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确是“绿林”出身。1875年，这个闯关东的第四代出生于奉天海城县，童年的张作霖非常聪明，因家里穷读不起书，有位名叫杨景镇的私塾先生给了他很大帮助，免费给他提供书籍纸笔并让他读书。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作霖投奔清军马玉崑部，队伍被打散后返回山林落草。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和俄国人激战正酣。三十岁的张作霖乘乱而上，带领着一帮人马见风使舵，既为俄军服务，也与日军合作，在夹缝中成长壮大。1923年鲍威尔采访张作霖时，曾几次问及张作霖与日本人有染的说法。张作霖的回答是：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他的确帮助过日本人，那时他作为一位游击队头领，专门袭击俄国人的交通线，干得比任何人都出色。也就是从那时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张作霖确定了自己的实用主义世界观，也锻炼出极强的生命力，很快成为东北虎一样的枭雄。日俄战争之后，清廷在东北推行招安政策，张作霖投靠了朝廷，成为朝廷承认的巡防营统领，拥有五个营的人马。1908年，在剿匪中表现突出的张作霖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到辽宁西北部清剿白音大赉、陶克陶胡等蒙古叛匪。张作霖与白音大赉斗智斗勇，将其击毙，解除了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
武昌起义时，东三省总督是赵尔巽。远在辽西北的张作霖率领部队赶往奉天，全力保卫奉天的安全。在赵尔巽的保举下，即将覆亡的清廷任命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其所部被改为第二十四镇，张作霖被授为统制(即师长)兼奉天巡防营总办。民国后，赵尔巽先任奉天都督，不久即辞去职务，专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张作霖所部被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以陆军中将衔任师长，时年三十八岁。
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对张作霖颇为赏识，在与日本人的交涉中，更是对其倚重有加。审时度势能力极强的张作霖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鲍威尔后来评价道：“尽管东北长期处于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自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
与之前的那些政客不一样，这只来自关外的东北虎，身上带着肃杀的氛围，仿佛他到了哪里，哪里就有秋风扫落叶般的萧瑟和寒冷。这当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26年进京后接连杀死了新闻人邵飘萍和林白水。这样的行为，让举国上下震惊——自民国以来，虽然新闻上极度乱象，不过历届执政的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从未因言杀人。当年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泄愤怒，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简单二十四个字，“杀”声震天，当时执政的袁世凯都没找过他的麻烦。民国初立之时，还是有着自信和约束的，最起码对于把握不准的事情，那些军人出身的政客们也不敢胡乱作为。不过到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等人手上，一切都已变了。奉军进城之后拿邵飘萍“祭旗”，使得自民国初年形成的新闻散漫与自由，一下子崩溃。
邵飘萍的死，跟郭松龄“叛乱”有直接关系——郭松龄起事后，时任北京《京报》社长的邵飘萍旗帜鲜明地支持郭松龄，将交战两军主帅的照片并列印在报纸上，张作霖照片下大书“贼头目张作霖”，郭松龄的照片下则题“东三省救主郭松龄”。以这样的姿态，当张作霖取得胜利之后，邵飘萍焉能逃过一劫？奉军进入北京后，邵飘萍知道自己处境危险，急忙避入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之中。奉军派出特务疏通邵飘萍的好友张汉举等，诳称奉方对他已谅解，不会采取任何激烈行动，让他尽可放心回家。邵飘萍信以为真，出了东交民巷赶回自己住宅探望，刚一到家，便被守候的特务抓捕，这是1926年4月20日下午七时左右的事。邵飘萍的好友们联袂前往张学良处求情，年轻气盛的张学良毫不留情做了一个砍头的姿势，然后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随后又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26日凌晨一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最后秘密判处他死刑，“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关于邵飘萍的死，报道不尽相同。《顺天时报》说：“当由陈副官发令施刑，遂由二兵将邵氏推往南行十余步，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另有一兵用手枪从后面照邵氏头部射击一弹，邵遂倒地毙命。”《北京晚报》在飘萍死去当天即发布了消息：下车后，邵向监刑官一笑，身旁士兵即向脑门一枪，子弹从后脑进去，从右眼下部穿出。邵飘萍被害后，有媒体控诉这是“军阀压迫舆论蹂躏人权之露骨的表现”，“全国民众所当同声一哭者也”。邵飘萍的被杀，让北京原本紧张的空气更遇严寒。很多报刊纷纷自动停刊，以免遭遇不测之祸。
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的枪声还未散尽，1926年8月6日凌晨四时许，同样在北京天桥刑场，《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惨遭毒手。百日之间，京城两位报界名流相继喋血，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时人以“萍水相逢百日间”，记述了民国时期这一段血雨腥风。林白水是福建人，一介文人，参加过进步党，曾力主袁世凯称帝，后来在北京创办《社会日报》，专门揭人隐私。1926年8月5日，《社会日报》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写道：“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也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之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裤下，亦步亦趋，不离冕刻，有类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因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可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林白水本来就是一位不羁文人，一直以口无遮挡而闻名。这一篇谈狗与狗肾的文章，矛头对准的是张宗昌督署的总参议潘复。潘复字“馨航”，读音正好与“肾囊”音近。林白水将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肾囊之于睾丸”，写得快活无比酣畅淋漓。潘复当晚看到这篇嬉笑怒骂的奇文后，气得七窍生烟。他先是给林白水打电话，要他在报纸上更正并请罪，林白水以“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断然拒绝。潘复恼羞成怒，拿着报纸到张宗昌面前“控诉”，说林白水是共产党重要人物，所办的《社会日报》宣传社会主义，不杀之必为后祸。张宗昌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宪兵将林白水抓起来法办。8月6日清晨，宪兵司令王琦派了三辆军用卡车的士兵去抓林白水，抓到林白水后，直驶天桥刑场当场枪毙。行刑前行刑人员问林有没有遗言，林白水的回答是：希望自己的儿孙永不要做新闻记者。林白水被捕之后，京中友好纷起营救。据说杨度和《黄报》记者薛大可等找张宗昌苦求，甚至长跪不起。京剧名角程砚秋、杨小楼也力陈林白水不可杀。等到张宗昌下令释放时，林白水早已尸骨无存了。
尽管邵飘萍和林白水口无遮拦，不过量其罪责，远没有达到不经审判就被杀的境况。短短百日之内，一直标榜新闻自由的北京政府，竟然有两位名记者被杀，这已说明时局的白色恐怖了。哪里还有一点共和的影子呢？这样的事件发生，除了证明军阀的暴虐和凶残，还能说明什么呢？那些粗鲁的军阀已将最后的遮羞布撕下，彻底摒弃了表面的民主和自由，也忘却了宪政与共和精神，以中世纪恐怖和暴政的方式来维系着脆弱的稳定。到了这个时候，可以完全得出结论，自1912年起试验的共和政体已轰然倒塌。
进入1926年9月，北京军警开始大肆搜捕各大学学生，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到革命的风暴之中。革命从没有自觉自愿的，都是逼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人被逼上了梁山，哪里怪得了民众呢？当一个社会腐烂到人人厌恶的程度时，人们自然会拿起斧头镰刀毁灭它。恐怖的翳云笼罩在北京城上空，仅9月25日一天，北京就枪决了十人。更多的人被强塞进已爆棚的监狱。伴随着暴力的不断蔓延，是知识界的鸟兽散，大批知识分子纷纷离京——林语堂、鲁迅、沈兼士、孙伏园、顾颉刚、章廷谦等人去了厦门；梁实秋、闻一多、饶孟侃、潘光旦、徐志摩等人去了上海。几个月后，鲁迅又转到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相比于阴沉恐怖的北京，此时的广州似乎更欣欣向荣，当年五四运动的擎大旗者之一傅斯年，也从德国学成归来去了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随后，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高本汉、吴梅等人加盟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呈现出的生气，已赶上身处万马齐喑局面下的北大清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