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国传教士在烟台
1861年8月22日，烟台被辟为通商口岸。此后，外国传教士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所从事的经济社会活动，对烟台这个新兴港口城市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外国传教士来到烟台这个神奇的地方
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大规模传入中国，有我们国力强盛的古代，也有靠列强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的近代。来烟台最早的基督教是英国浸礼会，该会传教士一-英国人柯乐和荷兰人古乐柯于1859年来芝罘（今烟台）传教，时为登州府地（今蓬莱）开埠前夜。烟台开埠后公开来的是美国南方浸信会，该会的海雅西、赫姆斯于1861年分别在登州、烟台传教。海雅西夫妇在登州组建了浸信会第一个教会，成员总数达到11人，这是当时中国上海以北第一个新教会组织。该会以登州府地为中心，1880年发展到招远，1889年发展到黄县（今龙口），1903年发展到掖县（今莱州），1912年发展到莱阳。继美国南方浸信会之后的是美国北方长老会，该会1861年盖利·丹福斯到登州，1862年麦嘉提到烟台；1862年和1864年梅里斯、狄考文、郭显德到烟台，他们三人被誉为美国北方长老会在山东省传教的三位奠基人。此外，基督教在烟台的教会组织还有苏格兰长老会、英国内地会、苏格兰兄弟会、英国圣公会、德国信义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朝鲜长老会、英国救世军、耶稣家庭、基督教聚会处和英国灵恩惠等。天主教组织的传教士来烟台，主要有I860年的法国天主教方济各位和意大利神甫、1878年的尼发尔和1890年的盖亚等。
近代外国传教士来烟台，不是受政府或商人派遣，承担为政府和商人服务的使命，而是出于宗教信仰，主动要求或愿意并经所属教会批准，到非基督教、天主教国家的人民中传播基督、天主福音、上帝之爱。他们到烟台来，是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清政府被迫扩大西方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传教范围而为的，主要欣赏烟台在中国的重要地位，看中了这里富庶的物产、良好的气候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更欣赏烟台人的纯朴与智慧，视这里是“神奇和充满魅力”的地方。所以，传教士在烟台一面传教，一面兴办经济和社会事业，有的甚至把毕生献给了烟台。例如，美国神学博士郭显德到烟台后，客服了语言、居住、生活和疾病等种种困难，在烟台创建长老会，建设教堂、发展教育、创办医院、创办博物院和赈灾济贫等，从事社会公益事业长达56年，最终病逝于烟台、葬于烟台。还有传教士中的佼佼者马茂兰和狄考文，也分别于1916年和1908年在烟台逝世并葬于烟台。
传教士的赈灾义举
初来乍到，外国传教士想在烟台大地上站稳脚跟比较困难。具有民族气节的烟台人痛恨“洋鬼子”，恨他们依仗不平等条约跑到中国来，烦他们说那些听不懂的“鸟语”，疑惧他们办得一些事情，无法接受外来文化。所以，多数民众不愿和传教士接触，他们传教无人听，办学无人上，办事没人支持。后来，随着传教士在多次赈灾中的义举，烟台民众逐渐了解了他们，消除了疑惧，信任并支持他们。
1861年和1867年，捻军（烟台民间称“长毛子”）分别在李成、赖文光率领下，两次北上袭击胶东，地方志书对捻军“肆行杀戮”的行为有较详细的记载。在百姓遭受涂炭的情况下，一些传教士主动出面调停和救济灾民。1861年那次，美国传教士霍尔迈斯和哈尔凯尔，出面劝阻捻军停止进攻烟台而被当场杀死在通伸冈。捻军围攻登州时，城内人满为患，饮食难以为继，几名传教士自愿冒死从城北用绳子绑抬筐放下人沿海边到烟台求援；留在城内的传教士自发成立慈善会、临时诊所和救济院，为受伤、患病和逃难的民众弄饭吃、治病，施行所需要的救助。传教士们出钱出物，连续数日奔波忙碌，寝食难安，有的生了病还坚持在灾民中间，使民众深受感动。
19世纪60—80年代，胶东旱灾、涝灾和瘟疫等灾害频发。1869年、1876年和1887年3次大的旱灾，草木皆枯，颗粒无收，民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逃荒要饭，死者无数；1862年、1865年、1876年和1884年4次大的涝灾，大雨如注，河水泛滥，作物被淹，房屋倒塌，民众流离失所。平时多数传教士注重乐善好施，救灾济贫。每遇大灾，他们即主动组织起来，全力以赴，倾尽所能，投入赈灾行动。他们先拿出自己的钱物，又通过各种关系向其他通商口岸的教会、外国人征集捐款、物品、粮食、药物等，之后离开城市，分头带着钱物到重灾村庄，挨门逐户调查了解受灾情况，再把钱物发放下去，没有私心杂念和远近亲疏，坚持公开平等。据不完全统计，这几次大的赈灾行动，传教士共征集捐助善款30多万美元，救济灾民约30万人。
传教士的赈灾义举，深深感动了烟台民众。一次大灾后，在烟台传教、种植果园的倪维思离开他赈济的村庄时，村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并用轿子把他抬回烟台。在登州传教、办学的狄考文夫人完成赈灾任务后，灾民送他一把用绸缎做得“万民伞”，以示感谢。
美国大花生和西洋苹果在烟台落户
外国传教士不辞辛苦，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烟台，为的是普世宗教，目标是实现神圣的事业。同时，运用促进传教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来证明新教的优越性。1862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从上海抵达登州后，边传教边对周边环境进行考察。他发现这里土质肥沃、气候宜人，又有种植花生的经历，就把自己从美国带来的弗吉尼亚大花生种子250克，送给教徒、大杨家村农民杨得来试种。烟台一带栽培花生历史悠久，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小落花生已有一定的种植面积。但是，由于小落花生产量低，亩产只有100公斤左右，所以农民种植花生的不多。杨得来试种得梅里士给予的美国弗吉尼亚大花生，当年就获得了成功。后经继续扩种试验证明，这种大花生具有耐瘠薄、果实大、颜色白、产量高、出油多、口感好等诸多优势，遂逐步在登州府地传开，后又扩散到招远、栖霞、福山和黄县以及整个胶东半岛。弗吉尼亚大花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小落花生，烟台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花生产地。70年后的1933年，胶东种植大花生面积已达60多万亩，亩产200公斤以上，成为胶东农村一大经济作物，创出了中国品种之最、产量之最和出口之最。新中国后，烟台大花生经过改良后空前发展，面积、产量和质量进一步扩大和提髙，1983年蓬莱孟家村1.6万亩大花生亩产髙达746.3公斤，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无独有偶。素有“苹果之乡”美誉的烟台苹果，就是近代在外国传教士引进西洋苹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烟台人古代就栽种果树，其种类和品种超过数10种，包括频婆、花红（林檎）、秋子、海棠等。1871年，在烟台传教的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成员、神学博士约翰·倪维思和夫人，从美国和欧洲搜求了多种西洋苹果、西洋梨、美洲葡萄、西洋大櫻桃以及欧洲李子等果树苗木，在烟台毓璜顶东南山麓购置农田10亩栽种，取名“广兴果园”。这是西洋水果引进中国之始。其后，倪维思夫妇广为宣传，并允许农民和过往行人索取枝条回去嫁接繁殖。据日本学者资料记载：倪氏夫妇引入烟台的苹果品种16个，包括早苹果、荷花鲜、花皮、金星和香蕉苹果等；西洋梨品种18个、西洋大樱桃品种10个、西洋李子品种6个、西洋葡萄品种4个。在“广兴果园”引导下的20世纪初，西洋苹果在烟台的大规模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西沙旺（今芝罘幸福）一带。先是中国招商局轮船公司烟台分公司李载之在西沙旺创建“芝圃果园”，接下来有“归记”、“太康”、“广裕盛”、“国茂祥”、“瑞丰”、“新太成”和“线丝”公司等，构成8大果园。之后，烟台的其他资本家也纷纷在区域内购地开垦建设果园，使西沙旺及南山一带逐步成为著名的烟台苹果产地。二是福山东南区片。福山农民唐殿功、李锡伍和王宝椿重点引进青香蕉、红香蕉苹果，在绍瑞口、紫埠和夏家村栽植，逐渐形成了以绍瑞口、旺远、蔡家夼、集贤和夏家等村庄为中心的集中栽植区域。这里盛产的青、红香蕉苹果，长时间成为“烟台苹果”的代表而驰名中外。
据《羊城晚报》载文：“我国‘苹果’一词出于明代，但很少用它，直到大约1871年时随着西洋苹果由美国引入烟台，并广泛种植，‘苹果’之词才逐渐代替了其他名称，成为苹果的总称”。
花边生产，成为胶东数十万妇女的生计
外国传教士在烟台，其传教和基本生活费用多为本国教会组织提供，有时因种种原因不能及时提供或断绝经费来源。因此，多数传教士不是单一传教，而是把传教与发展实业结合起来，利用办实业的机会向当地人传教，利用办实业获取传教、生活和兴办社会事业的经费。有的组织和传教士把实业做得很大，甚至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突出代表是詹姆士·马茂兰夫妇。马茂兰是北爱尔兰人，基督教牧师，1893年在烟台大马路创办了仁德洋行。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在烟台传教的美国北长老会教士赫士夫妇回国定居，便把在烟台开办的女子花边班托付给了马茂兰夫妇。马氏夫妇接手后，在原来的基础上，以教会的名义于1895年在南山路正式创办花边女子学校。在校女子一边读书、学圣经，一边学习花边编织技术，学成后将基督教和花边技术推广到社会。数年后，花边技术在胶东大面积推开，并成为很多妇女的生计之路，仅烟埠以花边为生计的女子就数以千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花边在欧美盛行，成为家庭装饰的必需品。马茂兰夫妇的仁德洋行从国外购进纱线和最新流行花边图样，组织烟台商人、工人、农民编织生产和收购花边，然后运至欧美市场销售。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初，仁德洋行资金积累已达五六万海关两，居山东省进出口贸易之首。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胶东从事花边编织的妇女多达数十万人，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
大学和聋哑教育开创了中国先河
清末民初，烟台的现代教育是外国传教士发起兴办的。据有关资料记载，基督教和天主教两大教的传教士在烟台、登州两地共兴办学校30多所，有小学、中学、大学和专科学校等，为烟台民众实施了多学科的现代教育。其中包括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和第一所聋哑人学校。
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登州兴办的。狄考文是国际学界和基督教界公认的近代美国来华著名传教士、教育家、翻译家。他自幼受家庭环境熏陶和青少年时期美国基督教复兴运动的影响，树立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和到海外传教、献身基督教事业的信心。狄考文于1864年携新婚妻子来到登州，有过教学经历的他当年9月就办起了登州蒙养学堂，招收了6名从来未读过书的当地男孩。在办学过程中，狄考文夫妇面临着重重困难，包括美国北长老会总部不支持、不拨办学经费，中国人不接受西方文化，教材缺乏、师资严重不足等。他们坚持用自己的钱办学、向美国教会学校征集捐款、招收家里穷、上不起学的孩子以及请亲属和启用中国人教授文化课等措施，历时13年办起了小学、中学和初具大学程度的学校，把西方现代教育体制成功地引入了华夏大地。1877年登州蒙养学堂第一批三名学生毕业，学校同时更名登州文会馆。1879年至1881年，狄考文夫妇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参观工厂、进修医学、征集捐款，向总部申请将学校改成大学。回到登州后，他们即为文会馆设置了全部大学课程，并继续向总部呼吁。经过不懈努力，1884年，美国北长老会总部正式批准登州文会馆为大学，同时增拨了办学经费。20世纪初，登州文会馆迁移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创办的广德书院的大学班合并，名为广文学堂。国内外教育研究专家认为，自1884年起，从登州文会馆聘用的师资、设置的课程、教科书的运用、培养的学生等方面认定，她不仅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而且是当时最好的大学。
近代中国聋哑人教育也始于烟台，时间是1887年，创办人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安尼塔·汤浦生女士。汤浦生于1884年来到中国登州，从学习汉语开始，与丈夫于188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一-登州启喑学馆，招生1人，后增至4人，经费由教会总部提供，学生衣食由学馆供给。后来，在丈夫去世、经费停供、学馆办不下去的情况下，汤浦生放弃传教，于1898年将学校迁到烟台，在通伸客栈租房两间，招生7人，专司聋哑教育工作。1900年，汤浦生利用亡夫的抚恤金和部分高利贷、美国聋哑人和他们的朋友以及英国朋友捐助的经费，在烟台东山海滨购地17.5亩，建起一栋楼房和数间平房的新校舍，并聘请其在美国卫生部工作的外甥女来帮助她办学。此后20年，汤浦生为了办好聋哑学校，积极争取社会支持，常年奔走于社会各界之间，多次西行欧美，通过集会、演讲、幻灯、报刊、广播等途径，宣传中国的聋哑教育，得到了美国社会知名人士尤其是总统罗斯福的支持。1909年，美国北长老会为烟台聋哑学校提供经费4.5万美元，学校两次买地28.5亩扩建校舍。至1923年，学校已建有楼房6座、平房数10间，教学设施一应俱全，使若干聋哑儿童收到了教育。汤浦生不仅教聋哑人“说话”、读书，而且教他们学习修剪果树、做木工活、排版打字、织袜子等自立于社会的本领。
西医药在烟台的兴起
烟台自古以来是中医药治病救人，1860年前境内无医院，民间中医的行医方式为开铺、坐堂、摆摊、串乡等。西医药在域内的推广普及最初也是由外国传教士移植而来的。1860年，法国天主教会在烟台崇实街4号办起了天主教堂施医院（即后来的法国医院）。此为境内最早的医院，也是西医药传入烟台之始。此后，传教士在烟台开办的医院不断增多，到1919年共办起7处，包括法国医院、体仁医院、怀麟医院、毓璜顶医院、梅铁医院和鸡林医院等。这些医院开始规模都较小，只能称其为诊所，后逐步扩大规模；由只为外国人看病治病，扩大到为中国人诊疗；医院设有医生、护士、化验员等，设备器械有体温表、听诊器、外科普通手术刀、剪刀以及接产设备，还有小型X光机、显微镜等。在这些教会或传教士医院的影响和带动下，国人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陆续办起私营西医院，到30年代，境内医院共达23处，形成了西医、中医并行的格局。这些医院为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例如毓璜顶医院，原是1890年美国传教士郭显德的夫人苏紫兰女士在烟台毓璜顶开设的医疗义诊所。1901年义诊所由美籍女医师库伯尔和中国助手医师接管，改为诊疗所。190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医科毕业生嵇尔思，在美国北长老会及民间团体的赞助下，在诊疗所的基础上创办毓璜顶医院，于1914年落成，开始收治病人。医院内设内科、外科、眼科、儿科、妇产科、耳鼻喉科和化验室、X光室、手术室、药房等，成为烟台近代规模最大、设备最全、医疗水平最好的医院。新中国以后，毓璜顶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经过60多年的发展，烟台毓璜顶医院己成为全国同类城市中有名的国家3级甲等医院。
（刊载在2011年10月16日《烟台日报》、2012年1月21日《联合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