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业余研读近代史之余，尤爱收集轶闻遗事，积以时日，集腋成裘，这便是本书的由来。轶事一向为传统史家所重，虽常见于稗官笔记之书，不为当今所谓的正史多所撷取，但它无疑又是最具历史底色的。对这些历史的“碎片”，司马迁曾在《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太史公之论，提升了轶事对于史学的作用和价值。故后代的史家大都留意对轶事的搜求整理，并有人编成专书，与正史相参，以补正史的不足。
这本书主要选取了与北洋系相关的15位将军轶事，时间跨度为晚清与民国时代。历史本是人和事的集合，事因人起，人以事存，书中所辑侧重人物言论与史实细节，体例则为史料性笔札作品。书中记述的北洋将军事迹，均收辑自近代史料、笔记丛刊、馆藏档案、口述回忆、历史传记、论着等，文艺类作品一概不选。其旨在拾遗补缺，辑残存轶，以传述人物言行，兼及晚清与民国时代的许多重要史实。因所涉史料有文言也有白话，且叙述风格不一，为求得相对和谐，除人物言论外，在不违背原意前提下，大多进行了改写润色。近代笔记、杂录及文集汗牛充栋，编着者虽耗时数年，因受学力、眼界所限，亦难巨细毕具，网罗无遗。至于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记述，即使时人所述，常常也会莫衷一是、诸说并存。若论见仁见智，辨明真伪，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吧。
说到近代中国，常绕不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语。“大变局”中最扣人心弦的高潮一节，无疑是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帝制倾覆而共和肇建，中国处于急剧的大转型中。内忧外患方殷，奇劫大乱已至，人物却竟兴迭起，正所谓时势造就英雄。肇端于19世纪末、崛起于辛亥革命之际的北洋集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骄子。这个统治中国16年之久的政治军事集团，曾经的荣枯兴亡、聚散离合，演绎出了荡气回肠的历史乐章。随着北洋时代的终结，其后却愈来愈被政治化、概念化、妖魔化了，使曾经的辉煌褪尽，只剩下耻辱与罪过。当今天的人们即将迎来帝制终结与“共和”之始的百年，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窥见到历史的某种延续性，即使对“北洋军阀”这样一个已被污名化的群体，他们对制度“革故鼎新”的尝试，直接或间接地启示着今天正创造的历史。北洋时代又何尝不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勾连着逝去的旧王朝，又接续了共和新时代。如果仅用“反动军阀”一语便将其勾销，怎能不令人为之唏嘘！走笔至此，不由想起钱穆先生曾说的话：“所谓对其本国以往之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那么，我们对历史该有怎样的温情与敬意呢？
回望历史，在宏大的历史叙事观照之下，去聚焦作为个体的历史人物不同命运、际遇与选择，将历史还原为细节，让人物重归于人性，去体察百年中国的跌宕变幻、云诡雾谲。在民国初始武夫当国的时代，北洋系军人固能称雄于世，自然与它的人才之盛密切相关。一代枭雄袁世凯编练新军，开启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河，其间着名人物，沉雄刚毅如段祺瑞，圆融大度如冯国璋，敏达淡泊如王士珍，忠诚无畏如吴佩孚，才气纵横如徐树铮，等等。他们在政坛军界，或纵横捭阖，互争雄长；或吊民伐罪，励精图治，各自书写了多姿多彩的人生传奇。同时这些亦新亦旧的人物，又充满着复杂性和多面性，以致他们在千里涌泻的时代潮流中逐渐淡出。今天我们评说其是非功过，不应受政治成见的影响和时人毁誉束缚，唯有“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方能洞悉人性本真，见到历史真相，了然成败因由。
历史虽已消失在辽远深邃的时空中，深入它的隐蔽之处并非容易。昨天的那些“事”，总是扑朔迷离地隐伏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有种种疑障与重重迷团。历史的细节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发现真相的钥匙，但打开这扇门，仍需“下穷碧落上穷天”，
钩沉求索而不止，才会认知历史发展的关节脉络所在，为后人提示有价值的殷鉴。我们对于历史的任何看法，其实对于它本身已无意义，但对于我们今天却十分重要。换言之，对于历史的态度，并不能改变历史本身，却能够改变我们自身。以这样的态度谈史论事，公允而宽容地对待我们的先人。
这就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最大的温情与敬意吧！
杨潜2010年5月于烟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