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在全国2800个县域（含县级市、区）中，文登是一片特殊的土地，一个独特的区域。它特殊就在它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标志和符号，这种标志和符号就是一种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文登人称这种地域文化色彩为“文登学”。（这个“学”并非学问的“学”，它有着一种特殊的、包容丰富的精神涵义）并逐渐被社会认可。这样的土地较多产生文人，文人中又偏于作家，而作家又特别钟情这样的土地。因为这样的土地和文化色彩更适合用文学来表现，文学喜欢独特。
我就是这片土地上产生的作家，我钟爱这片土地。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我以往的文学作品中，较多描绘的是农村、农民，而极少工业、工人，原因是我不熟悉工业和工人，这当然不能成为不写工业的理由。因为工业，特别是现代工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也是现代文明的物质展示，尤其是对文登而言，更是十分重要，是立市之基、民生之本，是成为全国百强县的经济支点，又是诠释“文登学”内涵和文登精神的最好例证。不写工业，就难以描绘出当今这片土地上的迷人色彩。于是，历史和现实，良知和责任，都驱使着我的笔向工业逼近，向工人靠拢。2005年，我第一次写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讲述苏荣俊同志辞官经商，与文登皮鞋厂干部工人艰苦奋斗、共渡难关事迹的报告文学《责任与担当》；2013年又写了讴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殿太壮美人生的散文《仰望大师》，但这些作品都达不到应有的力度和厚度。时势已经迫压着我要写一写文登的工业了，我知道使命的特殊和责任的重大，我心里压力很大，力量也很足，兴头也很高。但从哪里切入，从哪里下笔呢？
我在思考，我在寻找，我在选择。
2013年7月份，在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下，我参与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殿太先生艺术展的策划实施并取得成功，在策划实施这个艺术展的过程中，我接触并结识了文登家纺行业的几位有影响的人物，王殿太、王忠胜、王钦忠、田世科等同志，他们都共同提到了一个人，并且在谈到这个人时都肃然起敬、钦佩有加。因为他们几个都是她麾下的人，这个人就是李国贤。
李国贤这个名字在文登可是如雷贯耳、赫赫有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就是原山东云龙绣品集团的老总、全国人大代表、文登家纺行业的重要创始人和见证人之一，一个工作能力和道德风范以及社会影响都非常好的人。关于李国贤，我当然认识，也久闻她的大名和久仰她的为人处世，但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总感到她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物，永远都在忙碌、奔走、高速旋转。再者，我原来在行政岗位上，客观上接触她的机会相对很少，是不是应该写写她了？
当我第一次向她提出这个想法时，她拒绝了。第二次提出时，她说等一等再说。第三次提出时，她说，要写可以，但不要写我自己，要写大家，要写同志们，写工人，写群众，写工厂，写文登，写历史，只要把我写入其中就可以了。她这话说得多好，这是多么高的境界和多么宽的襟怀啊！我被感动了。于是我决定，就写她——李国贤，以及她的工艺家纺团队。
而这必然涉及到一个深远厚重的历史文化问题，这里首先了解一下人类刺绣经历的历史和鲁绣文化的形成。
绣品，最早是人类手工刺绣的产品。其实，在文字还没有产生以前，人类就有漫长的手工刺绣活动，只是由于那时物质条件有限，刺绣实际上是一种编结，根据史书上说，早在四千三百多年以前的虞舜时代，就已经有了衣画而裳绣的章服规定。受奴隶制“礼制”的束缚和技艺所限，当时的衣绣只限于帝王和公卿等统治阶级享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22～247），社会发展了，刺绣品也由帝王公卿的章服发展到平民百姓的衣服。到了汉代（公元前206～219），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化的提高，刺绣品已经成为了社会广为流行的装饰产品。特别是齐鲁（今山东）一带的文化最昌盛，刺绣业也特别发达。汉代王充在《论衡》里有“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目见而手狎也”的记载。意思是说，山东一带的民间妇女几乎人人都会刺绣，且技艺相当熟练，一见就会。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二百多件织绣品，其纹样生动优美，针脚细小匀密。足以证明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刺绣技艺的精湛和高度的艺术水平。到了清代，刺绣工艺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色，发展成为刺绣工艺的不同体系。其中最早闻名的是顾绣，之后有形成了著名的苏绣、粤绣、蜀绣、湘绣四大名绣。此外，京绣、鲁秀、汴绣、瓯绣也颇有名望。唐诗人胡令能曾作诗《咏绣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