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期望值不明确而风险较大的时候，此时的博弈参与者将应该如何自处？是盲目行动还是静观其变？这里我们可以借用智猪定律来进行选择。那么何谓智猪定律呢？我们不妨先看看博弈论中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在博弈论中，它是先假设了两头猪，一头大的，一头小的，同在一个猪槽里进食，猪槽的一端有一个按钮，另一端就是出猪食的，只要一按按钮，出猪食端就会放出 10份猪食，而两头猪都在按钮端。如果有大猪按按钮，小猪可以吃到四份猪食，大猪也能吃到四份猪食；但如果是小猪按按钮的话，将吃到负一份猪食，而大猪将吃到九份；如果都不按，就都吃不到猪食，也就是一份也得不到。在大猪与小猪的博弈中，小猪就有一个严格优势策略即等待大猪去按按钮，而如果删除小猪的严格劣势策略的话，按按钮其实也成大猪的严格优势策略。简单说来，就是小猪可以搭大猪的便车，或者说小猪在剥削大猪，而大猪还得心甘情愿。因此，我们所说的智猪其实就是指那头小猪了。那么在我国历史上的春秋争霸时期，哪些是聪明的小猪呢？
我们认为，第一头聪明的小猪应该是周。当时周的力量已经衰微，虽然名义上其他诸侯国都是它的属国，但它们的眼中已经没有它这个宗主国了，既不向它朝贡，也不听它的指挥了。但是当它们有了危难的时候，就又向周这个宗主国请求援助了。而在当时，周边的诸侯小国都遭到了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于是它们纷纷向周王室请求援助，此时，周有三中选择：一是直接援助；二是请求其他的大国援助；三是不作为，听之任之。在这三种策略中，直接援助相当于智猪定律中的小猪按按钮，属于严格的劣势策略，因为它那点微弱的援助，不仅不能打退入侵的少数民族，而且还会把自己都搭进去；而主动请求大国的援助，他们如果答应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把周天子的脸面就全丢尽了，风险虽比直接援助要小，但还是有风险；惟有不作为，虽然帮不了有危难的小诸侯，也丢了一点面子，但跟那些大诸侯国比，这就算不得什么了，因为一旦小的诸侯国被灭亡的话，就增加了少数民族的势力，他们也就更有力量来侵扰大的诸侯国了，更何况大诸侯国帮助了小诸侯国，那么这些小诸侯就会听从和拥护帮助他们的大诸侯国，还趁机就把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扩大了，这可是一举两得的美事，所以损失最大的不是周王室，因此这是周的严格优势策略。当然，这也是弱小者没有办法的办法。事情总是有所得必有所失，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周王室尊严的进一步下降，诸侯国的进一步强大以致最后把周灭掉。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春秋时期就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诸侯争霸时期。这个时候最早称霸的是齐桓公。齐桓公以管仲为相，整顿国政，废除公田制，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很明显在华夏大地上齐国也就成了唯一的大猪，可要按按钮却还要等待时机的，需经主人允许，否则可能不仅得不到猪食，还会挨打。所以齐桓公还必须把自己帮助或干涉其它国家的行动合法化，因为当时名义上齐国还是周的一个属国，它还没有这种权力。但当时由于周王室的力量已经衰微，对各诸侯国的事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各周边的诸侯国又不断地遭到外族的入侵，急需要一个强国来帮助他们，齐国理所当然成了他们的救世主了，但它却没有合法的资格，那怎么办？那只能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呀，所以齐桓公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是因为当时周天子毕竟是传统上的"天下共主"，仍有号召力，如果公开抛弃他，取他的地位而代之，必然遭到各国诸侯的共同反对，不如表面上打起"尊王"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攘夷"是因为在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面前，一些较弱小的诸侯国难以自卫，需要大国出面联合各诸侯国共同进行抵抗。
“在智猪博弈里，利用他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智者是最大的受益人，因为他不必付出什么劳动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关键就在于如何让对手心甘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期望去行动。”
"尊王攘夷"是齐桓公成功的对外政策，也是他争霸的有力手段。通过以上政策和策略，齐桓公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它国家，抗击夷狄的侵扰，终于在周僖王三年（前679）成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服从他，订立了召陵（今河南偃城）之盟。后来，周王室发生纠纷，齐桓公又帮助太子姬郑巩固了地位。太子即位后，就是周襄王。周襄王为了报答齐桓公，在随后进行的“葵丘会盟”，周天子特地派使者把祭祀太庙的祭肉送给齐桓公，算是一份厚礼。因为这就等于是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从而使齐国的称霸行为名正言顺了。所以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也是他霸业的顶点。
齐桓公打着“尊王”的旗号，还有一点尊王的态度，他强调诸侯在向齐国进贡的同时还应该要向周王室进贡，在祭祀的时候还要和周天子一起来主持太庙的祭祀，只是分享了周王室形式权力的一半，那是因为比齐国稍弱的国家也选择了智猪定律，但他们随时有实力去按按钮，对齐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但一旦大诸侯国之间的实力相差比较大时，而且也愿意选择智猪定律时，那霸主对周这头智猪的控制和要求分享的权力也就越多了。后面争霸的晋国和楚国都说明了这一点。
晋国国内安定以后，晋文公便开始了一系列争霸战争和外交活动。首先就是发动了对称霸有决定意义的晋楚“城濮之战”。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楚成王率楚、郑、陈、蔡、许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文公抓住这个时机，立即进行战前准备，文公首先派兵攻打楚国的盟国卫国和曹国，想以此吸引楚军前来救援，以解除楚军对宋国的围攻。晋国军队渡过黄河，活捉了曹共公。晋、楚两国在城濮（今山东省鄄城西南）交兵，晋文公对楚军退避三舍，以避其锋芒。楚军统帅，令尹子玉求战心切，派人请战。周襄王二十年（前 632年）四月四日，晋、楚两军决战，晋军大胜。这次战争，由于晋文公在外交上争取了秦，齐两国参战，在军事上采取了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方针，化劣势为优势，被动转变为主动，终于取得了对楚国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晋国称霸中原的基础。“城濮之战”把北上争霸的楚国打败后，使楚国的力量有所削弱，加上晋文公与楚成王之间的交情，晋楚两国随即在宋国的斡旋下进行了弭兵活动，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而齐国和秦国都是晋国的盟友，再加上晋文公对周天子的礼节也是做得很到位的，他为周襄王在践上（今河南省荥泽县西北）建起一座行宫，举行向周襄王献俘的盛大仪式。由此他从周天子那里分享到的权力也就比齐桓公更多了，几乎成了周天子的代言人了。周襄王不仅命大臣王子虎等册命晋文公为齐桓公以后的又一位侯伯，而且还赐给晋文公象征霸主权威的礼器，及黄河以南大量土地。晋文公从此可以直接祭祀天神，自由征伐，成了周天子正式的合法的代言人。他随即在践土与各国诸侯举行了盟会，史称"践土之盟"。
如果说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是以武力为后盾，以德行和礼仪外交为手段来取得了对周这头智猪进行控制的话，还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以和平的方式来剥夺周的应有的象征统治权，从而获得现实的收益值的；那么楚庄王的称霸手段就要直接和赤裸得多了。
公元前613年，楚成王的孙子楚庄王新即位，做了国君。晋国趁这个机会，把几个一
向归附楚国的国家又拉了过去，订立盟约。楚国的大臣们很不服气，都向楚庄王提出要他出
兵争霸权。
但楚庄王认为时机不成熟，决心改革国政。他把一批奉承拍马的人撤了职，把敢于进谏的伍举、苏从提拔起来，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一面制造武器，操练兵马。当年，就收服了南方许多部落。第六年，打败了宋国。第八年，又打败了陆浑（在今河南嵩县东北）的戎族，一直打到周都洛邑附近。为了显示楚国的兵威，楚庄王在洛邑的郊外举行一次大检阅。这一来，可把那个挂名的周天子吓坏了。他派一个大臣王孙满到郊外去慰劳楚军。楚庄王和王孙满交谈的时候，楚庄王问起周王宫里藏着的九鼎大小轻重怎么样。九鼎是象征周王室权威的礼器。楚庄王问起九鼎，就是表示他有夺取周天子权力的野心。王孙满是个善于应付的人。他劝说楚庄王：国家的强盛，主要靠德行服人，不必去打听鼎的轻重。这就是问鼎中原，直接就想灭掉周这头智猪。最终因为不具备灭掉周朝的条件，楚庄王也就带兵回国了。
后来，楚庄王又请了一位楚国有名的隐士孙叔敖当令尹（楚国的国相）。孙叔敖当了令尹以后，开垦荒地，挖掘河道，奖励生产。为了免除水灾旱灾，他还组织楚国人开辟河道，能灌溉成百万亩庄稼，每年多打了不少粮食。没几年工夫，楚国更加强大起来，先后平定了郑国和陈国的两次内乱，终于和中原霸主晋国冲突起来。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领大军攻打郑国，晋国派兵救郑。在邲地（今河南郑州市
东）和楚国发生了一次大战。晋国遭到了惨败。从此楚庄王成就了霸业。
周虽然运用了博弈论中的智猪定律，但智猪定律中的智猪都是假定了的理性的猪，不会弱肉强食，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国于国的关系中，那却是谁拥有了按按钮的权力，谁就拥有了更多的实惠和话语权了，大猪完全有可能对小猪进行威胁和撕咬，甚至杀死小猪的。所以周选择智猪定律只不过是弱者的无奈之举，其实如周一样弱小的诸侯都只能运用智猪定律，在选择它的同时也就沦为了霸主们称霸的工具和附庸了。祭祀太庙的祭肉本是周王室的专有权力，周鼎就更是周朝存在的标志，但就连这一点作为“天下共主”的仪式上的标志权力，也不得不跟霸主们一起分享了。霸主们都打着“尊王”的旗号，或者说打着周王朝的红旗，但干的却是“践王”的行为，是典型的打着周王朝红旗反对周王朝，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了。诸侯与周王室之间的博弈矩阵如下：
周王室
亲自领导承认大国领导
1
5
4
6
-1
4
0
0
尊王攘夷
诸
侯
大
国
不尊王攘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