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
五四那天
杨晦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亲日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他们，进行掠夺和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人民中反日情绪一直没有消退。五四前一年，留日学生曾罢学回国，震动一时，后来就有不少人参加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常常发动抵制日货，不过，常常都是在卖国媚外的政府强制下解除了抑制，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破坏。抵制运动在当时是很有力量的斗争武器。就像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专门造谣，终于被我们抵制掉了，谁也不看，报贩也不给发卖，最后，只好在日本侨民的范围内流通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是安福系有名的卖国贼。曹汝霖是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是币制局总裁，也是中华汇业银行的老板。
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北大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预计要在5月7日，就是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但是，这几天的消息太紧张了，已经等不到5月7日了。5月3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当时情绪激昂，发言踊跃，有一位同学咬破了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表示决心。
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3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竹竿上大旗子，短竹竿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国贼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国贼干一场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的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星期天。
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还没有灰楼，是一片空场，大家就在那里集合排队。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同学们的队伍全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到达天安门前，在那里停了好久，有人演说，喊口号。事前，还准备了一份英文说帖，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馆去投递，请他们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当时对于英美，特别是对美国还存有一种幻想。谁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不办公，也找不到人，只好把说帖丢在那里，就回来了。
这时候，队伍排在路的西边，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的口上，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青年们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冷酷的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停了许久后来说是可以通过了，可是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的后面，悄悄地穿行过去，到了东长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警察宪兵来回跟着我们跑，但不敢动手。
停了一会儿之后，又走动了。大家知道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不过也还是默默地穿过了东单、东四，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在路北，临街的窗口都是铁丝网。门是紧紧地关上了，怎么交涉曹汝霖也不肯出来。其实，他当时出来了，也许大家就骂他一顿卖国贼之类，丢下旗子走开，也难说。门却始终紧紧地关着。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前坡的瓦，都给揭了下来，摔了一地，却没留下一片碎瓦，全被我们隔着临街房屋抛进院里去了。
后来，有人从窗口爬进去了，从里面打开大门，大家一哄而入。找不到人，就砸东西，抡起一支椅子腿到处砸，有的砸破了自己的手指，流着血。有的人在撕床上的绸被子，大家的情绪是十分激愤的。
打了一会儿，有许多人都从一个月洞门，拥到东边的院子，是一个花园的样子，正面有一座厅房，前面是个花池。这边的临街墙很低，要早发现，早都进来了。章宗祥从里面出来，大家以为是曹汝霖，都上去打。没有别的东西，就捡砖头瓦片砸，把他砸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有的记载，说他装死，不过那一顿乱砸也够他半死了。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曹家的电话线。这时也有人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放大像一对：原来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
不久，起了火。火怎么起的，始终没有弄清楚。有人说是北大学生黄坚点的火。据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说是他放的火。也还有人认为是曹家自己放的，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
果然，在起火之后，警察总监就下命令捕人！但这时，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结果捕走了32人。
当天晚上，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三院礼堂并不大，在当时却觉得大得很。这天晚上礼堂里外都挤满了人，蔡校长也到了会。他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32个学生保释出来。
这次大会表现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已经集中在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上。议决：各校同盟罢课。
蔡校长联合各专门学校校长去保释被捕的学生。但北洋军阀政府找寻借口不肯释放。这时。外界提议纷纷，空气十分紧张。三天后，5月7日的那一天，北京政府害怕再闹别的事，就把学生释放出来。
同学们被释放出来，各校就都复课了。第三天，蔡校长离开了北京。这以后，就在爱国运动里加上一个挽留蔡校长的问题。
这中间，显得有些涣散的样子，但是，这时候，“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已经组织起来。教职员会也为挽留蔡校长曾赴教育部请愿，参加了斗争。
大概在15号以后的一天，因为一位姓郭的同学，在参加五四运动以后，不幸死了，在为他开的追悼会上，议决长期罢课，提出抵制日货，要求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挽留蔡校长回校等项。我还记得：在提出抵制日货时，大家戴的日本造的台湾草帽满天飞，都撕烂了。
这样，从19日起，北京中等以上的26个学校的学生全体总罢课：表示政府不罢免卖国贼，决不上课。
6月初，传说巴黎和约就要签字了，外交上已经惨败，北京政府又不肯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等，蔡先生也在南方不回北京来，事情全没有结果。这时候，大家分组出动向群众讲演。一组10个人，有一个人留在组外，这一组被捕时，他好回校报信。北京市民对国事向来不很关心，这时也不同了，学生出街讲演，有鼓掌的，有当场丢掉台湾草帽（日本货）的，表示不用日货。
6月2日那天捕了很多人，没处放了，把北大三院作了临时监狱。大家更加愤慨，到了6月3日，就全体出动，大家先到前门那一带，在那里讲演，喊口号。下午，就拥到北河沿北大三院的对面，去慰问被拘在三院里的同学。北河沿那时有一条小河，在三院门口，河上有桥，水并不深。我们都在河的对岸，军警端起刺刀拦在桥上，我们几次要冲都没能冲过去。北大附近以及三院门前都搭上临时帐篷，驻了兵，被捕的同学们爬在墙上和我们这边搭话。
以后，兵忽然撤了。传来消息说：上海、汉口……都罢市了。这表示五四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六三运动。
兵是撤了，三院里的同学们不肯出来，质问反动当局为什么随意捕人。“警察总监”派人道了歉，这才由各校派人接同学回校。
这以后，南方、北方，各地罢工、罢市、罢课的消息不断传来，反动政府对这种蔓延全国的政治抗争，不能不在人民的愤怒面前低头。6月10日的报纸登载出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新闻。
另外，在巴黎的留学生和工人代表包围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结果：中国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回忆“五四”
杨振声
一
一条东西长街上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着要看“娶贤良女”。
“什么叫娶贤良女？”我正放午学回家，仰面问一个有山羊胡子的人。
“等会你就看见了，小孩子急什么！”他那山羊胡子随话掀动。
不久，耳边飘来一阵凄凄凉凉的喇叭声。迎面来了全副执事，吹鼓手，引着一乘蓝轿，轿内抬的是一个牌位，牌位上披着一幅青纱。接着又是一乘蓝轿，轿内却坐了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惨凄的面容中只见她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视而不见地呆呆向前望着。头上也披了一幅青纱。这整个的情景像出殡，连那当午的太阳都显得白惨惨的了。
跑回家问我的祖母。
“贤良女就是贤良女呗。”祖母一点也不感稀奇，不紧不慢地说，“你问娶媳妇，新郎在哪里？他死了，牌位就是新郎，嫁给牌位，就是贤良女。……你张着嘴尽看我做什么？瞧你那个傻样子！”
“也难怪！”她停一会叹口气说，“年轻轻的姑娘，嫁了个牌位！说不定从来没见面呢！她得同那个牌位拜天地，还得一块入洞房，还得晚上陪着那个牌位……坐着……”
我感到脑后阴风习习了。从此就有一个面容惨淡的少女，深夜里坐在一个牌位旁边，闪着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常常在我心里出现。
又一次，黄昏时候我出城，刚走近城门楼，耳边嘣的一声爆响，吓了我一跳。定神一看，一个撅着八字小胡，穿水手衣服的日本人正在打城楼上的鸽子。一枪不中，他又要放第二枪，那群鸽子已扑楞楞地飞开了。他叽哩呱啦骂些我不懂的话，把枪往肩上一横，大踏步闯进城去，如入无人之境！我喘了一口粗气走出城来。“哦！那不是一只日本兵船？”它正耀武扬威地逼临着我们的海岸，像一个无赖骑在你脖了上，他还在你头上得意地呲着牙狞笑！
以上是“五四”以前我在家乡山东蓬莱小学，中学念书时碰到的事。当然，怪事还多得很，不过这两件我总忘不了。
二
旧日的北京大学，确是个古气沉沉的老大学。只是在1916年后，蔡元培先生来作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的空气。来自全国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在学校接触到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思想，在蔡先生所倡导的自由学风下，对旧道德、旧文学嗅到了那股陈腐的气味！更重要的是：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当时在北大学生中曾出版了《新潮》《国民》两个杂志，作为青年进军的旗帜，来与《新青年》相呼应。
新事物的生长是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前面说过学生中曾出版《新潮》与《国民》，但同时也出版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编辑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
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可是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旧道德变成那个骗娶少女的死鬼牌位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辜鸿铭拖着辫子给我们上欧洲文学史。可是他哪里是讲文学史，上班就宣传他那保皇党的一套！他在上面讲，我们就在下面咬耳朵：
“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一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
“把他的辫子同他的皇帝一块儿给送进古物陈列所去！”
在新旧的相激相荡中，一部分搞新文学的人们无批判地接受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更无分别地排斥自家的旧的一切，这偏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但在当时，这种矫枉过正，也使他们敢于自信，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新文学终于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五四运动更充实了新文学的内容，给它以真正的生命。
三
在“五四”时，我们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内在联系性。但我们粗略地从历史看出：没有内奸是引不进外寇的。袁世凯想作皇帝，才签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又都是亲日派，事实教导我们，把内奸与敌国联系起来了。当时的心情，恨内奸更甚于恨敌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日本的二十一条像压在人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想掀掉它，青年们比谁都难忍受。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从战败国德国收回山东权利，这是中国人民的呼声也是正义的要求。4月底传来了巴黎和会拒绝我们的要求的消息，在青年心中烧起了怒火。5月3日晚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5月4日上午在天安门开大会。
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各校的队伍向天安门汇成五千多人的示威洪流，在青年们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声势浩荡的群众运动。这洪流首先卷向东交民巷，向帝国主义者示威。队伍中响起愤怒的口号，飘扬着各种的标语：“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收回山东权利”……这口号，这标语，都像从火山口里喷出的烈火，燃烧着每个青年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