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贪官的“五大告白”。
剖析贪官们的自我告白中,尽管丑态百出,但归纳起来,不外乎5种类型:
“我是人民的公仆,花人民一点钱算什么?怎么就成贪污犯了?”当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受贿宣布对马红妹立案调查时,这位广东省仙尾市原副市长竟歇斯底里地大声嚎啕。当检察院问她为什么把家里买水果、面包以及时装的票据都以办公用品的名义公款报销时,她竟振振有词地说:“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就应该是公家的。”
马红妹的“公仆观”可以说对“公仆”二字作了最新的“经典注释”。人民的公仆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本应尽心竭力地为人民服务,倘若真如马红妹之说,以“揩国家的油”满足个人膨胀的私欲为目的,“公仆”二字也许真的就成为辞典里最邪恶的名词了。
“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这是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当选市长后,在答记者问时的慷慨陈词。而就是这位对腐败“疾恶如仇”的市长,不日之后,就笑纳了来祝贺他荣升的40多个红包,计人民币100万元。
贪官们伪善表演的技巧着实高超,真让人“雌雄”难辨。肖作新之流,平时在大会小会上都理直气壮地大讲特讲为官清正廉洁的道理,而台下却“身体力行”搞着腐败。真可谓“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这样的人如果不“东窗事发”,人们真要永远被其施放的“烟幕弹”所笼罩。
“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并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最后你们肯定会查出一个廉洁奉公的干部。”先后收受贿赂35起312万元的江苏省邳州市原市委书记刑党婴,在纪委让其交待问题时如此大放獗词。
贪官们大多认为“一对一”的腐败交易天衣无缝。因此,在腐败的“道路”上绝不会“见好就收”。加上善于掩护自己,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因而,即使面对执纪执法人员的讯问,也大多气焰嚣张、警言铮铮,极力为自己开脱、辩解。殊不知,“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刑党婴并未受到同伙的“保护”。
受贿财物200多万元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被纪委立案“两规”期间,拒不承认自己受贿。在《我的灰色收入》中竟这样“表白”:“说我受贿,毫无根据。我给别人办成了事,得到一些酬劳,这是双方间平等交换原则的约定;我为歌厅剪彩收的是劳务费;我被工作累得住院收得是营养费;我提拔他们得到的是礼尚往来;我给别人批条子得到的是‘红利’……”。
劳务费、营养费、红利等“灰色收入”是贪官们给自己披上的一层“遮羞布”。把贪污受贿来的钱解释成“灰色收入”,受贿不言贿,岂不是“窃书不为偷”的翻版?
人称陕西第一贪的西安机电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长青,指示本公司下属部门,将巨额公款汇往珠海利恒公司,兑换成港币转入澳门从事赌博等非法活动,数额达4823万余元,此外挪用公款272万元。案发后,绝大部分公款未被追回,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周长青被执行死刑前履行签字手续时,有关媒体记者问他:“你不觉得你对国家造成了太大的损失吗?”没想到,周长青的回答竟是:“没觉得。”
许多已成为待决死囚的腐败分子,表示的都是追悔莫及。但罪孽深重的周长青却毫无悔恨之意,足见贪婪之心狂妄之极。他留给人们的是沉重的思考。
再谈谈贪官的“十大心相”:
上述贪官的告白,看似一副真金不怕火炼的英雄气概,其实际完全是一种自我掩饰的虚伪心理。他们如坐针毡,早已丢魂落魄,难以自己了。正像有关专案组的同志所说的那样:“贪官都是软骨头。”大多数贪官的“骨气”不抵街头的地痞流氓。有的地痞流氓被抓进来后,还能同办案人员“抵挡”一阵,可那些贪官一进来,竟软得像鼻涕,也许早被反腐的利剑吓破了胆,早就成了惊弓之鸟。真不知他们是怎么上来的?他们在位时又能干出什么“丰功伟业”?
表面上看,腐败分子吃香的喝辣的,在“台上”时指手画脚,风风光光,生活过得洒脱逍遥。其实,他们内心惶惶,度日如年。整日提心吊胆,过得不是正常人的日子。正常人的生活,首先要有个安定踏实的心境,有了这种心境,才能吃得香,睡得安,过得有滋有味,舒舒坦坦。贪官们大都心理空虚、脆弱,一遇风吹草动,就胆战心惊,生怕哪一个环节出了纰漏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贪官们在大庭广众面前还要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主席台上端端正正,稿子照念,官话照讲;与人交谈一如往常,有时还要装出笑脸;头发依然梳得整整齐齐,衣服依然穿得板板正正……。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不好过”的迹象,其实是死撑活挨,心里一点也不从容、坦然。他们整天在这种反差极大的环境里生活着、伪装着,简直如坐针毡。说到底,就是十怕。
贪官往往权重位高,炙手可热,身边少不了一帮溜须拍马、称兄道弟之辈。这些人往往掌握自己的“核心机密”,一旦东窗事发,必会从“心腹”变为“后患”,置自己于死地。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些腐败分子不怕明里有人查,但忌暗地“横炮”打中,拔出萝卜带出泥。
贪官多半是“双面人”,功于心计,善于伪装,聚敛多少横财,常人难以知晓,而一旦窃贼上门,立马露馅。有的窃贼专拣富门官宅光顾,且每每都有重大发现。遇到这类毛贼,腐败分子往往防不胜防,叫苦不迭。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夫妻朝夕相处,知根知底。腐败分子一旦家庭矛盾加深,配偶由爱生恨,必会弄得鱼死网破,不可收拾。
多数贪官不但贪权,而且嗜色。据中纪委统计,被查处的处级以上腐败分子95%都有包养情妇行为。这些“情人”,“小蜜”往往握有他们的“把柄”,一旦反目成仇,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腐败分子在蚕食鲸吞之后,都要千方百计寻找“保护伞”,加入“告不倒”行列。而一旦腐败“生态圈”被打破,赖以生存的“后台”成泥菩萨,必会风声鹤唳,丢魂落魄如丧家之犬。
一些贪官长期称霸一方,为所欲为。老百姓心知肚明,但慑于其权势,敢怒不敢言。一旦升迁或调离,群众举报便会纷至沓来。一些贪官很可能是未进新门,先入牢门。
舆论是反贪利剑,一些贪官不怕检举揭发,上级追查,就把舆论曝光。丑事一旦被张扬出去,如蚁置热锅,寝食难安,末日也就不会太远了。
反贪机关是贪官们的“克星”,腐败分子一旦进入这些机关的视线,多半在劫难逃。对此既恨之,又惧之。尤其是反腐风声趋紧时,更是终日寝食难安,时刻提心吊胆。
所有腐败分子都是极端利已主义者,买官弄权也好,贪污受贿也罢,都是为了满足一已私利。因此,他们最担心的事莫过于丧失权利后落魄和身陷囹圄时的凄惨。
洞窥“心相”,方知隐衷。贪官这“十怕”就像10根绳索,只要有一根套到脖子上,好日子就宣告结束。逃了这一根,又有另一根,逃脱了昨天,又有今天……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下去,不把神经绷断,也会弄个百病缠身。难怪有个进去的贪官深有感触地说:“自从来到这里,心才安定下来,吃也香了,睡也安了,反而比以前踏实多了。”
贪官们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方才大彻大悟,感到能够像老百姓那样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该有多好。可惜悔之晚矣。一腐败成千古恨,当恢恢法网罩上他们的时候,贪心就成为撒气的皮球,惩罚将打碎贪婪之梦,最终结束可耻的人生。
第三节 奢侈无度——生活腐败
中国自古就有“人之性,食色二欲也”的说法。食之欲反映的是“以权换食”;色之欲代表的是“以权换色”。二者都是生活腐败的突出表现,是社会的一大公害。
食和色人之“原欲”。“原欲”所以能驱使权力而酿成生活作风腐败,固然是食、色与权力的魔力内在结合的结果。当然,享乐之风的盛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吃喝玩乐,酒色财气,是人民群众最厌感的腐败现象。它像淌着浓血的毒瘤,严重侵蚀着健康的肌体,损害着党和政府形象,理应受到全社会的谴责。
“吓人”的公款吃喝风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当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炎黄子孙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向着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令人大跌眼镜的公款吃喝风席卷全国。
吃喝玩乐之风,古已有之。尤其在日益繁荣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刺激下,充分享受,也是无可非议。但像中国目前这样用公款大吃大喝,屡禁不止,越禁越盛,以至泛滥成社会通病,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公款吃喝到底耗去多少资金?要准确地计算出来,恐怕比“哥德巴赫猜想”都难,不过大略的估算,还是做得到的。从全国来看,以对外开放初期的1988年为例,全国公款宴请的总额达300多个亿,相当于当年的财政赤字总额。而1992年,全国公款宴请的总费用突破700亿,4年翻了一番多。据近几年国家统计数字表明,全国大中型饭店、酒家60%~70%的营业额来自公款吃喝。公款吃喝占用一半左右的集团购买力,每年吃掉的公款超过千亿元,相当于国家教育经费的数倍。中国的教育经费在世界排行榜上始终徘徊在倒数几名的位置,而公款吃喝的费用,恐怕已稳居世界第一了。
宴请,作为社会交往的情感交流的一种礼仪方式,对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来说是必要的。但一些公款“食客”忘记了中国饮食文化简朴的一面,贪吃各种山珍海味,喝遍人间琼浆玉液,有道是:“鸡鸭鱼肉端下去,乌龟王八爬上来,五粮茅台不过瘾。”某老板一席话道出真情:“我们花的都是公家的钱,个人掏腰包的没有几个。”
公正地说,在对外接待工作和重要的公务活动中,在一些公司的经营活动和业务往来中,本着庄重、简朴、合理的原则,搞些礼仪式的宴请是必要的,无可厚非。但是,今日的公款宴请,范围之广、规格之高、频率之快、密度之大,已经到了毫无节制、泛滥成灾的地步。宴请的本义已经被严重地扭曲,成了一大社会公害。
公款吃喝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常见的有以下7种形式:
借工作方便,到下级索吃要喝,个人不掏分文。一个乡的副书记带领工作组搞“清欠”,驻村21天,吃羊22只,喝酒100瓶,吸烟36条,全由村里支付。村民气愤地说:“收回那点欠款,还不够他们吃喝的!”
只要来公客,一齐陪吃喝。某乡来了个地区业务局的科员,乡里摆了2桌,18个干部轮流陪同敬酒,直喝得那科员酩酊大醉,被抬到床上。
上边不来客,找个名目“撮”一顿。有个村好几天没来公客,支部几个干部打熬不住,一碰头,便大吃大喝起来,直喝得大醉大吐,互相殴打起来,最后躺了满屋。
私客不用自掏腰包,记在账上都报销。有些干部家中来客,或领到酒店吃喝一顿,公家交钱;或让服务员把酒菜送到家中,公家记账。问及这些领导,为何不自家做菜请客,回答是图个方便。据某市一酒楼讲,公宴私家的现象占了五分之一。
你到我区,我到你县,你吃我的,我喝你的,这种“串门”吃喝的现象在县乡一级尤为严重。名曰之:来看看老领导,老伙计,老同学……。
本来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小事,非要亲自光临,关系热的就更直接今天去你那里喝一壶,明天到我这吃一顿。某局局长嗜酒成瘾,每3天就要到乡下解决酒馋,而且不早不晚赶在11点。群众一见他那辆车,就说:“酒罐车又来了。”
一人到职,全体欢迎;一人升职,大家光荣。有个镇形成了惯例:书记、镇长调动摆酒8桌;副职调动摆酒5桌;其他人员2桌。
此外,还有什么团拜酒、峻工酒、安家酒、贺喜酒等等。
公款吃喝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是社会风气上,在人们心理上造成了难以抹掉的阴影。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央曾先后下发37个红头文件,对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不正之风,明令禁止,态度之坚决,要求之急切,是所有禁令性文件中少见的。这在中国古代,中央政权倘若对下发出37道金牌令,必是系及国家江山社稷安危的头等重要的军国大事,受令之将臣务必死命执行,不得有半点迟缓。可今天这些文件的效力一个比一个差,乃至中办国办以及地方各级的文件,如强弩之末,效力近无。公款吃喝风在一片片禁止声中,此消彼长,螺旋式上升,令人叫苦不迭。
综观公款吃喝风的蔓延过程,也是一个由游击战术到集团作战,进而覆盖全国的过程。其对策变化多端,手段五花八门,令人深思。主要有以下几种:
文件叫刹,我也说刹,关起门来,照样吃喝。某一部门正在会议室传达上级刹公款吃喝风的文件,后院食堂里却杀鸡宰羊,烹炒煎炸,准备宴席。主要领导说:“说归说,做归做,该吃该喝的还得吃喝。”
上级规定的业务性往来可搞接待,我机关来客到企业“参观指导”也属业务,理应招待。据统计,一段时间内,机关吃喝风有所收敛,行政接待费用锐减,可企业的接待费用剧增,原来机关客成了企业的客,企业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