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姥姥目不识丁，却格外敬慕念书人。
当年村里有个“文化人”，从外乡移来，可谓瞎子国里，独眼称王。这人戴黑边眼镜，镜片厚得发出一圈圈的光，说是念书伤了眼。他说起话来文诌诌的，看样子满腹经纶，喝醉时，就大讲“桃园三结义”，很不合群。村里人背后都叫他“大瞎”，笑他分不清草与苗，常把苗给铲了。他教自家孩子背书很认真，不会背便打手板。
姥姥从不随声附和，说别看他眼瞎，“心可不瞎”，不准我们背后叫他“大瞎”。她甚至打算，让我们跟他家孩子一块，学念《百家姓》，书都买了，说私下交点“学费”。因村里传出要成立小学的消息，她才压下了这个念头。
离我们不远的小西村，有好几个念过书的，姥姥认识念书最多的刘先生，说上级来“文件”，村长毕恭毕敬找他念。姥姥也时常拿着女儿的信，求刘先生又念又写回信。我每次都跟着她去，记忆中刘先生非常和善，少言语，还文质彬彬的，大约中年，写信念信时才戴眼镜。
去刘先生家来回的路上，姥姥多次跟我感叹，自己是个“残废人”。一次我问她“哪残废了”，她很沉重地说：
“有眼不认字，就是睁眼瞎。眼睛‘瞎’了，还不是‘残废’吗！就像有件东西放在你眼前，你说什么也看不见找不到一样。我手里这封信，邮递员不说是给我的，我在路上遇见也不会捡回来。”
“这么说，我也是‘残废人’了。”按她说的道理，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你这么小，只要上学念书，就不会的。”她很不情愿说出什么“睁眼瞎”和“残废”的话，这种负能量的话，听得人晦气。
沉默许久，她一再重复地说下面这席话：
“你可得念书呀！识文断字的人，心明眼亮，知道天下，才有出息。”
她摸着我的头，又疑虑地揣测：咱村上的小学，也不知什么时候能成立，照实说土改工作队是说一不二的。可见她对创立小学有强烈的期待。
有时她津津乐道，上百口的大户人家谭小孔，自家办学堂，要求家中适龄孩子都必须上学堂念书，不分男女，谁能考出去，家里都供，真有考入省城“念大书”的。还说我已故的奶奶就是谭家的姑娘，我父亲很小时，奶奶就教她背书认字。
镇上的牟寡妇，是她的老相识，她很羡慕牟寡妇收养的一男一女上学了，都比我大三四岁，其中的那个女孩，就是带子的亲姐姐。只是很多年后，她才告诉我们这个秘密。
姥姥跟我们说起念书传闻，总是兴致勃勃的。但有时也很沮丧，传些不如意的，说村里村外人丁兴旺人家，把家中长子送到镇上亲戚家住，在城里小学念书，可惜只念两年，就辍学回乡干活，认为庄稼人识眼前字就足够了，这样的家长，她认为是“大近视眼”。
有时她感喟，若是你舅舅在，看信写信就不用求人了。他十四岁时，在大北岗村念了两年私塾。咱家梳妆匣子里那几本线装书，就是他念过的。他念书用功，不让人操心，中途不念难过得悄悄掉泪。说完这些，她常陷入许久的回味中，最后遗憾地说：若是现在，我说什么也得让他念下去。想想看，那时她独自带三个儿女过日子，家中一贫如洗，还毅然送儿子去外村念书，谈何容易。放假回来，他做姐姐妹妹的“小先生”，她的两个女儿认点字，就是这么学来的。
姥姥的念书梦，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受生活环境的启迪，她骨子里注入了对念书的渴望，在自己不可弥补的遗憾中，心中早已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寄托在后人身上，盼望能开花结果。
她年过八旬后，常卧病在炕，但还过问重孙子上学念书的事，批评大人由着孩子的性，缺乏严格管教。
我们常安慰她不用操心，今后不会有文盲了，已普及小学教育。可她却忧虑地说：
“水涨船高，念书条件好，念的人也多了，但都念得半途而废，不是又出一群‘近视眼’吗！不往远看，只看眼前几个大字，这就是‘新文盲’。”
她虽不懂社会发展需要人才的大道理，但凭直觉仍高识远度。为此，她常很惋惜：
“十多年过去了，村里还没有第二个人上大学。”
她对“念大书”仍看得很重，由此我们好奇地问她，甚至完全预知她会回答什么：
“你都八十多岁了，还想着念大书的事，这一定是让你想起来最高兴的事啦？”
“那当然！奋斗了一辈子，尽种出些‘瞎苗’，总算还有一棵成了。咱家里出了个上大学的，不是祖坟冒青烟吗，谁不高兴！打开陈家大院的家谱看看，都是些‘近视眼’，可他们扔的这棵苗，在咱这长成了。”
说这话时，姥姥眉宇间充满了自豪的神情，上翘的嘴角久久地不收回去，享受回味的甘甜。
“那你一生最懊恼的事是什么？”我们在追问中似乎推断出可能的答案，但还是认为她年近黄昏，一生多难，命蹇时乖，对生命有更深的感悟，不会还在乎念书的事，但她脱口而出的竟是：
“恨自己是个‘睁眼瞎’。”
出乎我们所料，她对自己不认字还耿耿于怀，并且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地表示：
“下辈子穷得砸锅卖铁，我也要去念书。”
其实，我们就是她眼前的“下辈子”。
2
天时地利，土改工作队来了不久，就张罗在村里办小学。姥姥把这看作是天大的喜事，很郑重地告知我们：
“这回真的能上学念书啦，你俩赶上点了！跟城里孩子比，你们已经晚点，这回不能错过。”
生活在落后农村的小孩子，没有那种小孩子必上学的环境氛围；也没有与自己身边小朋友都上学的攀比心。尤其是女孩子，可以说在自己生活的范围中，还没见过一个识文断字的女人，所以我们没有强烈的念书愿望，只是听大人的安排。之后，她认认真真地为我们上学作准备。特去买白粗布求人做书包，长方形，手提式的，不能背挎。至今我都没见小学生提那样的书包，那是“姥姥式”的手提口袋书包。
我的书包正面绣着“礼义孝悌”。
带子的书包正面绣着“恭宽信敏”。
每个字，都有豆腐块大，十分醒目。这字，是她特意去求刘先生用毛笔写在软纸上，再用过殿纸像描花样子一样，印在做书包的布上，找村里的巧手姑娘，绣上黑丝线，书包的另一面还绣朵小花和蝴蝶。当时只觉这图案好玩，现在才体味出它既乡土又有童趣，据说是姥姥要求人家这么绣的。
她说自己也不知书包上的字念什么，刘先生只是告诉她，这字是圣人书上的，意思是教我们“好好做人做事”，上学后慢慢就认识了。其实，我们念到二年级，才认全了这几个字的发音，仍不全懂字的意思，也不知圣人是谁，若干年后才知道这八个字出自《论语》。
她还去镇上买了几张道林纸，让我们自己裁开订本子。舅舅当年用的毛笔、砚盘和墨块也都翻出来，还买了一打铅笔。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过正月十五，就通知到学校去报名。我们还没去，工作组就挨家挨户地“劝学”，作动员工作，宣传免费入学，免费发书，不限年龄，愿意读书的都可入学。
工作组到姥家时，她把装着笔纸的书包拿出来说：“我们都等急了。”他们十分吃惊地说：“你老人家太开明了，东西村我们走了一天多，只遇上这一份，足以证明，办学校是老百姓的愿望。”
报名登记时，她请工作组给我俩起个学名，他们看着书包上的字想了想，说书包上的“孝”字和“敏”字都很有意义。听了他们对这两个字的解释，她把我俩叫到跟前，指着书包上的字说：你们的名，就在书包上绣着。还让工作组的人，告诉我们字的位置和发音。带子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可我不太喜欢“孝”字的读音。
最后她跟工作组开玩笑地要求：
“你们收不收我这把年纪的学生？入学真的不限年龄吗？”
“收！收！你能去，我们一定收！”工作组中那个年龄大点的，愣了一下，很快半认真地说。而她倒更认真地回应：
“人过三十，天过午。人到五十多，太阳都不留‘晴’，往回缩走下坡路了。我的两个孙女能赶上念书的点儿，我就知足了。”
工作组中那个学生模样的小青年，开始愣怔，听了她后面的话才转过神来，被她深深感动了，忙补充说“我们收”。她冲着小青年继续开玩笑：
“你替我种地，我真去念，我越老越做念书的梦。”
他们哈哈地笑着，可她却打着唉声，因为她既憧憬又无奈，既心痛又快活。
经过工作组动员，两村共有三十几个报名入学的，实际能上学的适龄孩子还很多。报名中最大的十八九岁，最小的八九岁。大的一开学就上二三年级，我和带子，还有三四个比我们小的，都上一年级。常和我们一块玩的小俊、大柱，还有“大瞎”家的孩子，都没来上学。
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一个班，就是现在说的“复式班”。桌椅是用长条木板搭在土坯上，好歹坯外用泥抹着，开始几天还牢靠，没过几天，就有人从“椅子”上摔下来了。教室特别冷，靠地中间的一个小铁炉子取暖，只能起望梅止渴的作用。值日生要自带柴草生炉子，学校备了煤。
这活，对于带子，真是轻车熟路，每到她值日，炉火都烧得很旺，但那也只能是望炉止冷。我们的手冻得红肿，两只脚不停地磕碰，还有猫咬的刺痛感。
老师是本村的，他曾去镇上念过两年书。上课时，他领全班念《庄稼经》，不写也不讲解，要求我们上课跟着他念，然后背诵，书里写的，就是农村一年四季的事，我一知半解地明白，带子和那些年龄大的全懂，而且背得又熟又快。有时还领我们念《百家姓》，同样要背诵。老师每次提问我时，带子都给我小声吹风，嫌我背得慢。
放学后，姥姥每天都问我们：作业写完了没有？我们齐声回答“完了——”，然后像唱歌似的背诵《庄稼经》或《百家姓》给她听。她一点没被我们的快乐感染，还是追问：“本子上写什么了？”我们拿着连名字都没有的本子给她看，她很纳闷地叨咕：
“你舅那时又写又背，还用毛笔写，不写要挨手板的，你们念书怎么不写呢！”
说心里话，我们都很高兴不写字。要知道，自由散慢惯了，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我们已感到很拘束，再让趴在桌子上写字，岂不是给我们上刑一样难受！我们只是不敢说而已，像现在这样念书、背书、唱书，我们觉得十分快活，欢畅的童年还保留在课堂里没有结束，真是优哉游哉！
3
开学一个多月了，姥姥似乎很失望，因为我们还不会写自己的姓，名字在书包上也没写过。天天背书唱书，书上的字有音有形，我们只知其音，并不在意其形，一旦这个字“搬了家”，还能准确识其形而读出其音吗！其实，我们是会背书的“文盲”。
于是，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她带我俩去刘先生家，说是约好的。土改后刘先生当了村长，很忙，她跟先生说我俩学习不得法，请麻烦“帮个小忙”。说着让我们拿出本子和铅笔，递到先生手中，冲我说：“说出自己的姓名，仔细看先生如何写。”对带子也如此。她请先生把着我们的手，按笔画教我们写，字写得很大。她很严厉地说：“就写一次，千万记住。”先生非常耐心，把着我们的手两次，三次，反复写，边写边说笔画，还告诉我们写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笔顺，他循循善诱地了然于口，可我们却不能了然于心和手。最后她说自己实在没办法，才来打扰先生。
仅用十几分钟，上了人生最伟大的一堂启蒙课，我一生都没忘，那个寒冷而阳光的早晨的巨大收获：这堂课伸张了儿童的心灵自由，敲开了真正念书的大门，通向了求知的码头，让我从此渴望出海远行，至今这美妙的记忆还潜滋奔流在血液中。
从先生家出来，刚走出村，姥姥便捡起路边的小树棍，让我们在地上画自己的名字。那真是“趁热打铁”，生怕我们忘了，她重复地叮嘱：“只有这一次，千万记住。”我们照着本子上的字，头顶早上的霞光，蹲在地上，畅快地在土路边上画着。带子牢记笔顺，把着我的手不知画了几遍。站起来往家走时，我们用手在空中还画，回到家趴在炕上继续画。第一次学写字，像描花一样，还没有描花样子自如，笔画歪歪扭扭，手拿不稳笔，笔也不听手指挥。画着画着，带子突然兴奋地去找《庄稼经》，翻来翻去停下了，指给我看：‘五月大旱，禾苗张嘴，要喝雨水’，这里就有‘张’字，这就是咱们的姓。但这书里找不到咱的名字，就书包上有。”
我们终于会写自己的姓名了，又试着写姥姥的姓和名。她娘家姓李，但要随丈夫姓张，女性名后面要加“氏”。从《庄稼经》里我们找到“桃李花开”的“李”，《百家姓》中开头一行也有“李”，可“氏”怎么写？我们想起家谱上女人名字下都有“氏”字，便央她翻出家谱，看到了很多个“氏”字。这样我们写了她的全名“张李氏”，字写得很大，我俩的名字也写上了，把它贴在炕头的墙上。她看着说：“会写字，才是学生。‘学’写字，才能‘生’长。只背书，不写字，是‘游戏’。”
显然，她对学校不教写字很不理解。所以，目不知书的张李氏“先生”，比“先生”还先生，从此开始，给我们布置“家庭作业”。她要求我们在自己本子上，写《庄稼经》上笔画少的字，每日最少写三个，会念会默写，让我俩互相考。从此，我们结束了鹦鹉学舌的学习“游戏”。在学校跟着老师念时，我们就留意字的笔画，找出笔画少的回家写“作业”，而且感觉这么做很有趣。带子反其道而行之，她没过几天，偏找笔画多的字写，理由是“笔画多的字胖乎乎的好看”，无奈我只好跟着写。
