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显得不明不白莫衷一是。似乎任何一个事件，追究起来都有瓜连藤藤连根的痕迹。探究临城大劫案真相的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几个月后的一天，鲍威尔接到另一个调解人孙明甫的电话，预感中的事情发生了：12月19日，新任山东督理郑士琦命令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摆下“鸿门宴”，将孙美瑶等人诱至，然后用机关枪扫射，共打死六百多人。有人推测命令来自吴佩孚，是吴佩孚下令秘密杀死孙美瑶等。尽管此举受到了不少从一开始就要求严惩绑匪的外国人的称赞，不过鲍威尔并不以为然，鲍威尔气愤的是此举明显违反之前签订的协议。孙美瑶的死，使得有关于临城大劫案的真相永远消逝，剩下的，都是猜测和杜撰。1932年，美国派拉蒙公司拍摄了电影《上海特快》。在这一部以临城大劫案为原型的电影中，当时最红的好莱坞女明星葛丽泰·嘉宝担任了女主角。这一部电影，意味着临城大劫案对于西方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
驱黎政变
虽然临城大劫案最终结局还算顺利，不过此案使得黎元洪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外交关系遭遇到寒流，北京政府出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出于失望和报复，诸多西方列强停止对黎元洪政府财政、金融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外交团决定向中国要求赔偿，保障惩办；上海美国公会及商会电告美政府，主张暂停华盛顿会议给予中国之利益，裁减中国军队，监督中国财政，派外兵驻防各要地，暂停退还庚子赔款。6月6日，张绍曾内阁在就职半年之后，全体宣布辞职。因为缺少内阁的挡箭牌，各种矛盾和冲突直接集中到总统身上，这让准备坚守的黎元洪陷入尴尬局面。其中最迫在眉睫的，就是政府拖欠已久的薪水矛盾，尽管人们都知道黎元洪是个“好人”，也知道民国政府无奈，但在内阁辞职的情形下，人们只得找这个“好人”了。
有证据显示1923年夏天北京全面爆发的讨薪事件跟曹锟和吴佩孚的态度有关，在这系列讨薪事件中，直系将领冯玉祥和王怀庆显然是直接鼓动者——内阁辞职的第二天，也即1923年6月7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以内阁已辞职为借口，唆使军警官佐五百余人来到总统府颐年堂。军人们身穿制服，腰佩军刀，气势汹汹直入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发放欠下的薪水。黎元洪没好气地接见了他们，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做主。”一番谈话之后，黎元洪答应十天后，也即端午节的前两天筹发军饷，这些军警官佐们方才离开。
8日，数百自称公民团的人在天安门前搭台演讲，吸引了近万人看热闹。登台演讲者多是以财政的匮乏与混乱诋毁黎元洪，要求总统下台。9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罢岗，天安门前有数百人散发传单。新华门外及东厂胡同的军警也被撤去。
10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来到东厂胡同黎元洪住所索饷。黎元洪让侍从武官长荫昌代为接见。荫昌说：“总统不是不关心各位的欠饷，现在正忙于组织内阁，在内阁没有产生前，军警饷项自然都无从发放。”一干人一直纠缠到傍晚才散去。在此之后，北京连续暴发了针对民国政府的讨薪风潮，天安门前每天都有各色“公民团”聚集，还有“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进行声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更有人不断包围黎元洪住宅，在黎府门外摇旗呐喊，鼓噪喧哗。困于家中的黎元洪派人通知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维持秩序，没想到对方以政府欠薪调动不了人马为由，对于黎元洪的请求置之不理。据说黎元洪的住宅电话都被人切断了，电话打不出去；后来，连自来水和电也断了。堂堂民国大总统，如囚徒般困于家中。这个时候，冯玉祥和王怀庆公开向黎元洪辞职，进一步向黎元洪施压。
6月13日，被逼无奈的黎元洪派人告知曹锟和吴佩孚，请求援助。曹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同时表示对于群众游行示威不好过多干涉。黎元洪不得不发出七道命令：
(一)准许张绍曾辞职；
(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
(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准其辞职；
(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
(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
(六)声讨制造政变者；
(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巨大的压力之下，黎元洪决定离开北京，将政府移到天津。为安全起见，黎元洪让姨太太危文秀带着“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和“陆海军大元帅印”三枚图章出走，躲进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6月13日下午，黎元洪携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洋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等十余人，以及护卫十余人，乘专车赴天津。临行时，黎元洪声明将到国会交印辞职。火车到达天津新站之后，黎元洪尚未下车，就被直隶省长王承斌带着大队人马包围了，当初跪求黎元洪复职的王承斌，此次表现得无比冷漠。王承斌称接到北京来电，让黎元洪交出总统之印。黎元洪回答复印信仍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承斌说的是：“总统既然不交出印信，只好请你回京了。”命人将火车头摘去，将车厢门锁上，不准黎元洪一行下车。大总统黎元洪哪里受过如此侮辱呢，枯守车厢十多个小时后，又气又急的黎元洪欲举枪自杀，幸亏福开森等人上前夺枪，子弹射偏，仅伤其耳。
晚上十时许，王承斌又到车厢内盘问黎元洪。黎元洪被逼无奈，只得说出事实。王承斌立即电告北京警察总监薛之珩到法国医院找危文秀取回印信。黎元洪也派人给危文秀打电话，让她把大印交给参议院院长王家襄。经过一番周折，印信终于转到薛之珩手中。14日凌晨，薛之珩电告王承斌已将总统印信取回。王承斌手持代黎元洪拟好的电稿三道：一、向国会辞职；二、大总统职权交国务院摄行；三、声明临行时所发命令无效。黎元洪在电稿上签字之后，王承斌这才命令火车开往老站，放黎元洪去了英租界的宅邸。
黎元洪这一次天津受难，比当年在北京被钳制取消国会之时，更让人触目惊心，也让黎元洪终生难忘——“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已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折，正义之不可摧残……”黎元洪从天津通电全国的文字，令人叹惋。共和，宪法，这些珍贵的字眼就这样在派系斗争中洗尽了全部光泽。
后来，黎元洪退出政坛后，曾对自己二任总统、三任副总统的政坛经历自我剖析，“我虽然三度因缘时会，有两戴总统桂冠的风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虽然武昌首义之初黎元洪确是被逼无奈参加革命，不过随后的黎元洪一直表现得像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尽管后来发生的事情让黎元洪五味尽尝，不过他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一直难以释怀。即使是下台之后远离政治的时光里，每逢双十节，黎元洪都要在府中张灯结彩以示庆祝。这个看起来宅心敦厚的“好人”明白，自己这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一切，都是革命和共和给予的。
曹锟当选
黎元洪忧伤而不情愿地离开总统位置之前，相关力量已开始为曹锟当选总统谋划了。因为本届国会自1913年成立至今已达十一年，虽然中间两度解散，又有安福国会插曲，不过去除这些时间，这一届国会亦已任期届满。也因此，国会在法律上也存在某种争议。曹锟通过摄政内阁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高凌霨向吴景濂多次暗示，众议院可以自行解决任期问题，附加条件是必须顺利通过宪法草案。在曹锟的指使下，吴佩孚、冯玉祥、齐燮元、孙传芳等直系要人都通电全国，要求国会尽快制宪。曹锟同意留京政团协商会意见，同意暂停大选，先制定宪法。曹锟的行动，赢得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在内的一大批议员的赞同。研究系议员林长民发表声明，反对国会分裂，主张国会应该持独立立场，尽快制宪。林长民还提出修改总统选举法、重新制宪等建议，内容包括重新起草宪法，现役军人不得参选，各省制定省宪，中央为联省政府；宪法解释权归最高法院；解散权无限制；修改议员选举法，重新举行众议员选举等建议。7月3日，国会派出十名代表前往保定拜访曹锟，带去了四点建议：第一，内乱原因在于有法不循，今后必须用和平的手段维持时局；第二，维护国会作为全国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第三，制定宪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第四，召开南北和平会议。曹锟表示，前三项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至于第四项，他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不过诸公既然提出来了，他自然全力争取。19日，曹锟致电孙中山，呼吁和平统一。
因为黎元洪已下台，按照约法规定，国务院摄政仅限三个月，所以进入8月之后，必须布置总统大选了。从法律程序上要求，国会议员按五分之三的比例，至少得五百二十人参会，不过国会四分五裂，即使是黎元洪补齐之时，也只聚集不到三百人，该到哪里去凑齐人数呢？8月24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召集两院议员谈话会，布置总统大选事宜，决定每次常会向出席议员每人支给百元，以争取议员的参加。经费从国会预备费中开支。9月10日，北京国会开总统选举预备会，参加的议员先派送出席费五百元，议定12日开正式选举会。不过到了9月12日这一天，因为仍没有凑齐合法的选举议员人数，选举会只得解散推迟。
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旧总统黎元洪下台，新总统选举又因为不到法定人数选不出。曹锟和吴景濂等人心急如焚。9月18日，在北京吴景濂邻居的住宅中，发现了一枚炸弹，很明显，这是针对吴景濂积极运作曹锟选举的警告。局面越来越紧张，支持曹锟的天津和保定方面的力量扬言：只要议员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五千元。这一招果然奏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各地议员们纷纷来京，有的还由家人陪同前来领钱。当然，也有些人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其中以蒙古王公贵族议员最为坚决。浙江籍议员邵瑞彭甚至将所得之五千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北京地方检察厅答复为，该支票并不能证明与选举有关，签发人不是吴景濂，也不是高凌蔚，不予立案侦查。另一些离京议员将吴景濂所发“常会出席费”称之为“贿选”。后来有关资料称：共有四百八十名参会议员收受了“常会出席费”，原则为每人五千元，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不同，最高可达一万元，低的不足两千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选举共花费一千三百五十六万元，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三千二百四十二万元，特别票价一百四十一万元，普通票价三千零四十五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五百七十二万元，常会出席费二十余万元，特别酬劳费三百二十四万元，“冰敬”、“炭敬”及车马费一百九十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一百二十余万元，秘密费七十余万元。资料显示，这一笔巨大的开支并非出自曹锟本人，而是直隶省长王承斌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奸商的罚款，另向直隶一百七十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赞助，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每人赞助五十万元。
直隶省“补助”各议员参选之时，各方政治对手纷纷拆台，张作霖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同等数额的钱，张作霖堂而皇之把这叫作“反贿选”。
1923年10月5日，天刚刚破晓，警察便督促各商铺悬挂国旗庆祝。宣武门内外，军警林立，象坊桥国会会场一带，更是戒备森严。这一天是总统大选日，从上午十一点开始，顾维钧等一班内阁阁员和王承斌、王怀庆等地方长官便聚集在众议院西侧的大中公寓，每隔几分钟通一次电话，密切关注选举消息。由于部分国会议员故意拖沓，原定上午十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十二点左右开始。签到参议员一百五十二人，众议员四百四十一人，共五百九十三人，实际出席者五百八十五人，刚刚超过法定出席人数（五百八十三）。是日，除了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外，各国使节均没有到场。从下午两点开始投票，至四点完毕。随即当众点票，总投票数为五百九十张，曹锟得四百八十票，第二名孙文三十三票，唐继尧二十票，岑春煊八票，段祺瑞七票，吴佩孚五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两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一票，另有废票十二张，含孙美瑶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斋”三票。孙美瑶是刚刚制造临城劫案的江湖大盗，以孙美瑶的名字填写，分明是某个议员的恶作剧。
1923年10月15日，《时代》以“新总统”为标题报道了这一事件：
东方的快速简直令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中国议会重新召集，通宵达旦地选举一位总统。北京装点热闹气氛；士兵在街上巡逻；一副充满希望的样子。
这一选举在此之前曾一度举行，但出席国会的议员未达到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选举日期推延。然而，随着从天津来的火车载着三十八名新增加的议员们的到来，人数即超过了法定人数。他们受到了同派议员们的热烈欢迎。总共五百九十名议员集中至国会大厅，并被“锁”在里面。选举于是开始。
曹锟当选后，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声讨曹锟贿选窃位。10月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
孙中山虽然慷慨反对，不过底气明显不足，因为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曾是其当年“战友”。接受贿银投票给曹锟的议员几乎都是第一届国会助宋教仁获得大胜的国民党议员，也是各省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这些人有的拿了曹锟的钱，也有四十多位议员拿了曹锟竞争对手的钱，还有一些议员两面都拿钱。个中复杂，并不是一个“五千大洋”便可概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