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在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了持续三年的严重灾害，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等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造成逃荒人流无数，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一千万。陕西原有人口一千三百万，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者三百多万，流离失所者六百多万，合计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后来成名的埃德加·斯诺，当时还是上海最着名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的年轻记者。大灾之时，埃德加·斯诺去了中国北方，写了一篇《中国五大害》，报道称：“今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万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不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又写下《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斯诺愤懑地发现，尽管灾害严重，美国给蒋介石源源不断的援助却没有用来救灾，反而用于大力扩充军备。连年的战乱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饥饿和灾难中，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改称东北边防军。1929年3月1日，奉天改称辽宁省，省会改称沈阳市。
到了这个时候，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终于倒下，取而代之的，是青天白日旗飘扬于祖国各地。当年，大元帅黄兴倡导使用铁血十八星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国民党代理总裁宋教仁倡导使用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则坚持用青天白日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辛亥革命时，孙中山不在国内，各省代表在讨论后决定使用五色旗为中华民国标志。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达上海，街头巷尾的欢迎人群举着的都是五色旗。随后，北迁的临时参议院议定以五色旗为国旗，袁世凯大总统制令颁行全国。此后的孙中山仍旧对成为国旗的五色旗咬牙切齿，曾经在很多场合下进行抨击：民国成立以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全因为这面“四分五裂之官僚旗”，“此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夫满清之黄龙帝旗我已不用，而乃反用其武员之五色旗，此无怪清帝之专制可以推覆，而满清武人之难以灭绝也。天意乎？人事乎？”现在，长眠于地下的孙中山终于可以颔首微笑了。
同样随着五色旗倒下的，还有一批人，和一个时代——章太炎自号“中华民国遗民”，在他看来，自五色旗倒下的那一天起，中华民国精神已不再。在致友人的信中，章太炎说：“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1928年11月，已蛰居一年的章太炎在上海发表公开演讲，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是“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他认为，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人想当皇帝，而孙中山们则是一个党要当皇帝，这就是“叛国”，应该人人共击之。“今日中国之民不堪命，祸首实属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国民尚须努力，应共奋起。”很快，章太炎被国民政府单独列名通缉。
民国北京政府就这样消逝在风雨晦冥之中，像一艘大船，终于在飘摇的海上沉没。回望那依稀露出的桅杆，很多人不仅仅感受到苍凉和无助。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美国人芮恩施，在观察到中国历年经受的痛苦和迷茫之后，依旧对于中国的民治和代议政府抱有信心，他在《使华手记》里写道：“倘使中国现在在信心上感到失望，那么，它在精神发展和政治发展上的这种幻灭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我们在太平洋彼岸将看不到一个和平的工业化的并同情我们理想的国家，面对的却是一个受着残酷控制的实利主义的庞大军事组织。”“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芮恩施并不赞同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他说：“有许多人公然而说中国不能适于民治，他们的意思就以为中国的人民如此的软弱而无知识，必定要时时有独裁的势力，能发号令使人动作而不需要给理由，在后面鞭策他们向前。这个见解，与我完全不同。我承认中国所遇到的很多困难，领土很宽广，各省的语言、风俗和经济的利益很复杂。政治统一的感情，不甚发达。国家和公共的行动，以前总不曾对于人民表现他们最好的和最高的利益……不过我觉得无论是谁，如果真能知道中国一般的和共同生活的，没有不感想到唯一适于中国的正当制度，就是民治和代议政府。”曾经的“五四青年”罗隆基评价说：“民元至民十六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但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的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则评价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是毫无根据的。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后来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则评价说，北京军阀政治斗争的可悲记载表明：1928年以前立宪政府的失败，不应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理解为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府。段祺瑞、吴佩孚及其他具有全国性资格的领袖，有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建立有实力的军事控制。但这种成就只能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军事以俱来，并与之相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范出真正有权力的文官政府；也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去动员有社会影响的人士来加强政府机制。士兵是军阀唯一的选民。当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持权力时，这种权力就可能被另一个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的弱点不在于其谋求权力，而在于其把权力构成的眼界看得太狭窄，不能扩大到非军事方面。这样的评价，不仅仅适用于昙花一现的北京政府，同时也适用于以后的政权。
清亡，共和，北洋，革命，国民政府……这样的变化，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仍是静悄悄的。政权的变化，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实质性东西，相反，还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倒退。对于这个历史古国来说，革命如此猛烈，也如此频繁，它就如暴风雨一样，让人目不暇接。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只是革命的开始，是它迈开现代化步伐的起步；而今，革命再次爆发，革命的对象，又变成了当年革命的那些人。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看，不断的“革命”造就了中国后来的百年沧桑，不过平心静气地想，革命仍是古老帝国无可奈何的选择，是古老帝国走向新生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革命是民主的变形，是民主无路可走的扭曲和爆发。当民主失去引导，只能流浪于街头，深谙社会的弊端和悲惨时，那样的发育不良，会使它如喝了狼奶的孩子一样，变得穷凶极恶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会从观念变成一种手段，变成赤裸裸的暴力，扭曲变形并横行于这个社会之上。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履行着历史的逻辑，那就是，当统治者不能顺应民意进行改变的话，那么，它的崩溃，必是自然。无论这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其他的名义进行。
相比于北京政府一开始的热闹争斗，蒋介石的国民党的上台更像是一场造神运动，他们的宣传口号、标语旗帜铺天盖地，不过具体内容都空洞无所，所谓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既没有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更像是政治的口号和幌子。1928年10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随后，国民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训政纲领内容如下：中国国民党实施总理三民主义，依照建国大纲之训政时期，训练国民使用政权，至宪政开始完成全民政治，制定左之纲领：第一条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开始，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第二条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第三条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行使，以立宪政之基础。第四条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第五条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第六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这个《训政纲领》并没有推进民主建设的实质内容，却开宗明义地强调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原则，规定国家大权统揽在国民党手中，而党权又集中在蒋介石一人之手。这样一来，蒋介石所谓的“训政”，更像是改头换面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从手腕上说，蒋介石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军阀更加强化了政权对于一切的控制，尤其是可怕的是，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有强烈的党国意识，坚定的制度理念和治国理想。一个有着理想的暴君，会比十个无理想的暴君都要可怕。
当青天白日旗高高飘扬于中国北方的时候，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人物大多隐逸于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里，过着一种悠悠哉哉的生活：溥仪和他的一帮遗老遗少安逸地住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座豪宅里；前总统徐世昌也住在天津的英租界里，做着训诂的功课，闲时莳花种草；曹锟偏好独居，讨了一房小妾，闲时喝喝酒；至于段祺瑞，他的部属描述道：“段祺瑞执政时比较穷——事实上，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住在当年一位忠实部属提供的一所住宅里，花时间去研究佛经，有时也喜欢轻松地打打麻将……当被问及中国国内纷争的原因时，段氏总是给予佛经上的解释，说中国正被派到地球上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继续下去，直到魔鬼被赶尽杀绝。”心高气傲的段祺瑞一直感叹时也运也命也，此辈人生，段祺瑞悟出人生最大的道理就是，靠人力无法扭转乾坤。历史的进程就像是时间的买卖，既然欠下的是历史的债务，那就得用现实去慢慢偿还。靠一代人还不了，就得靠无数人的生命和时间去慢慢偿还。
一切难遂人愿。从此这片古老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不管是痛苦、悲伤还是歧路，都是中国人的宿命，也是历史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