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有次异想天开，要搞一次“文明结婚”。以十万元的聘金强拉一个妓女和他结婚。因文明结婚需有双方的主婚人，所以他从掖县请来他父亲。但那妓女只有假母而没有父亲，张特批五千元给顾问蓝某，让他先跟妓女的假母结婚，这样双方都拥有了“父亲”主婚，结婚时大肆铺张，甚至派专人从上海订制了一双绣花鞋。
张宗昌嗜赌，一掷数万金无吝色。湖南人薛大可主持《黄报》，其人亦豪于赌，明日断饮，今宵必罄其所有不可。张宗昌大奇之。薛遂以资助《黄报》为请，总向张要钱，有所得则携赴赌场，一夕而尽，明日再要。某日，张宗昌一次给薛公债三十万，薛不到一年挥霍将尽，《黄报》风雨飘摇如故。时人心为两奇：盖自有津贴以来，未有如张之豪放者；自有报纸以来，也未有如薛之善用津贴者。
张宗昌督鲁，搜刮无所不用其极。曾开“狗捐”，民间养狗，一律纳狗捐，每只狗纳洋五角，后来涨至六元。纳过捐后，发一小牌，上书“警察厅”字样，挂在狗颈上。
张宗昌常常兜里装大把的钞票，动辄赏人。随便掏出一把，向对方一掷：这钱拿去花吧！如果是一元一张的，算你运气不佳，如是十元一张的，就算你运气好。
一次张宗昌一时高兴，出去“微服私访”，路遇两个农夫，便问农夫：“你们说，山东督办张宗昌怎么样？”农夫对张宗昌的苛刻怀恨久矣，又不认识他，便把他痛骂一顿：“张宗昌把俺们害苦了，他不是好东西，该天打五雷轰！”张宗昌自讨挨骂，很是气闷，回到督署后，即召集各机关官长训话。他说：“我张宗昌到山东来，除了多刮几个钱，多玩几个女人外，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老百姓虽不至设牌位供奉我，但也万不至骂我呀！这都是你们这班坏小舅子把我出卖了的！”
张宗昌为筹军费，曾将山东盐商请来吃酒。宴会要众盐商办理“盐商登记”，登记费一千元。不交就把盐商们装上轮船，开足马力撞沉到海里去喝盐水。接着就将盐商们扣下，不准回家。后来经双方沟通，每人交三百元了事。
山东一些县的乡绅为拍张宗昌的马屁，倡议在大明湖最佳处为张立生祠、铸铜像。张闻报，拍案大怒，说：“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给我立祠，这明明是诅咒我，盼我早死，今天你们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干？如说不出理由来，立即枪毙！”乡绅惶恐顿首答道：“我等以公德望崇高，万民敬仰，故为公立祠，借以仰报盛德，并为公寿。此乃生祠，即长生不老之祠堂也。”张宗昌听后始大悟，当即转嗔为喜悦：“既是这样，那就由你们去办吧。”
有个日本人为取媚张宗昌，要认张做干老子，最后因小不了张几岁，张觉得不好意思，要这个日本人去拜他母亲作为义子。，张老太太赐名叫张宗援。
国民军李纪才曾一度打到济南城郊的八里洼，而这时张宗昌还在督署与女人饮酒作乐，对此部下多有议论。后张部一战获胜，张十分高兴，马上召集部队训话，说：“这些天，有些军官坏小舅子们给我造谣，说我吓得不敢出督办公署的门。我并不是不敢出门，而是恐怕一出门，这些造谣的王八蛋，又说我是逃跑了，所以我才不出门。”
李纪才（1888—1961）字乾三，祖籍湖北丹江口人。同盟会会员。曾任陕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国民军第二军师长、开封警备司令、第十九军军长。宁汉合流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师师长、兼鄂北清乡司令、襄樊警备司令等职。
张宗昌一次突然要检阅一个旅。该旅平日缺额甚多，无奈临时雇兵抓兵凑数，但一时间又抓不到那么多合适的，结果抓了不少跛子瞎子及高度近视的教书先生凑数。结果检阅起来，瞎子找不到队，跛子跟不上队，乱七八糟一片。点名的时候，有人忘了现编的姓名，忘了回答，有时点一个名，几个人一齐回答。张宗昌大骂了一顿，停止检阅，但仍旧每人赏洋二元。
张宗昌规定省议员只许领薪，不许开会。但民意他还须了解，于1927年8月1日召开“乡老会议”。所谓乡老乃是地方年高望重的士绅，每县荐选10人来省，由政务厅负责招待，生活供应颇丰，除每天吃酒席外，还约请名伶演戏娱宾。会议主要内容为倡导孝忠，反对****，并要求乡老检举贪官污吏。会议多由张宗昌亲自主持，并陪坐席。会议一月结束，每人赠藤手杖一柄以作纪念。依据乡老意见，山东各地县长以齐东县长为首，被撤换者达9人之多。另有张手下的团长张思孟扎营曲阜，骄横不法，被乡老检举，张宗昌认为在圣人的老家如此胡闹，那还了得。随即派人持令驰赴曲阜将其正法。
北伐军兴，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联合对抗之。孙传芳的代表去济南见张宗昌，张宗昌说：“俺是绿林大学毕业，你们从士官来，从陆大来，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咱们一齐打南军吧！告诉孙馨帅，我一定和他一同干下去。”
1927年6月16日，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集奉方高级将领会议，商讨“南北和议”等问题。刚由山东联袂到京的孙传芳、张宗昌极力反对议和，而主张趁南方内讧之际，驱兵南下，收复失地；还建议改组北京政府，组织“安国军政府”，由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以统一军政大权。张宗昌极力鼓动张作霖说：“今日之事，战亡，不战亦亡，不如痛快干去；且升格之后，即或退出关外，有此大元帅之称号，犹可仿孙中山广东办法，易于号召。”
1927年9月，张宗昌赴北京开会，对张作霖说：“我最近找人算了一卦，说是孙大炮（指孙中山）停灵柩的地方风水太好，是以南军屡次告捷。”张作霖说：“真有这事？”张宗昌说：“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叫我说，干脆把孙大炮的遗体烧了，以绝后患”。张作霖听后未置可否。张宗昌以为张作霖同意了，便开始张罗烧尸。张学良听说后，马上派人将孙中山的遗体保护起来，随后，又将遗体安全转移，孙中山的遗体才免遭焚毁。后来，孙夫人宋庆龄到沈阳见到张学良，特意就此事向张学良表示谢意。
刘珍年，字儒席，原系张宗昌部下旅长，时张拥兵二十余万，一个小小旅长的刘根本就没被放在眼里。后来，刘叛变投******，张宗昌与褚玉璞回光返照组织反扑，张褚联军将刘包围于山东牟平，久攻不下。张宗昌坐到系在城西一棵大树上的小板凳上，对城内嘶声喊叫：“儒席老弟，快出来吧！自家人打什么仗？我以前不知道部下有您这么个好人才，班平秀（刘原来的军长）也没报告，我真是瞎了眼，班平秀也瞎了眼。我要是早知道，早把全军交给您指挥了。”
1928年春，北伐军直指山东，张宗昌与孙传芳率残部负隅顽抗，节节败退。山东盐运使柴勤唐乘机向张宗昌献策说：“悟善社习有法术，可避枪弹。”张与孙会商后，下令柴带同习法术士赴泰山试法，习法术士将符绑于鸡身，以枪击之，鸡果然不伤。张、孙大喜，以为恃此可以抵御敌军，当即令法师昼夜画符，令士兵各佩一道，士兵们也非常欢喜，哪知金乡、鱼台间一战，法术竟失灵，佩符的士兵多数被打死。
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人极力拉拢时在东京避难的张宗昌，但张决然由日返国，召开记者会宣称：“咱家可不会钻烟囱（做汉奸）。”
“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由日归国，旋之寓居北平，与吴佩孚有往还。一次，在铁狮子胡同寓所，张、吴对饮。酒酣，张谓吴曰：“大帅威震华夏，忠义正直，可以关公等同，且亦排行第二。小子愿执鞭侍卫，追随周仓。”吴笑曰：“周将军也有阁下如许之姬妾乎？”
张宗昌从日本返回国内后，住北京石老娘胡同，他去山东的前一天，房子突然倒塌，有人告诉他，此为凶兆，恐怕要出事情，最好先不要去，但张不信，去后果然被打死。
张宗昌抵达济南，韩复榘盛宴款待。酒过三巡，韩提议说：“听说效坤先生精于枪法，能两手持枪并发，请一试，以开我辈眼界。”张允诺。表演毕，以枪置桌上，满座皆赞其枪法妙绝，韩独持枪把玩，叹为精巧。张宗昌见后说：“你若喜爱，就奉送你怎样？”韩连忙称谢。
张宗昌回山东后，韩复榘请张看戏，张入座稍迟，到包厢后，韩的夫人纪甘青给张让座，自己坐到另一厢中。张见她走去，便戏谑地对韩说：“你在山东顶了我的窝子，我今天也顶了你太太的窝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韩遂坚定了杀张之心。
1932年9月3日张宗昌在济南遇刺，其遗体由韩复榘代购棺木一具，在济南医院入殓。次日，运至皖新街安徽乡祠停放，待家属前来发送。于是张母派张氏以前的部属王金钰到济办理运灵事宜。至11日灵柩返平，竟然无人相送，落得一棺萧条北上。《北平晨报》记者在发表上述报导时，特加按语，历数张氏近年简历，曰：“按张宗昌十四年（指民国纪年）任山东军务善后督办，以五月七日到济，十七年北伐军进展，张于四月三十日晚退出济南，在鲁凡两年十一月又二十三日。以后即飘泊日本、大连，去年始返北平。本年九月二日早九点，由平到济南，三日下午六点半死于车站。死后之八日，今日（十一日）下午三点，灵柩离济运平。一棺附身，万事已矣！”又有记者评论说：“一世之雄，到头来亦不过一抔黄土；功名富贵亦不过是过眼烟云。”
张宗昌被暗杀后，林语堂写了一篇有趣的悼念文章：“狗肉将军张宗昌死了……然而狗肉将军的死，却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他是现代中国所有显着的、传奇的、封建的和不顾羞耻的统治者中最显着的、最传奇的、最封建的，而且我必须说，最率直而不顾羞耻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