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表露出对于西方的亲近，以及与武汉国民党中央不一致的态度，让武汉国民政府异常不满。此后又在对待武汉联席会议的态度以及对南京事件的处理上，形成了激烈冲突，其中，对南京事件的处理，更使对抗加剧——1927年3月24日，北伐江右军部队占领南京后，爆发了大规模针对外国人的抢劫风潮，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J.E.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两人，日本侨民死亡一人，法国侨民死亡一人。下关英美军舰向城内开炮数十发，死伤中国官兵平民三十余人。外国人均登舰赴沪。事件发生后，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异常恼怒，赶到南京下令追查抢劫者责任，缴了第六军第三师的械，又处决了三四十人。随即，蒋介石到上海，声明南京事件不扩大，不以武力收回租界。蒋介石的态度，让武汉国民党中央大为光火，为了削弱蒋介石的权力，武汉国民政府将蒋介石总司令之权隶属新的军事委员会，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鲍罗廷还计划夺取南京，煽动革命军内变。蒋介石针锋相对，决定“清党”，彻底地倒向西方。这也是“四·一二”事件必然发生的背景。自3月底蒋介石进入上海后，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对蒋介石表现出极大兴趣。敏感的美国媒体最先感受到这一点，4月4日的《时代》说：“日本报纸上周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还没有对天皇衣食住行的报道多；伦敦和多伦多的英文报纸则索性全无。但美国的报纸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时代》选择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并浓墨重彩地进行涂抹。
这一次《时代》对于蒋介石的判断，相较它几年前对于吴佩孚的判断似乎更符合中国时局。上一次，吴佩孚登上《时代》封面才几个月就下了台，而这一次，连《时代》自己都没有想到，对于蒋介石的认识竟具如此前瞻性——在《时代》刊出有关蒋介石专题八天之后，震惊世界的“四·一二”黑霾就将笼罩上海：1927年4月11日午夜至12日凌晨的上海之夜，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转眼成为刀枪相见的敌人；轰轰烈烈气势恢宏的街头革命和工人起义，突然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埃德加·斯诺估计，五千多名共产党员被杀。斯诺报道说，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组织了六十万工人总罢工。罢工使上海完全瘫痪。上海警察局、兵工厂和卫戍总部，一度被五万名武装的罢工工人所占领，其中两千人还受过特别训练。在此之后，他们宣告成立“市民政府”。
“四·一二”事件的发生，明显是个信号，意味着这个异军突起的中国最强者，在苏俄和英美的天平之间，坚决地将砝码押给了后者。在此之前，又有谁能料到，与汉口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存在巨大分歧的蒋介石，最终会采取这种冷酷而决断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进而使自己向新的统治者迈出最为关键的一步。有一种看法认为，蒋在摧毁共产党纠察队的过程中，接受了一千五百万贷款，后来又接受了三千万的贷款。这些贷款来自富有欧美背景的江浙财团。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了蒋建立的右翼政府。他们使蒋介石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撑，从而摆脱对俄国人的财政依赖。
末日危机
北伐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了，1927年的北京，已经进入恐怖战时状态，那些曾经不甘寂寞的职业政客们，纷纷逃出北京，没人愿意继续成为胳膊和腿上牵着很多线的木偶。前方的节节败退，使得后台的操纵者不得不走向前台。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针对共产党的行动同步，北方的张作霖同样以一系列极端危险的做法，表示自尊和反抗，同时也暗地里向南方的对手蒋介石、欧美和日本示好——1927年1月，鉴于北阀军北上作战行动十分顺利，张作霖开始对驻东北三省的苏联机构进行骚扰，以防在东北三省发生武装起义。3月11日，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16日，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31日，搜查了东部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4月6日，北京军警在得到公使团的同意后，不顾外交使馆享有不可侵犯的外交豁免权的规定，强行闯入苏联大使馆及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三十多人。7日，顾维钧代表北京政府向俄方抗议收容共产党人，俄代办齐尔内赫也向顾维钧抗议侵犯使馆尊严，苏俄宣称，英国为搜查俄大使馆之主要教唆者。28日，北京政府组成特别法庭，审判在俄使馆逮捕之革命党人，李大钊、路友于、张伯华、萧忠鼎、邓文辉、谭祖尧、张挹兰（女）、吴平地等二十人被执行绞刑。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在上海滩办英文报纸的鲍威尔，晚年回忆这一幕时，这样写道：
1927年4月6日，在北京东交民巷外交使团的卫兵们的协助下，张作霖的警察们突然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
对苏联使馆的突袭，曾搜出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和文件，还逮捕了几十名在使馆中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消息传出后，苏联政府立即抗议这种搜查是“空前未有的、公然践踏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暴行”。张大帅对此不理不睬，相反，还将从苏联使馆搜来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到新闻界和其他使馆，借此证明苏联人准备“赤化”中国的阴谋。公布的文件还表明，苏联使馆的官员也卷入了这一阴谋。这样一来，事情变得相当棘手，因为根据1924年的北京协定，苏联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这些文件却表明他们违反了协定。事情的结果是苏联召回了驻华使馆的代办（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已经于年前被驱逐回国），而中国方面则通过草草的军事审判，把被捕的共产党人枪毙了事。
同样是4月6日，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三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博罗金娜，强迫博罗金娜说服鲍罗廷签订南北停战协定。
北方一片肃杀，南方一触即发——4月17日，在武汉召开的会议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列举了蒋介石的十二条罪行——其中包括对人民的屠杀和对党派活动的压制。蒋介石被开除出国民党并被解除所有职务。随即发布了逮捕蒋的通缉令：抓到活的赏二十五万两银子，抓到死的则为十万两。
４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受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在冗长的声明中，蒋介石重申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号召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如果我们允许他们那可怕的政见蔓延，”他说，“一切都将成为泡影。”这样，武汉和南京两个国民党政府都宣称其革命合法并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宁汉正式分裂。
５月１日，南京决定继续北伐，蒋中正颁发战斗序列：编第十四、第一、第十七、第二十六军为第一路军，以何应钦为总指挥，肃清江北之孙传芳军；编第六、第三十七、第四十军及第一军之一部为第二路军，蒋自兼总指挥（白崇禧代理），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由南京上游渡江，任津浦路正面作战；编第七、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四十四（叶开鑫部，时称新编第五军）及第十五军之一部（月前自鄂开芜湖者）为第三军，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挥（每路军复有若干纵队），先解合肥之围，再攻蚌埠。同一天，武汉之北伐军败奉军于河南驻马店，即分三路北攻，以靳云鹗等豫军任左翼，张发奎率第四、第十一军任右翼（贺龙师亦属此路），唐生智率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及第八军之一部任中路。
仍是同一天，冯玉祥在西安就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同时仍采旧国民联军名义），所部分六路：冯兼中央军总司令出潼关沿陇海路东进，方振武、孙良诚、马鸿逵、韩复榘属之；刘镇华为东路军总司令，自豫西出动；岳维峻为南路军总司令，由雒南出动；孙连仲为右路军总司令，由龙驹寨向荆紫关南阳出动；徐永昌为左路军总司令，由陕北入山西向娘子关出动；宋哲元为北路军总司令，由宁夏出动。
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南北议和的条件：张作霖易帜，改挂国民党的旗帜，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如允诺，南京国民政府即可委托张作霖为“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负责维持东北治安。
张作霖不甘心屈从南方，召集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在北京顺承王府开会，商议对策。决定仿孙中山的先例拥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另组军政府。中华民国第三十一任内阁总理顾维钧辞职，交内务总长胡惟德代理。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大元帅，公布军政府组织令，以潘复组军政府内阁。尽管就职时鸣放了礼炮一百零八响，场面仍然冷冷清清，除了军政府的一干人外，各国均未派公使参加，这是历届北京政府未曾遇到过的。看得出来，列强对于张作霖已明显没有兴趣，他们的注意力，已集中在新权贵蒋介石身上。20日，潘复就任北京军政府内阁总理，张作霖任命阁员：外交王荫泰、军事何丰林、内务沈瑞麟、财政阎泽溥、司法姚震、实业张景惠、农工刘尚清、教育刘哲、交通潘复兼。很明显，这是一个战时结构，自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中华民国，终于摒弃了表面的宪政，沦落到以武力维护独裁的危险局面。
纷乱的时局下，到处都充斥着屠杀。北方处于白色恐怖，南方也是腥风血雨。北伐过程中，伴随着土改、农会等革命运动，很多地方乡绅遭到杀戮。这个夏天，革命党处决湖南大儒叶德辉引发了全国性震撼。叶德辉字奂彬，号直山，系清末民初湖南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大藏书家、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其藏书之富甲三湘，出版古籍之多雄视全国，研究版本目录功力之深也是同时代无人能及。叶德辉的死，与其说是政治原因，倒不如说是一颗旧文化的心灵，在中西碰撞、新旧斗争的时代里，所承受的撕咬和牺牲。有关革命党要杀死所有知识人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古老的京城人心惶惶，尤其是那些曾经的士大夫们，整个茫然不知所措。在他们看来，北伐军如果攻陷帝都，什么事都会发生，与其遭受痛苦和屈辱，还不如杀身成仁。武力的敌对中，最无力也最容易虐杀的，就是文人了。他们或被轻松当作祭品送上祭坛，为杀人者提升士气；或成为喧哗热闹的工具，以打发无聊时光。文人们悲壮地认为，如果结局注定如此，还不如自己结果生命，以求得最后的尊严。
蒋冯联手
卖熟玉米、茶叶蛋的小贩在站台吆喝着，冷清的候车室里，几个当地农夫带着一大堆行李在等火车。陇海线上的火车来来往往，很少有人会留意一个靠近徐州的皖北小车站——砀山，更没有人想到，影响中国走向的两个大人物会在这里秘密会面。1927年6月19日，蒋介石乘专车从徐州东来，冯玉祥乘专车从西来，两人在这里第一次会面、握手并亲切拥抱。这一次依旧延续了谨慎多疑的风格，冯玉祥赴徐州的行动十分秘密，火车先由郑州向西开了两三站，再回头向东开。当冯玉祥的“花车”缓缓进入车站时，“一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率领下，整肃衣冠，排立在月台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冯玉祥没有坐在花车上，而是从后面挂着的装运行李的“铁皮车”中下来。穿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的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蒋介石一行革履佩剑、光彩夺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军乐声中，两人伸出手握在一起。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在离这不到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汉朝大墓，下面埋葬着光武帝刘秀手下一员猛将蒋横，蒋横共有九个儿子，其中九子蒋澄逃到现在的宜兴县。蒋澄就是蒋介石的先祖。如果按辈分算，蒋介石算是蒋横的第六十八世孙。
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渊源，只能是政治大事件中一个冥冥的小偶合。后来，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写道：“我们的车子到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丰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五尺多高，很瘦的身材，两个眼睛凹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二十年后，冯玉祥在大洋彼岸回忆了对蒋介石的“第一印象”。
当天晚上，在花园饭店举行了欢迎宴会。蒋介石谦虚地让冯玉祥首先讲话。冯玉祥先恭维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官兵北伐劳苦，接着说：张作霖和吴佩孚说南方的赤化头子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是冯玉祥，我们今天是南赤、北赤大集会。我们赤在哪里呢？我们是真真实实的赤心、赤面、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
蒋介石之所以急于向冯玉祥热情伸出手，是因为“四·一二”上海政变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分裂成武汉和南京两派，再加上占据北方的张作霖，出现了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这个时候，冯玉祥的西北军已在洛阳击败万福麟的奉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统辖着豫陕甘三省，虎踞中州战略要地，控制陇海、京汉铁路交叉口的国民党员冯玉祥，一下子成为蒋介石、汪精卫都极力争取的对象。为了摆脱困境，蒋介石派曾与冯玉祥交情深厚的王正廷赶到郑州，做冯玉祥工作，想跟冯玉祥联起手来。对于双方的拉拢，冯玉祥采取两面手法：派刘骥为驻武汉代表，派熊斌为驻南京代表。当宁汉两方都委任他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时，他均不就职，仍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自居。
与蒋介石徐州见面前，冯玉祥在郑州已与国民党的另一个领导人、蒋介石的敌人汪精卫见了面。美国着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也在郑州。这位着名的美国女记者第一次见到冯玉祥是在1925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斯特朗乘坐两天两夜的火车，自北京抵达位于内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说她是慕名而来，见到的是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两年之后的1927年6月，再次来到中国的斯特朗随武汉政府代表团前往郑州，又见到了冯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