光”的建议，让纠结中的曹锟怦然心动——吴景濂认为徐世昌是由安福国会选举出的总统，在合法性上存在问题，主张重新拥戴当年被赶下台的黎元洪复职，同时恢复第一届国会。这样，不仅可驱逐徐世昌，也可恢复旧国会。黎元洪复职表明恢复“法统”，也使南方孙中山的“护法”旗帜失去依托，或能促使南方军政府垮台而实现南北统一。并且，黎元洪的补足，可以让曹锟下一步当总统变得顺理成章。对黎元洪当年的辞职，吴景濂给出新的解释：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离任的，不能视为辞职，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任期结束后再重选大总统。
吴景濂的方案如此“圆满”，简直让人难以拒绝。与吴景濂进行了一番细谈后，曹锟、吴佩孚决定以此方案操作。当然，吴景濂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曹锟和吴佩孚必须支持自己抓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如果在曹锟当选时推出，对于曹锟威望将是极大提升。吴景濂希望能在自己手上推出一部相对完美的宪法，至于手段，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与直系这样的实力派合作，民国宪法才有望制定成功，议会政治才有可能继续存在与发展。达成共识之后，一干人开始齐头并进：一是向徐世昌施加压力，让他主动下台；二是制造并推广“法统重光”的概念和舆论，派人去天津与黎元洪接洽，力劝他重新出山……共和政治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显示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性质，成为一种砝码，或者成为游戏的色子了。
善后的形势如此微妙，不甘寂寞的新锐知识分子们，也争先恐后表达立场和看法。经历五四运动之后，知识界已普遍地对徐世昌和亲日的安福系表示出明显不信任，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得到了新锐知识界的普遍赞誉。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对吴佩孚和直系抱有很大希望，自发地加入到对于政府组建的关注之中。1922年5月11日，也就是在保定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法统”问题的第二天，胡适请假在家，写了《我们的主张》一文。无证据显示这一篇非常着名的政论文章有什么样的背景，不过文章推出的日期却显得有些微妙。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详细提出了关于政治改革的原则性意见，即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在此之前的1917年，胡适一度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自我约束，在社会上颇有影响，这一次胡适打破了自己的禁忌。后来，胡适曾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对自己当初的允诺解释道：“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