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东正教主教以下还设有修士大司祭、修士司祭、修士辅祭、助祭、诵经士等教职人员。主教人选必须为修士大司祭，或是领圣职后保证效法修士生活的司祭。6世纪教规甚至规定只有独身者才可以承担起主教的职责，三位主教一致通过的人选便可以任命一个主教，至于助祭及其他教职的任命，各个主教有决断的权力。
趣味链接 东正教的信徒和教区
东正教的信徒主要分布在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美国等地区。在中国人数不多。据初步统计，中国的东正教信徒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1984年大约有教徒八千人。东正教主要的自主教会有君士坦丁堡牧首区、耶路撒冷牧首区、俄罗斯正教会、格鲁吉亚正教会、塞浦路斯正教会、塞尔维亚正教会、保加利亚正教会、罗马尼亚正教会、波兰正教会、希腊正教会、美国正教会、日本正教会、芬兰正教会等。
中世纪的东亚与南亚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全盛时期
从581年到901年，是中国的隋唐时期。这时期的中国封建制度，繁荣昌盛，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期。隋唐社会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历朝历代都无法比拟。此时，西欧直至中亚、东亚，都刚刚进入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不健全，社会发展落后。可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隋唐的各种政治、文化、经济制度，业已完备，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这时期的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封建****政体，确立了以辅佐皇帝执政为职能的三省六部制，创建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地方上分为州、郡、县三级，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隋唐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长期保持统一的大国。这些制度对以后各王朝，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贞观十九年（645年），日本进行了大化革新，在唐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被任命为国博士，在改革中大显身手，他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隋唐时期，采取开放兼容的文化政策，不仅大量吸收外域的有用文化，而且将中国繁荣发达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深深影响了后世与世界各国。如日本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备真备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空海采用汉字草体造成“平假名”，自此日本才有了自己的文字，从而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长安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在长安有各国使臣、商人。尤其唐朝，中国与中东、印度、日本、南洋群岛的联系大大加强。商人、使臣来往不绝。满载货物的商船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扬帆航驶，大队的骆驼、马匹奔驰在丝绸古道之上。
总之，隋唐时期的中国和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有着广泛、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和亚、非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彼此间的交流，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同时，由于隋唐朝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中国人民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趣味链接 鉴真东渡之谜
唐代高僧鉴真十年东渡，弘化佛法，传律授戒，把中国的佛教文化带到日本，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促使佛教被确定为日本的国家宗教。他主持修建唐招提寺，以“一衣带水”比喻中日两国，堪称促进文化交流的巨匠。究竟鉴真的东渡应该算六次还是七次呢？对此，日本学者滨崎先生的解释是双方在史实的认定上并无歧义，采用不同数字是文化背景造成的。日本，七的发音与“死”的发音接近，不太吉利；而六则是吉利数字，因此说鉴真“六次东渡”。中国的“七”并无这样的发音避讳，而佛教有“七级浮屠”的说法，所以使用了“七次东渡”，也是吉利的意思。
大化改新——日本走向封建发展道路
公元6世纪以来，本州岛中部的大和国为加强统治，大规模对外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内部矛盾不断激化。较强大的苏我氏独自控制中央政权，疯狂地兼并土地，残酷地剥削百姓。土地和财富不断集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奴隶和平民纷纷起来造反，抗税逃亡，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在朝鲜半岛，新罗国改革政治体制，加强集权化，日益强盛的新罗驱逐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在日趋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压力下，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如何找出更好的统治方法，以取代过时的制度。
就在这种情势下，以改新为己任的中大兄皇子登上历史舞台。中大兄皇子是舒明天皇的儿子，年轻有为，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积极摄取隋唐文化。苏我氏大臣作为氏族豪强势力的代表，独揽朝政，是改新派建立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主要障碍。中大兄皇子认识到，要改造日本，不除掉苏我氏是不可能实现的。经过周密安排，645年6月12日，中大兄利用苏我入鹿出席朝廷接见朝鲜使节的机会，发动政变，一举消灭苏我氏家族势力，夺取中央政权。14日孝德天皇即位，建年号“大化”，立中大兄为皇太子兼摄政，任命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为右大臣。新政以“帝道唯一”为宗旨，建立天皇制中央集国家。次年元旦，天皇颁布诏书，开始国制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有4个方面：废除皇室和贵族的私有土地和部民，收归国家，是为公地公民。对大夫以上高官贵族赐予食封。改革统治机构，建立京师和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关塞、防人及骚站，各置职官。造户籍、计账，施行班田收授法。凡田长30步、广20步为段，10段为町。改革租税制度，施行租庸调新税法。
这些纲领的实施经过了一个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一些保守氏族贵族不甘心丧失传统特权，竭力阻止和破坏改新。672年（壬申）6月，改新派的大海人皇子举兵反抗，消灭了保守氏族贵族大友朝廷。这次暴乱史称“壬申之乱”。“壬申之乱”是改新派和保守派最后一次决战，反映了改新是时代的要求。为了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天武天皇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民生产。于701年修成《大宝律令》，标志着大化改新的完成。
大化改新，建立了“天皇中心主义”的政治体制。改新派执政后，自上而下，变法革新，改变了政权性质，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从而为新国家奠定了发展方向，使日本走上封建社会发展的道路。
趣味链接 杰出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698-770），日本着名遣唐留学生，是中日两国友好和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仕唐期间，被任命为左春坊司经局校书，职掌校理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图书，辅佐太子李瑛研习学问。结交了许多着名诗人，如李白、王维等。回国后，他创办学馆，宣传唐朝典章制度，协助中大兄皇子制定了改新方案的蓝图。他为增进中日友好、提高该国国际地位，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而辛勤献身。为了纪念这位遣唐留学生，1978年，西安市在着名的唐兴庆宫遗址内建了一座纪念碑供后人瞻仰和缅怀。碑正面刻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八字，两侧分别是李白为阿倍仲麻吕写的《哭晁卿衡》诗和阿倍仲麻吕回赠李白的《望乡》诗，具有深邃的中日文化内涵。
武士道精神——永不磨灭的日本民族意识
“武士”一词，在721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诏书中首见。平安时代，最初的武士道被称为粗鄙的“武者之习”，嫌仓时代兴盛发展起来。尤其在江户时代，武士道在吸收了程朱理学之后，才发展成为精致的“武士道”。
武士道，吸收儒教、佛教和神道教的精髓，从儒学中得到了五伦的精神内涵；从佛教的禅宗得到了虚静、不畏献身的精神内涵；从神道教中，武士道得到了忠君爱国、尊先敬祖的精神内涵。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武勇、礼诚、仁爱、忠义……有了这种精神，才能做出美的行为。武士看透死亡，毫无保留地为君王舍命献身。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的人伦观念；重视君臣戒律，“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体现。武士对死亡彻底觉悟，他的一言一行，与众不同。尊重礼仪，不只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遵从，更进一步说是“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
在日本以樱花比喻武士。武士爱樱花。因为樱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整个过程，就像武士出生入死的人生一样，或牺牲消失，或无争退隐。生命非常短暂，辉煌只是一时，却很悲壮。落花时节，落英缤纷，更容易激发武士那种壮烈、牺牲的美感，那种奉献、归隐的美感，更激发武士的牺牲豪情。作为一个“无畏”的武士必须随时为主君献身，选择剖腹自杀就是追求这种“牺牲之美”。生命不在于长久，而在于是否光亮。现在，樱花不仅是“武士之花”，并且成为日本的“国花”。
到了近代，武士道精神成为了全民的“道德准则”，二战期间曾一度转化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至此，武士道精神在每个日本人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趣味链接《叶隐》一书的由来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听闻书写整理。在1716年完成，简称《叶隐》或《叶隐集》。
朝鲜名字的由来——饱经患乱的朝鲜民族
有关朝鲜的记载，始于西周灭商之后。商朝末代国君纣王的叔叔箕子，因与纣王政见不合，遭到排挤。为逃避朝中杀戮，带领其封地的几千人逃到辽东地区，又翻越崇山峻岭，来到今天的朝鲜北部。他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建立“箕氏侯国”。箕子深知中原王朝的强大，便派遣使者向西周纳贡称臣。所以，当时的中原王朝称其为“东来朝贡之韩”。这个“韩”字在古汉语中是通假字，通“鲜”，所以也被写作“东来朝贡之鲜”。简称“朝鲜”。
汉初，燕王卢绾叛汉后逃至匈奴，其部将卫满率千余人进入朝鲜。卫满于公元前194年在平壤一带建立卫氏政权，推翻了箕氏朝鲜的政权，迅速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为了加强统治，他主动与汉朝修好，向汉朝称臣。而汉武帝把其国土分为四郡，其中一郡叫“玄菟郡”。三国时期，朱蒙在西汉玄菟郡管辖范围内建立王权，史书记载为高句丽国。主要活动在中国王朝管辖范围内，并与历代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受中原王朝制约和管辖。
公元4世纪，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形成“朝鲜三国时期”。此后，中国隋唐年间，高句丽不断与中国交战，又不断陷落。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朝与朝鲜半岛的新罗联军所灭。至此之后，高句丽政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朝鲜半岛仅剩下新罗和唐朝势力。670年至676年，新罗与唐朝的战争后，新罗占领百济故地和原高句丽小部分领土，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定都庆州，效仿唐朝的国家制度进行统治。9世纪，新罗各地农民起义。900年，部队将领甄萱称王，建立后百济国，定都光州；918年，王建建立政权，定国号“高丽”，史称“王氏高丽”。它们与新罗并称为“朝鲜后三国时期”。新罗于935年被王氏高丽所灭，新罗时代结束。993年，高丽契丹战争后，高丽按协议与宋朝断交，获得鸭绿江以东故地，并在以后两次战争中击退契丹。1231年，高丽蒙古战争，高丽国王逃至江华岛；1258年，崔氏政权垮台，国王投降蒙古汗国。1273年，元军占领济州岛，高丽蒙古战争结束。高丽成为元朝的藩属国，每年向元朝交大量的贡税，人民苦不堪言。1368年，明朝推翻蒙元。1387年朱元璋要收复原东北元朝属地，高丽国王仍然依附元朝残余势力，拒绝归还。他派都统使李成桂进攻辽东，李成桂反对出兵，发动政变。1392年，李成桂废黜国王自立，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城。至此，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趣味链接 朱元璋赐国号
称王后的李成桂，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派使臣向明朝称臣，尊明为永世的父国和天朝。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拟定了两个国号——“朝鲜”和“和宁”，请朱元璋决定。朱元璋经过慎重考虑，以“朝日鲜明”之意，选了“朝鲜”二字。随后，李氏王朝便以“朝鲜”二字作为国号，建立了统一的朝鲜国。
从笈多王朝到戒日王朝——印度历史的分崩离析
在4世纪初，北印度处于分裂之际。恒河上游，室利笈多家族逐渐强盛起来，征服其他小国，成为当地强国。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以吠舍离为首都，建立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一世之子沙摩陀罗笈多统治时期，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征服恒河流域的大部分及德干高原东部地区。根据着名的阿拉哈巴德石柱铭文记载，他用武力吞并了西印度的九个小君主国，震撼了整个印度。笈多王朝初期的势力在海外达到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
沙摩陀罗笈多之子旃陀罗笈多二世，是印度历史上少有的贤明旷世国王。不过，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一般认为是传说中的毗克罗摩阿迭多，即“超日王”。超日王继承父业，致力于国家的统一。他控制了北印度东西海岸的繁荣城市和港口，巩固了对西印度的统治，加强了与国外经济贸易联系，使国力空前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