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是英文本，讲授者是英国公使馆秘书嘉特莱先生。他是一个高大的人。他讲到罗马的凯撒，将两手向前胸的上衣领口里一插，俨然有凯撒大帝之风。他的讲授以写黑板为主。他在黑板上写的注解，我不仅用心抄录下来，并且刻意模仿他的字迹。他的粉笔用得那样圆转如意，每一行理整齐的。每一字是一笔不苟的。每一笔是亮白的。我从抄录中，得益不少。
有一次，郭先生的英文课小考。我仿嘉特莱的通史注解，写成一短篇论文，作为答案。郭先生给我零分，并在发还考卷时，当场申斥，说我抄书。我吃了一次亏，却又说不出。
法文是第二外国语。教授是湖北同乡贺之才先生。他的太太是法国人。他的法语自然是好的，但是他更好的技术是打台球。他教我们的法文课却是稀松的。
三、中国文学与史学
中国历史的讲授者是一位福建人杨先生。他发出大量的铅印讲义，但是他在讲台上开讲是很少人听懂的。我只听见他说“夜——过——咧”。除此以外，听不出一字一句。当然，福建同学是懂得的。
国学的讲授者沈尹默先生，和文字学的沈兼士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史学界的泰斗都出于太炎先生之门。他们两位是其中铮铮者。我们同学深为敬佩，但是他们的上面还有黄季刚先生在本科的国学门讲学。我们预科学生断乎不敢望其项背。那黄先生是傲慢无比的。
兼士先生多病，上课时少。他发给我们的讲义也不多。尹默先生为人谦和，从不缺课。他叫我们买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读习。我对这部书的内容殊不了了。那书面之上的《或古仑鱼》四个字已经够我一认！
尹默先生给我的教益很多。他指点我们读这样的几部书，就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太史谈《论六家要旨》，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顾亭林《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实斋《文史通义》与章太炎《国故论衡》。这几部书确能将中国文史方学的源流及其演变，摆在读者的面前。
我读这几部书的同时，又到北大图书馆借阅诸子书。这一年级读书所得的进益可以说是不少。
四、二三年级的一斑
预科二年级及三年级可以记述之事寥寥无几。二年级的英文课是一位英国人斯哇罗（燕子）先生讲授。他的轻松与郭先生的严厉恰相对照。三年级的英文修词学由一位美国人威尔士先生讲授。我得到的益处是演说术，较其他方面为多。
逻辑与数学都没有进益。为了怕难，未选拉丁文，后来吃了大亏。
沈尹默先生继续讲授国学。他先讲陆机《文赋》，然后选择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为《文赋》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脚。这种讲授方法，给我的益处很大。
我自修的课程，以《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为最得力。从这里得知中国的学问不以知识为主，而以修养为经。
五、习气与悔悟
我在预科三年级，先读梁任公《明儒学案节本》，再读《明儒学案》原书，然后读《宋儒学案》。这时候读这两部书，并不是单纯的求知，而是深切的悔悟。一个乡村青年，进了首都北京，渐染一种“大爷”的习气。由习气转入悔悟的过程中，宋明两代学案给予我以莫大的启示。
我的父亲于民国六年至八年之间，任河南省汝阳道道尹。我是一个少爷，同时又是一个大爷。我在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所谓勤学亦不过不废学，考前列而已。到了宋明两代学案读过之后，才渐进于苦学。然而真实的苦学还是在家庭环境及个人生活大大的改变之后。
六、说棋
东安市场是北京大学学生闲暇消磨的胜地。我在预科二年级，住北河沿的一家出租的房子里，同住者有同乡瞿复璋（文琳）先生。他喜欢围棋，我下象棋，很容易与对方吃我的老将之友人打架，但下围棋就算是输到三十目或四十目也打不起来。
有一天复璋劝我，可以到东安市场一座茶馆的棋社去下棋了。我公然到那里去，泡一杯茶坐下来，由复璋介绍一位棋友下起来。我们下到半路上，另一位棋友走过来，看了一下，摇了几下头，叹了一口气，扬长而去。其意若曰：“孺子不可教也！”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棋社里坐着下棋了。
然而我也可以摆老资格。我学围棋的时候，吴清源先生还是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已经威胁一时高手如汪云峰，使其不敢对弈。
前面提到贺之才的弹子打得好。其实，打弹子的高手是杨芳。宣武门外，新世界初开，有一天的夜间，杨先生在弹子房里表演，全场观众不下二百人。他打三个球，一杆可打到五百至八百分，若不是手酸，就没有打完的时候。
我练习弹子，也能打三个球，一杆可打至十几分至二十分，后来也就作废，不再打了。
七、论戏
民国初年，北京皮簧子与梆子盛极一时。我听戏不少，并不懂戏，虽不懂戏，却也有些见闻。此时最高地位属于谭鑫培与侯俊山。如杨小楼尚在其次。梅兰芳初露头角。
民国四五年，湖北同学举行三天赈灾戏。那是我最早打开眼界的一次观赏。我听了李万春的铁公鸡，梅兰芳的游园惊梦。孙菊仙的逍遥津，侯俊山与余叔岩的八大锤带说书。
余叔岩的出头是在老谭退休乃至去世之后，一般戏迷及大众怀念不已之时，此公出台，其风度之高，风韵之清，直可追踪老谭，有些地方还似胜一筹。
侯俊山（老十三旦）业已退居张家口，此次应湖北同乡之请，剃了胡须登台，除与叔岩合演八大锤，去陆文龙之外，还演了一出花旦戏辛安驿。
我也赶上了老谭最后的一出戏，击鼓骂曹。那天是在煤市街中和园。我买了池座之后的廊了上的座位。先听了郝寿臣的法门寺，杨小朵的白奶记等等，到了老谭出场，那池座与包厢的客人还未曾来。老谭指着曹操开骂之后，又骂张辽。有人走到他的身旁，咬耳朵说了几句话，那弥衡把道白增加了一百多句。把张辽骂得瞪眼睛，不知如何是好。黄昏时候散戏。我随大众走出园门，才知道袁世凯死讯一传，北京已经宣布戒严了。
八、评 戏 家
北京大学的同学，在戏评之中，占很高地位的，有张聊子。我们同年级的捧角家有所谓四霸天，都是小一号的评戏者。其中有一位陈先生，邀我到大栅栏庆乐园听尚小云与崔灵芝。他们都是未出科的学生。尚小云是皮簧青衣，崔灵芝是梆子青衣。
捧角家请客听戏，是奉送戏票和座位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跟随他喊好。我不会也不愿喊好，到了大家都喊时，只是张嘴示意以为报销而已。
荀慧生戏名叫白牲丹。白牲丹善演花旦的小戏，如小放牛，胭脂虎之类。因为捧他的观众太多，分为两派，互相竞争，白牡丹一出台，台下立刻演出大混乱，甚至飞茶壶。
程砚秋原是艳秋。同仁堂的乐十三爷和罗瘿公捧出，老青年陈德霖提拔，才露头角。有一次在东安市场吉祥园，配老乡亲的砂痣，也是老乡亲提拔他之意。
程、尚、荀三人到后来与梅兰芳同称“四大名旦”，可以说是不伦不类。梅与余叔岩齐名，其执梨园之牛耳，是在谭、陈之后，程、尚、荀等之先。但是叔岩始终不愿与梅为伍。民国五年之后，北京有堂会，余往往不肯与梅同台出演。从“五四运动”到
“六三索薪”马叙伦
我在北大仍取教书不问别事的态度，因为一则我晓得自己没有办事的才能，在医专的时候，还兼办文书；但是，极平常的一件公事，我还不能办得“恰到好处”，时时要汤尔和修改，觉得经过他改以后，就情理都合，因此，我便看得事真不易办，也就不愿再问别事了。二则我从元年起，就决心做学术上的工作，便研究中国的文字，要写一部《说文解字六书分纂》，——后来改了“体例”，叫作《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这时兴趣正是浓厚，又加我在北大担任着老庄哲学的科目，感觉到庄周的学说和佛学太相像了，便要参考一下佛学，所以也没有时间去问别事。
可是，事情找上我了，“平地一声雷”的“五四运动”在我埋头写书的时候爆发了。这是八年五月四日；我完全没有得到一些消息，突然听到各大学的学生会集在天安门，要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绝日本对胶济铁路的要求。还一条长蛇阵式子直向赵家楼找卖国贼，赵家楼是外交总长曹汝霖住宅所在的地方，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家，听到消息都逃避了。他们扑了个空，有人冒火了，便演成一出火烧赵家楼。因此，被认为现行犯的许多学生如许德珩、蔡海观等都被捕了，这样事态便扩大了，各大学都成了怠课状态。
在学生和政府相持的状态底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张小小便条，说什么“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径离开北京上天津了，失掉一个学生和政府中间的“第三方面”，事情更难办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先生一天把“传单”塞满了他的西服上两口袋，跑上城南大世界最高的楼上，把传单雪片地往下散，因此，陈先生也被捉将官里去。
这时，北京各公私立的大学（那时，国立的除北大称大学以外，如法政、医学、工业、农业，都是专门学校，还有男女两个高师，一个明年便改作专门学校的美术，当时称作八校，此外如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汇文大学等都是私立的）的校长无形的成了一个集团，各校教职员也各自组织起来了，学生自更不必说。
到了五月快要过完，没有解决的希望，学生就想罢课。教职员方面怕一罢课学生就散了，而且正近放暑假的时候了，因此劝告学生，学生方面也有“持重”的，所以头一次开会没有通过。但是，他们想了分组游行演讲的办法，终究在五月底宣告罢课，教育园地里成了“遏密八音”的气象。
演讲队在街头巷尾，三五成群，高举白布旗子，写上“山东问题”等等口号，背了板凳，站在上面，向老百姓演讲。起初大家理会不了，经他们“锲而不舍”，终究唤起了群众的觉悟。军阀政府的领袖徐世昌不能不理睬了，据说，他听了三个卖国贼里面一个叫做陆宗舆的话，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学生（那时中学生也响应了）捉来，送到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法学院），把他们当囚犯似地关着，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围着，校舍门外排列了帐篷，真有“连营七百里”的样子。
那时，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也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后来康先生因心脏病死了，我就改任主席，沈士远（也是北大教授，现任考试院什么处长。）任书记，我因此和北京教育界发生了紧密的关系。长长的十几年里，教育、革命、抗战虽则说不上是我领导着，我也不客气地承认我是关系人里面重要的一个。那时，由教职员会联合会向政府说话，所有披露的文字，都出于我的手里，我倒得了机会，习会和人打笔墨官司的一套，直到我最后离开北平，（我在廿五年夏天最后离开北大，那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了。）如果编一册“代言集”，材料倒也不少吧。
关在北大第三院的学生们，整日水不到口，饭不入肚。教联会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设法送茶送饭，都不许进去。直到第三日舆论起了反响，学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麻烦了，一辈军阀政府的官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很注意的，所以茶饭也得送进去了。
教联会推举了八位代表，要进去看看这些被幽禁的大小朋友，起初照例不许，不想恼了一位汇文大学的代表（汇大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美国人博晨光，他竟大踏步朝里走，我也戤着他的牌子，冲了进去。那些武装同志，对于“洋大人”是不敢得罪的，和我也不为难了，只拦阻了其他六位。我们到了里面，大小朋友们自然好像见了亲人一样，个个跑过来，要说不说，只表示着一种形容不来的感情。终究我是中国人，被他们格外亲热，博晨光也就此走了。但是我刚说了一句安慰的话，倒惹动了他们的反对，他们却要求我演说。我想在这种“武装同地”监视底下，好说什么话？却又不能不允许他们的要求，一时心灵起来，想这些“武装同志”“来自田间”，“目不识丁”我只要“咬文嚼字”，他们是不会懂的，因此，有恃无恐，很安详而慷慨地把外边消息隐约告诉了他们，再鼓励了他们一番，赢得他们个个拍掌，我才转了“词锋”，劝告他们各自回家，（这里监视的“武装同志”嘱咐过的）他们却回答我一句：“宁死也不回去。”
这样三日，自然有人向政府说，这样的办法不妙，徐世昌也识风头，就解围了。这时，教育总长范源廉〈濂〉辞职离京，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我们教联会代表头二十个，死缠住了他，好像讨债的，他也只得“挂冠而去”，来了一个和教育界太无渊源的傅岳芬，也了不下这个风潮。可是，风声早已传遍了国内国外，学联会派了代表向上海广州进发，全国大中学生都响应了。“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为外交问题，在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底下，造成了一个时代意识，被青年首先接收去了。因此，上海教育界的人们和工商界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拿罢市做后盾的要求罢免三个卖国贼，才把徐世昌吓倒了，给三个卖国贼做些假面子，准许他们辞职，才算结束。我呢，在这次大风潮里，接触了官僚的作风，也算得些不需要的常识，我的办事也相当老练起来了。因为从“五四运动”开始后到结束，教联会是我主持着。
有一件事情，可算“五四运动”里的插曲吧。在风潮高长〈涨〉的时候，我是每日从早晨八时晚六时，有时直到八时以后，都在沙滩北大第一院（文学院）三楼临街中间一间教员休息室呆守着，为了保持各方的接触。有一日，我已回家晚饭，忽然得到电话，是休息室工友打来，叫我去开会。我想，有什么会？向来有会，我总事前接洽的，这是什么会？但是不好不去。到了第一院问起工友，他只对我说：“东屋里开会啦，有人在签名啦”，我过东屋去一看，长桌上摆了一本簿子，写着“北大迁往上海，教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原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员学生签上几个名字，我还记得有“五四运动”的“巨子”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的大名。我想，这真怪事！是什么人的主张？我便退回休息室，且看动静。一忽儿刘文典先生来了，他说：“开会？”我说：“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往东屋里看一看。”他听我的话有点蹊跷，一看便来问我：“你看怎样？”我说：“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他转身便走。第二日，他来告诉我：“昨晚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果然，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