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
主要作品：《剧终》、《啊，美好的日子》、《等待戈多》、《莫洛伊》、《马龙之死》、《无名的人》、《最后一盘录音带》
弗拉季米尔：（叉开两脚，迈着僵硬的、小小的步子前进）我开始拿定主意。我这一辈子老是拿不定主意，老是说，弗拉季米尔，要理智些，你还不曾什么都试过哩。于是我又继续奋斗。（他沉思起来，咀嚼着“奋斗”两字。向爱斯特拉冈）哦，你又来啦。
——《等待戈多》
温妮埋在土丘正中，一直埋到腰上。她年纪五十岁左右，风韵犹存，好看的金黄色头发，胖胖的身段，裸露着肩膀和手臂，连衣裙的上身部分领子开得很低，胸脯丰满，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她在睡觉，两只胳臂放在土丘上，头枕着胳臂。在她身旁，左边有只大黑口袋，类似手提包，右边有把女式小缩骨阳伞，伞柄收进去了，只露出钩形把手。
——《啊，美好的日子》
憋死自己，这种自杀的手段经常有人尝试，特别是判处了死刑的人。徒劳。那在生理上是做不到的。
——《莫菲》
她漫无目标地寻找野花，仅仅是黄颜色的。一心盼着野花却意外碰见他伏在那儿，他面孔朝地两臂伸展，身穿大衣，尽管不合时宜；挨着尸体隐约露出一长排纽扣，从头到尾紧扣着他。各种纽扣形状相异、大小不一。
——《一个夜晚》
我带着一种苦涩的满足思索着，要是我儿子倒在了路上，那可不是我想要那样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那份责任。我知道它是不会妨碍人安睡的。我对自己说，在这片屋顶下有什么东西阻止我作出反应。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在这些退缩中，是不会忘却他所躲避的东西的。
——《马龙之死》
我在一张凳子上认识了她，在运河边上，其中的一条运河，因为我们的城市有两条运河，可我从来无法区分它们。那张凳子位置非常好，背靠着一堆已经硬化的泥土和碎石，这样一来我就无后顾之忧了。我的身体两侧也一样，部分地受到保护，这多亏了两棵古树，它们甚至已经枯死了，就侧立在凳子两旁。
——《世界与裤子》
作家小传
贝克特，全名萨缪尔·巴克利·贝克特，1906年出生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工程估价员，母亲是一名护士，两个人都是新教教徒，尤其是他的母亲，对宗教抱着虔诚的信仰。
虽然贝克特和母亲的关系很亲密，但是他总是不知道怎样和她相处。母亲对宗教的虔诚也不曾影响贝克特，他曾经说过：“对我来说，信仰是一种无聊的感觉，因此我放弃了它。”
少年时，贝克特在德国人开设的幼儿园里接受教育，随后进入法国人开设的学校里完成中学课程。这些特殊的求学经历，培养了他出色的语言才能，为他今后用英、法两种语言创作打下了基础。
1927年，21岁的贝克特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毕业，并且获得法文和意大利文的学士学位。由于贝克特出色的语言才能，第二年他被法国著名的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聘为英语老师，并移居巴黎。
在巴黎期间，他结识了影响他一生创作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精通多国语言的贝克特被分派到失明的乔伊斯身边，担任他的助手。他们一起翻译了很多爱尔兰的文学作品，包括整理《芬内根的觉醒》的手稿。
由于乔伊斯的关系，使得贝克特深受意识流文学的影响。后来，他还专门撰写过研究意识流文学的论文，如《但丁、布鲁诺、维柯与乔伊斯》和《论普鲁斯特》。这些对文学流派和写作方法的研究工作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理论支柱。
1930年，贝克特离开巴黎，回到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教授法文。与此同时，他开始研究笛卡尔的哲学，随后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不久后，由于厌恶枯燥的教书工作，加之父亲去世带来的沉重打击，导致贝克特一度精神抑郁。1932年，贝克特辞去了工作，到伦敦接受心理治疗。漫游过德国和法国之后，贝克特从1938年开始正式定居巴黎。
同年，贝克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莫菲》出版。这部小说创作于1935年，成稿后经历了四十多次被拒才最终得以出版。贝克特在《莫菲》中描写了一个活在虚幻精神世界的年轻人形象，整部小说用晦涩的语言呈现出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是贝克特在传统小说和实验小说之间做出的一次大胆尝试。
主人公莫菲是一个居住在伦敦的爱尔兰人。他对占星术深有研究，并且带着追求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的想法，想要远离理性，远离充斥着各种物质的世界。当然，他努力追求的结果注定是虚妄。
一位名叫西莉亚的妓女爱上了莫菲，并且希望他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回到现实世界中，过一种普通而安稳的生活。可是，莫菲讨厌每天机械地工作，也讨厌身边人对理性的追求，最后，他在精神病院找到了一份做护工的工作。他觉得，精神病人在与世隔绝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因此他对病人的生存状态羡慕不已。
可是，当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属于精神病人的世界后，他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再次落空。后来，莫菲离开精神病院，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他将自己绑在摇椅上，在煤气爆炸中死去。莫菲一生都想要远离尘世的躁动，追求灵魂的安宁，但到了最终，他的同伴将他的骨灰却洒在了人声鼎沸的酒吧里。
虽然贝克特的小说通常被人们称为“反小说”，这部《莫菲》却是一部比较传统的小说，至少在形式上的确如此。但是，细致地研究就会发现，《莫菲》已经开始显露出实验小说的痕迹，完全可以作为贝克特创作实验小说的源头。
1940年，德国一举吞并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后，占领了法国。当时定居法国的贝克特参加了巴黎的地下反纳粹组织，而后受到了法西斯的逮捕。无奈之下，他隐居到乡下，成为农业工人。二战结束后，他在爱尔兰的红十字会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1945年底，他重新返回巴黎，开始专职的文学创作。因为早年的求学和战争经历，让贝克特在作品中体现出更多对人类存在状态和未来命运的思考。
1951年到1953年，贝克特创作了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名的人》，从此奠定了他一流小说家的地位。贝克特在这三部小说中创造了小说创作的巅峰，并由此形成他反对传统、缺少情节、没有段落划分、没有标点符号的实验小说风格。
这三部小说的主题和《莫菲》有些相似，在形式上则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从《莫洛伊》开始，贝克特放弃了英语写作而改用法语，这意味着他决定告别过去的写作风格，摆脱英语语境的束缚，开始一种新的写作手法。另外，由于受到象征主义和意识流技法的影响，贝克特将小说中的故事和情节彻底淡化，甚至人物的形体也变成了一种象征的符号。
《莫洛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莫洛伊，一个腿脚不便又失去大部分记忆的中年人，被困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不停地写作。他的任务就是把寻找母亲的漫长旅程写下来。不过，贝克特并没有交代莫洛伊的来历、身世和职业，他为何要寻找母亲，为什么要把寻找母亲的过程写下来也无从得知。到了第二部分，主人公则变成了一个警察。他好像是莫洛伊的父亲，在寻找着自己的孩子，又像是莫洛伊的另一个分身，是莫洛伊从精神上分裂出来的人。
在小说中，贝克特用独特的形式、语言呈现出他的精神旅程。缺乏鲜明人物和情节的叙述让人产生了失落感和荒诞感，就像这个世界让人们失去个性、失去自我，陷入精神上的迷失一样。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创新和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让贝克特成为法国新小说派的先驱。不过，由于贝克特在小说语言和结构上走得过于极端，以至于多数作品成为一种私人写作，令评论家很难解读。进入20世纪50年代，贝克特放弃了在小说上的实验，开始进行戏剧创作。
1952年，贝克特创作了他的荒诞戏剧代表作《等待戈多》。第二年，《等待戈多》在巴黎首演，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议。随后，剧作在伦敦上演，《等待戈多》的实验精神备受观众的嘲讽，英国的评论家甚至群起而攻之。1956年，《等待戈多》在纽约的百老汇上演时，更是被美国的评论家们讽刺为“来路不明的戏剧”。直到二十年后，这部表现生命荒谬的剧作才渐渐得到赏识，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剧本之一。
1956年后，贝克特又相继创作了《剧终》、《哑剧1》、《哑剧2》，基本延续了《等待戈多》奠定的荒诞风格。由于贝克特的哲学思想深受乔伊斯和萨特的影响，他的荒诞戏剧创作则变成了意识流和存在主义在戏剧舞台上的延伸。
1969年，由于“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贝克特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谈道：“贝克特世界观的关键在于两种悲观的不同，一种是轻易的，不在乎思考一切的悲观，另一种是在无法设防的悲惨境遇下、痛苦地面对现实而来的悲观。前者的悲观在于凡事皆没有价值因而有其极限，后者试图自相反的观念去解释，因为没有价值的东西绝不能再降低它的价值。”
对于如此的肯定，贝克特似乎并没有感到兴奋。多年来，他始终朴实无华地进行创作，不希冀获得任何的名声，也不期待获得盛大的褒奖。当排山倒海的声誉涌向他的时候，他甚至有些恼怒，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去你的，名声。”在他看来，名声不过是一种负担。
和小说或者戏剧中生活空虚、荒诞无趣、逃避现实的主人公相比，贝克特的内心显得敏感而柔弱。他一生都在期望做一个纯粹的人，进行纯粹的创作，其他都无关紧要。1989年，贝克特在一家简陋的养老院中去世。他的出版商简直不敢相信，诺贝尔奖的获奖者竟然居住在如此粗鄙的地方。反过来看，对于一个醉心于精神世界、对外界无欲无求的老人来说，这样似乎已经足够。
作品赏析
等待戈多
《等待戈多》是一出两幕剧。故事的背景设置在荒野的路旁，路旁只有一颗枯树。两个衣衫褴褛、浑身发臭的老朋友爱斯特拉冈（又称戈戈）和弗拉季米尔（又称狄狄）在路旁相遇，他们在等一个叫做戈多的人。虽然他们知道要等待戈多的到来，可是戈多是谁、他们相约何时见面，根本没人知道。但他们仍然苦苦地等待着。
在戈多没来之前，戈戈和狄狄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甚至在没话找话。他们一会儿谈到忏悔，一会儿谈到应该到死海去度蜜月，一会儿又谈到《福音书》里救世主和贼的故事。除此之外，他们还做了很多无聊的动作：狄狄脱下帽子，往里边看了看，伸手进去摸，然后把帽子抖了抖，吹了吹，重新戴上；戈戈脱掉靴子往里边瞧，又伸手进去摸。
这时，主仆波卓和幸运儿上场。仆人幸运儿拿着行李，对他的主人唯命是从。在戈戈和狄狄面前，波卓开始摆出主人的架势，对仆人幸运儿颐指气使。在皮鞭的抽打下，幸运儿一直在为主人奔忙。波卓命令幸运儿跳舞，幸运儿就要跳舞；命令他思想，幸运儿就要思想。可是，当幸运儿讲出他思想的内容时，他的演讲却像玛雅文一样难以理解。
随后，波卓带着幸运儿下场，一位男孩上场。他自称是戈多的信使，告诉戈戈和狄狄说，戈多今晚不来了，明晚才能来。第一幕结束。
第二幕，地点没变，时间换成了第二天，场景的变化只是那棵树上长出了四五片叶子。戈戈和狄狄依旧在一棵枯树旁等待戈多。他们无聊地没话找话，开始谈昨天发生的事。这时，波卓主仆再次出场。波卓已经变成了瞎子，而幸运儿则成了哑巴，已经气息奄奄了。他们一上来就摔倒在地，戈戈和狄狄也先后倒地。
四个人在地上爬来爬去，胡言乱语。随后，波卓主仆俩下场，戈多的信使上场。他再次对戈戈和狄狄宣布，戈多今晚不来了，明晚准来。等不来戈多，绝望的戈戈和狄狄想要上吊。于是，他们将裤带系到枯树上，一个人拉着另外一个人的腿上吊。结果裤带断了，谁都没死成。他们决定明天再上吊吧，如果戈多来了，他们也就得救了。随后，他们找地方过夜。全剧完。
在这部没有情节、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乱无头绪的对话和夸张的动作表演的戏剧中，充满了肮脏和丑陋与荒凉、凄惨的绝望气氛。戈多作为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到最后也没有出场。观众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何而来，为何不来，甚至有人怀疑戈多根本就不存在。留给观众的只有两个主角的失望神色和令人窒息的悲哀处境。
“戈多”作为一个代名词始终给人朦胧飘忽的感觉，像是梦魇中的海市蜃楼。他似乎肯定会来，又老是不来。在漫长的等待中，戈戈和狄狄所处的环境如此恶劣，想活命却连骨头也吃不到，想死连上吊用的裤带也断掉。自身处境给了他们一重重的打击和失落，但他们还是在执着地希望着、憧憬着，无论戈多会不会来，他们还在向往明天。
人们不禁要问，戈多究竟是谁呢？有人说，戈多（Godort）就是上帝（God）；有人说，戈多象征“死亡”；有人说，剧中的波卓就是戈多；也有人说，戈多是巴尔扎克剧作《自命不凡的人》里一个在剧中从不出现的人物“戈杜”（Godeau）……评论界猜测不到时，有人找到了作者贝克特，结果贝克特两手一摊，苦笑着说：“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
不管是贝克特不愿说破真相，还是他真的不知道，当我们像剧中人一样怀着迫切的心情耐心等待又屡次收获失落时，思维的重点已经从“戈多”变成了“等待”本身。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戈戈和狄狄一般，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但是，戈多让他们对未来有期待，让他们愿意通过可笑的语言和动作打发掉当下的时间，期待明天的到来。于是，戈多变成了希望和憧憬，变成了不幸的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呼唤和向往。
正是因为这样，两个等待的人即使怀疑这种坚持的意义，并且心生动摇，他们也不愿意放弃最后的渺小希望，愿意等待明天的到来。剧中戈戈和狄狄不断重复了这样的对话：
爱斯特拉冈：算了，我们走吧！
弗拉季米尔：我们不能。
爱斯特拉冈：为什么不能？
弗拉季米尔：我们在等待戈多。
爱斯特拉冈：唉！
回到《等待戈多》创作的背景，或许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戈多”的真面目。《等待戈多》出版于1953年，此时战争的记忆依旧在人们的心中萦绕。作为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贝克特，对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经济萧条造成的社会混乱、战后贫富差距的加大深有感触。在精神层面，上帝不复存在，传承千年的信仰彻底垮塌，世界的未来捉摸不定，像机械一样生活的人们每日心神不安。
精神空虚的人们对传统不再虔诚地信仰，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又心存否定，于是，当精神上的空虚变成了文学艺术，就形成了没有意义、没有主题、荒诞可笑的表现形式。《等待戈多》则成为其中特点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作品。
贝克特认为：“只有那些没有情节、没大动作的艺术才算得上纯正的艺术。”社会是毫无意义的，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荒诞不经的，人与人之间根本无法沟通，那么，作为沟通思想感情工具的语言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理性的、逻辑清楚的语言只能掩饰世界的本质，妨碍人们对世界本质的认识。
1953年，《等待戈多》轰动法国，在巴黎连演三百场。这样一出没有情节，没有戏剧冲突，没有人物形象，只有乱无头绪的对话和荒诞表演的戏剧，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呢？或许就是因为贝克特的荒诞艺术照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让观者在内心中产生了共鸣。既然社会的灾难让人格丧失、个性毁灭，生存和生命本身已经黯然失色，艺术创作的内容自然不具备任何意义了。
《等待戈多》就在这样一个没有开端、没有背景交代也没有结局的框架里展开。剧中人的背景、性格、做事动机无从得知，无聊的对话和夸张的动作让故事显得更加支离破碎。当人物形象变成了符号和象征，人的思想失去了自由意志，语言也是一样。
除此之外，不断循环的方式让剧作的荒诞感更加强烈。《等待戈多》不仅在希望的幻灭上循环，而且时间、地点、布景和内容都在无休止地循环。贝克特将两个等待的人置于同样的黄昏、同样空空荡荡的野外、同样冗长无聊的对话和同一个令人绝望的口信，目的就是表现人们处境的单调、刻板和生活煎熬的无穷无尽。
总之，在《等待戈多》中，传统戏剧中的一切都被贝克特抛弃，取而代之的是非理性的结构、非逻辑的语言、滑稽的舞台形象和扭曲个性的人物。对传统的解构既是经历过战争灾难的观众对人生和信仰的思考，同时也是贝克特关注最多，研究最深入的一个命题。因此，当研究者从《等待戈多》中窥探到人生的痛苦和荒诞时，《等待戈多》也成为了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