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传】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今属定襄）人，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到日本振武学堂留学，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1909年春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归国，先后担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官、学校监督，陆军八十六标统（团长）等职。1911年参加辛亥太原起义，被推为山西都督，时年28岁。1914年5月被袁世凯委任为同武将军，1916年被任命为山西督军，1917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山西省长。1927年5月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1928年2月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同年6月任平津卫戌总司令，10月任南京政府内政部部长。1930年被委任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年与冯玉祥、汪精卫联合反蒋，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并任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反蒋失败后，离晋经过天津到大连隐居。“九一八”事变后，阎蒋和解，阎又于1932年2月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1937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3月兼任山西省主席。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离开太原飞往南京，从此告别山西。同年6月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12月随国民党退守台湾。1950年3月以后，只担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60年5月23日，病逝于台北阳明山寓所，终年77岁。
少年阎锡山淘气调皮。玩耍时，常上树掏喜鹊巢中的蛋、爬房檐掏麻雀，下河摸鱼捉虾。某次，在家乡永和堡，听人说村东狼窝内有小狼崽儿，于是便一个人出村把两个小狼崽逮了回来，拴住挂在一棵老槐树上。老狼寻觅到树下，连续两晚在老槐树下狂奔乱嚎，吓的人们不敢夜间出门，闹得永和堡里人心惶惶。阎的祖父得知是他所为，狠狠将他责斥一顿，又把小狼解下来送了回去，全村方得以安宁。
1889年，阎锡山入私塾，时无官名，小名万喜子。秀才曲沂泉应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之请，给他取了个官名叫锡山，“锡山”二字出自元代诗人杨载赠惠山长老诗中“道人卓锡问名山，路绝岩头未面攀”的前一句，“锡”指禅杖，这句是说一位老道人拄着镶有锡环的禅杖，在欣赏名山的同时体味着人生哲理。“锡”与“山”合，既联通了家谱，又融会了禅道。
阎锡山因家道中落，为贴补家用，不得已做起卖饼子的小生意。但他碍于面子，不敢在街面人多处设摊，大声吆喝着卖，于是提着盒子在村子里走街串巷，遇人便小声问：“买饼子吗？”好事者给阎编了句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阎家商铺“吉庆长”倒闭后，阎氏父子外出避债，阎锡山囊中羞涩，临走“私取”了继母的银手镯。直到1917年，阎当上山西省长，还乡探亲时才向继母承认此事，不仅赔礼道歉，还拿出一副金手镯给继母戴上，继母则笑说：“我早知道，只是不和人说，怕丢了你的人。陈家营你外祖母几次问我，我都说放在箱子里。”
1902年夏，清廷在山西设武备学堂，阎锡山应试论文《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得到混成协统领姚鸿法的激赏，遂被录取。在校时国文考试总是名列前茅。1904年7月被保送到日本深造，先入振武学校习日语，次年加入同盟会，并遵孙中山之命，与李烈钧、程潜等二十八人成立“铁血丈夫团”。
1907年底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员。
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返国途中路经朝鲜汉城，亲见朝鲜人即便是高级官员往来官署，亦多溜着墙跟而行，并且不时地向后窥视，其状如鼠之畏猫，而日本人上下车则以朝鲜人代足凳，及至住进旅馆后，又朝鲜籍的记者来访，当知道阎锡山是中国人时，欲言又止，含泪而出，至平壤，看见一座崭新的大楼，走近方知是歌姬学校，阎深受刺激，“深感亡国之民，其生命、财产、人格及廉耻，均不得自保。”
辛亥举义后，太原亦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大都督。但军政府门前竖起的不是五色旗，而是一面八卦太极图旗。有人说，阎之所以把源自河图洛书的八卦太极图奉为旗帜，是他认为辛亥鼎革是真人出世的“汤武革命”，并希冀紫气东来。
辛亥革命，阎锡山作了山西都督。不久，阎与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联合的计划由于吴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而破产。北洋军重兵压境，阎锡山心虚胆怯，派人将都督大印送来让去，意欲卸下包袱，只身逃避，但大印送谁谁不要，阎窘急之下，竟声称要去五台山当和尚。后来，时局稳定，清帝将退位，阎就再也不提让都督的事情了。
吴禄贞（1880—1911），字缓卿，湖北云梦人。1897年入武昌武备学堂。次年官派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900年秘密回国，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事败后重返日本。1904年5月经良弼荐举调京在练兵处任马队监督。1907年7月，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至奉天任军事参议。1909年升为协统兼督办延吉边务大臣。1910年冬任陆军第六镇统制。1911年武昌起义后，上书清廷主张停战，同年11月7日被其卫队长马蕙田刺死。
1912年，阎锡山通令全省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脚，以及兴办学校等，并首先在他的家乡施行起来。因当时守旧势力顽固，阻力重重，在五台，定襄一带流传关于阎的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当地方言胡折腾、胡闹的意思），剪了辫子留了学，搬了神堂立学堂。”
阎锡山怒斥山西某县一名蓄辫的小学教师为“辫绳下垂，尤为骇异！”他不仅下令男子剪辫，还要求理平头或是光头，在阎看来，即使蓄留“二三寸短发”，也启人疑窦，因为辫子与旧秩序之间的连接性实在深入人心，一头乱发就仿佛是准备蓄起辫子、运动复辟似的。这项命令首先施行于官界、学界和商界，至1918年5月方宣告成功，并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民众。
1913年袁世凯传见阎锡山，要对阎考察，阎接到电后即偕赵戴文等人进京。阎在谒见袁之前，曾对从随说：“此次去见，凶多吉少，如我进去时间太长，你们要小心探问。”这次谒见，阎锡山十分紧张，应对袁世凯的提问时，曾汗流浃背，返回住所后，当赵戴文等问他对袁的印象如何时，他说：“真是可怕。”“气色严厉，态度凶恶。”
赵戴文（1867－1943），字次陇，山西五台人，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员。山西军政府成立后，历任东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山西都督府秘书长、山西督军署参谋长兼晋北镇守使、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第三集团军总参议、察哈尔都统、国民政府内政次长、部长、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职。
1913年，阎锡山借奉命进京谒见袁世凯的机会，向段祺瑞具了门生帖子，拜见段祺瑞，行了拜师大礼。阎成了段祺瑞的门生，自此就得到他不少照顾，阎锡山得以保全山西都督一职，与段祺瑞对他的力保，关系甚大。
由于阎锡山曾有同盟会员的头衔，所以袁世凯对阎担任山西都督总是放心不下。阎锡山为了自固，不惜卑辞厚币，向袁示诚，甚至为了让袁放心，将其父阎书堂和继母送往北京长住下来，名义上说是让父母到北京开开眼界，实为人质。以父母为质的做法，实是古之罕有，今之所无。
1918年，阎锡山大力实施“六政”、“三事”。“六政”者，即禁止留辫、禁止缠足、禁止吸毒和兴水利、种树木、养蚕桑。“三事”者，即造林、植棉和畜牧。同时整顿村制，开村民会议，整理村范，订立村约，立息讼会，设保卫团，称要为“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的到来奠定基础。阎甚至设想，以村自治作为起点，假以时日，废除代议政制和政党政治，使中国人行使直接民权。
阎锡山于1918年在晋颁布《禁止缠足告示》，开头便说：“妇女缠足危害甚大，不独有碍行动，且毁坏其肢体。不但世界万国无此恶习，即前清旗人皇室，亦皆天足；且汉人缠足之风，莫甚于山西，是以山西人口愈少，人体愈弱，人民愈穷。”此告示，省政府印制十万余份，分送各县张贴。
阎锡山为了加强对部属的思想控制，于1918年成立“洗心分社”，又在太原建立了一座能容纳5000人的“自省堂”。规定每周日为“洗心日”，要全体公职人员都到自省堂去自省与洗心。自省时先作长达10分钟之久的静默，然后由讲长发表训词“洗心”。
阎锡山曾采用“服务士”来监视部下军师长，特地训练了一批十三四岁的少年做服务士，配给军、师长每人两名。这两个服务士每天服侍军、师长，扫地、倒茶，什么都干，会客谈话都不能回避他们，他们有随时出入你寝室的自由。每天晚上，两个小服务士要把军、师长这一天的行止言谈写成报告，直接寄给阎锡山。
1918年，阎锡山专门从澳洲购回美利奴种羊600头，同时在省城设立模范牧场一处，并晋南北各设分场一处，以培育优种，进行繁殖，进而向各县推广。
阎锡山倡导“村本政治”，实行“编村”，尤其重视村长的选任。他说：村长等于一村的“灵魂”，有好的村长，就是有“灵魂”的村，“一县政治进行，全赖有好村长。”为此，他再三叮嘱县知事们：要“慎选村长”，“村长为一村之重心，尤应以村长特别注意”。
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所谓“团民政治”，内容之一就是禁、戒烟（鸦片）。但阎禁烟的办法很特别，是用鸦片制成“戒烟药饼”，由禁烟考核处专卖，规定烟民必须购买“戒烟药饼”，同时密令警察宪兵，凡买“戒烟药饼”开灯吸食者，不可查究。
1920年6月，阎锡山召开了着名的“进山会议”。因会议场所设在公署后面的假山的深邃幽秘之处，故阎称之为“进山”，与会者多是山西的名流。会议历时一年，初只有12人与会，后陆续增多，渐至百人以上只好由“山内”迁到“山外”的大自省堂。阎锡山为这次会议定了不少研究题目，会议开了一年后，对工业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外，应偏重小工业。”对商业问题的结论是：“商业应有限制。”对土地问题的结论是：“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既均，人欲亦遂。”
1921年，阎锡山与到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博士会面。两人谈及工商业话题，
因孟禄是教育学的权威，话题便从教育谈起。阎认为，人群赖文化以维持，文化以教育为代表；人群需要什么，教育即应预备什么。孟禄博士问：“现在需要什么？”阎答：“近来我考察本省，觉得作饭的人没饭吃，作衣的人没衣穿，作器的人没器用。百姓终日劳碌，若问他们作什么，他们便说我为你们作衣穿、作饭吃、作物用。山西情形如此，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使作饭者有饭吃，作衣者有衣穿，作器者有器用。”
孟禄博士观点是，在现代社会，要解决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改良工商业和教育，使人得到实用的知识技能，能利用天然物以为人用，不久即可得到此种结果。阎听后便摇头，说：“我害怕工商业愈发达，百姓愈是无饭吃、无衣穿、与无物用。工商业发达的结果，我担心不但不能救了人民的苦，反倒更为坏事。”阎的理由是：别的国家工业发达，可运货来到中国换饭；将来中国的工业若发达，不知能运货到什么地方换饭。在阎的脑子里，工商业和“走西口”、“闯关东”一回事。
阎锡山为对付共产主义，提出了一套“无产证券”、“按劳分配”、“公平制度”等主张，企图从政治上、经济上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思想上用一种主义来抵消甚至取代共产主义，故阎又提出“公道主义”。阎锡山不无自负地说：共产党号称有主义，“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
阎锡山把自创的这套“公道主义”，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人类通向幸福的大门。把它说成“无论何时何地，皆处于对之地位，故能博人人欣喜，处处为人乐于接受”
的真理，不论场合，百说不厌。他还阐释说：“公道主义，为各种主义之本源，乃宇宙间之元气。其为物也，是整个的圆之单体，非零星的枝节凑合。是时中的，非执一的；是养生的，非治病的；是灵活的，非板滞的。举一足以统万，执简可以驭繁，神而明之，事物之真是非可知，宇宙之真主宰可得。”
阎锡山统治山西时，将省内新修的同蒲铁路轨距改成窄轨，而原有的正太线也跟着做了调整。特别设计的省内窄轨火车，其车轮能宽窄伸缩自如，除在山西省境的铁路上行驶外，在省外的标准轨上也能行驶。而他省火车，则因车轮无法伸缩调整，因此进不了山西。
阎之所以处心积虑修这种“阎氏铁路”，目的是战时可运兵外出，若情势发展于己不利，则可迅速将火车拉返山西，并让敌人无法进来。
阎锡山一生谨慎，凡事小心。
他自担任山西省督军后，鉴于早年树敌太多，怕中了别人的暗算，所以他的厨师从不换人，喝的水也从家里带出来，不随便喝外头的水。为了喝水方便，数十年中，他身边都有位副官，专为他背水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